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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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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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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杨海燕:重访达尔文  

2013-06-06 18:32:20|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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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杨海燕:重访达尔文

作者:杨海燕

http://hps.pku.edu.cn/2003/05/350

 

达尔文之前与之后的诗歌不相同了。完美和神秘的主题都不再纯粹。原初一个婴儿掀起母亲的衣衫,得到的是许诺过的温暖安全与永恒光辉;而如今它拉开母亲的皮肤,看到的是直陈的五脏六腑。即使最精湛的外科缝合手术也不能使人类经历中的这道记忆遁于无形。诗人就是这样遭遇进化论的──不是神的启示,而是“进化的事实”。波兰诗人辛波丝卡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颂词称她“以反讽的准确性,使历史与生物学的脉络闪亮于人类现实的碎片之中”。她在宗教框架中思考进化论,发现上帝存在与不存在都同样不可思议。这是1859年以来,承受“达尔文革命”激荡力量的一个典型心灵,随之一起动荡的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为何一种生物学理论引发了人类思想观念的革命? 在对科学历史的逐渐澄清中,科学的形象受到了重新审视。所谓“科学是在不断战胜谬论的过程中线性积累起来的真知灼见”已被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理论动摇了。科学从来就不独立于外界,它与其它文化领域的关系空前紧密;亦不存在科学家纯粹客观的桃花源。 达尔文早年受神学家佩利(William Paley)的自然神学影响颇深,引起了他对自然界中适应现象的关注,正是这种完美适应处处体现了上帝的仁慈与至善。然而在他形成“生物渐变”及“物种分支进化”概念的过程中,他逐渐抛弃了对超自然力量的援引,坚持为进化的机制寻找自然的解释。他如何得出了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很清楚当时对正确科学方法的期望,他在自传中认为自己是经验主义者,在客观事实的广泛搜集中归纳出了科学理论。这似乎很符合培根对归纳主义的比喻:辛勤采集积累而来的花粉最终酿成了甘醇的蜜汁。贝格尔号五年航行的考察及之后对人工育种的研究当然收获颇丰,但蜜蜂采蜜从来不是随机的,它接到同伴的信号,总是奔向同一蜜源,达尔文也一样,在搜集信息时,遵循大脑中假说的指引;在形成理论时,接受外界其他理论的启发。不仅是马尔萨斯的强调生存斗争的人口原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影响来自更广泛的领域。达尔文很博学,这似乎是所有伟大人物必备的素质。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得出了相似的理论,但有一大不同。他始终不愿意把人类归于自然序列,富于精神力量的人和其它生物不同,人只能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而达尔文坚持把唯物论贯彻到底:人同样是自然长期选择的产物,并未被上帝赋予目的和意义。达尔文很担心这种挥之不去的哲学气息将会招致敌对,这是他推迟发表自己理论的真正原因。直到他1858年收到了华莱士的论文,才促成了次年《物种起源》的问世,那时距他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已过去了二十年,如若不是华莱士得出了足够相似的观点,这种推迟还会延续。达尔文期待“随着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的理解力”,而不是一场革命,但并未如愿以偿。

 

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遗传学家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在《物种起源》问世百年的纪念活动中感叹:“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达尔文其时,生物学领域之外的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正在试图普及生物进步的观念,以支持他们“普遍进步”的世界图景。关于生物如何进步,他们并没有提供新的机制,借助“上帝的设计”作为理所当然的解释已构不成足够强度的刺激,于是进步发展的观念只潜藏在世人的思想背景之中,并未凸显出来,直到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机制。虽然他没有把进化自动等同于线性进步,但这种全新的排斥上帝力量的解释还是被借用了,它象猛然亮起的追光灯,思想背景随之豁然明朗起来。人们接受了普遍进步的观念,同时当然保留了上帝的手势,它直指伟大生存之链的顶端,人类端坐其上,那是进步的目的和意义。但追光灯永远照不亮自己,自然选择学说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却不得不退隐了。在科学界,情况也并不更好,生物学家总是热衷于发现其他的进化机制,直到20世纪40年代,现代遗传学才使自然选择论回归了主流。难怪赫胥黎(Julian S. Huxley)把这一阶段称为“达尔文主义的日食”。

 

如果达尔文只是使人们在旧体系中接受了普遍进步的概念,那么他没有完成这场革命。达尔文面对的不只是这种消极的接受,造就一场革命,更少不了反抗的一方。最持久的反对之声来自宗教领域。从《物种起源》甫一问世,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与“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那一场热热闹闹的攻讦,到现代进化论者和特创论者在立法及教育体系中的一系列争斗,都强化了科学与宗教兵戎相见的印象。但两者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往往不知何时就签订了秘密条约,而上帝像是秘密条约的牺牲品。中世纪基督教经过希腊化的上帝本是至尊,是不动的推动者。他不动手,甚至不屑于动脑,他只要“光辉普照”就结了。哥白尼使人类撤离了宇宙的中心,之后的科学革命把上帝变成了一位精于设计,谙得机巧的钟表匠。达尔文使人类不再是上帝的特选尤物,上帝似乎很忙,颁布了生命进化的基本法,就不再关心其实施细节和方向。这是更进一步的妥协。其实按照人们所理解的“适者生存”,如果有上帝的话,他已改任实验员,面对各色的化学试剂,怀揣苍白的物理定律,左试右试,然后撒向世间,由环境依据“适应”尺度来检验成功与否。只是这样的上帝已不值得信奉,实际上也从未被接受过。

 

我相信,如果一场争论发生了,那不仅是因为有不同,而且是根源于相同。只不过异在表,同在里。体制化的科学与宗教都在追寻变动中的不变规则,只不过它们得到了不同结果。上帝六天创世和自然长期进化的争论之结局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显而易见,但逐字逐句遵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毕竟不多,宗教也在“科学化”,现代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常常被用做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论据。双方精巧的修饰与微妙的妥协使得达尔文革命变成了一场持久战。

 

处于这场革命的进程中,人们更加无所适从了。科学为什么不能使人完全信服?是它仍在完善,还是因其固有的局限?为何人类始终摆脱不了对自然的超自然解释?柯林伍德说得好:“人不仅需要了解,更需要理解。”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知道蓝光的波长及散射原理,同时还要满足人类想融入这片蓝色的永恒欲望。但是再没有一种设想比人想用双手把自己搬离地面更荒谬的了。于是人不仅幻想骑鹅旅行,更发明了种种飞行器。可同样荒谬的是,凭借机器的伟力,人接近天空一步,天空就后退一步。那不仅是波伏瓦笔下的壮丽天涯,而且是人类所面对的亘古困境。可现在宗教还能给予人精神安慰吗?上帝还是那个在十字架上献身的“真”吗?他为何竟然与我们委派给他的职责不断妥协呢?人们对上帝谈论得越来越多,而理解得越来越少了!

 

达尔文革命比库恩范式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更为复杂,因为它直接关涉人类思维的困境。鲍勒(Peter J. Bowler)的《进化思想史》在更广阔的关于进化观念的历史探寻中,展示了这种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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