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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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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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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海燕:基因、人性与决定论  

2013-06-06 15:12:31|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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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海燕:基因、人性与决定论

作者:杨海燕

来源:科学时报书评周刊2003124

http://hps.pku.edu.cn/2004/07/1649

 

50年前,DNA的双螺旋结构被“解密”了。缘此,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于1962年和另一位科学家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克里克曾兴奋地说道:“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不过,现在看来,这句话这样表述似乎是更为合适的:我们远远望见了生命之神秘殿堂的大门。

 

50年间,尤其是近5年来,科学家们在这条入门之径上前进了不少。对于生命的遗传物质,我们知道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然而,关于什么是生命的本质,特别是与我们自身更为相关的人的本质,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有了精确的、公认的答案。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以及20006月所宣布的它的初步完成,使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窥见了人类的“构建图”的概貌;而同时,关于人在智识、心理、行为诸方面特征的由来及其影响因素,人们的观点还存在着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最醒目地存在于环境决定论者和遗传决定论者之间。针对同一类问题,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思路,从而给出了迥异的答案。这种冲突不仅透露出不同“学科范式”之间的不相容性,而且还隐含着研究者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分歧。这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索:有没有纯粹的科学事实?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

 

作为公众一份子,我们不能只是隔岸观火,抑或是扒开冲突的罅隙艰难地向外张望,一个更加积极的姿态是必要的。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呈指数增长的、浩如烟海的新数据和新知识又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要自主地进行判断和形成某种观点,我们在解读数据以及理解知识方面需要帮助,而这正是《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的作者所希望提供的。

 

书写人种自传

 

马特?里德利(全名为Matthew White Ridley)在成为一名编辑、专栏作者和科学作家之前,曾在牛津大学进行过动物学的研究,并且获得了此专业的博士学位,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轻易地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众所周知,人类基因组是由23对染色体组成的。就像撷取某个人类个体一生之中的典型篇章来书写传记一样,里德利在每对染色体上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基因,以它们为线索,为人类这个物种写作了一本自传。在一次关于《基因组》一书的访谈中,里德利说,将人类的基因组比作一本自传,是因为人们“可以追忆往昔,通过阅读知晓我们作为一个动物的过去,而且实际上还可以知晓我们的祖先的过去”。

《基因组》一书不仅溯及了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讨论了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关于“人是从动物界起源的”这一点,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给与了认可(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人中接受此观点的比例比美国的还要高,当然这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要是说我们现在“比大猩猩更像黑猩猩”,或是说“我们就是黑猩猩,这句话有98%的准确度”(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只有2%不同),皱眉头的人可就要大大增加了。人类与黑猩猩显然判若云泥嘛,这些人会这么说。里德利则强调人类与黑猩猩的区别大小与否要看是从谁的角度来说,比如从变形虫的角度,这两者就再相似不过了。如果“人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太过空泛,难以作答,那么比较我们与其它物种尤其是我们的近亲之间的异同是更为可行的办法。

 

里德利想要传达的另一个信息是:“基因的存在不是为了致病的”。长久以来,对基因的研究多是以基因失常所导致的疾病为切入点的,这造成了一种片面的定义方式,即用它们可能导致什么疾病来定义基因,这就像“用人体器官能得什么病来定义这些器官一样,有些荒唐”。里德利认为,这表明我们对基因的了解非常有限,而现在是要多多关注基因正常运作时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了。值得注意的是,正常运作的基因并非只具有一种形式,等位基因的多样性是基因组中的常态。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会使我们更加尊重人群中个体之间的差别。

 

超越古老争论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过的环境决定论者和遗传决定论者之争,这是一个古老争论,也是《基因组》一书试图化解的一对矛盾。人在智识、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是来自“本性”(nature)还是“教养”(nurture)?能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面对这些问题,极端的遗传决定论者认为我们完全是由遗传驱动的,基因的不同决定了人们之间的所有差异;而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坚持所谓的“人性”是一张白纸,来自父母的影响、或是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个体的智识、心理和行为。由于优生论和种族(或者针对任何特定人群的)歧视普遍受到谴责,遗传决定论者也背负了恶名,这就使得从遗传或基因的角度来分析人类上述特征的任何试图都充满了风险:《社会生物学》(此书也收入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这套“盗火者译丛”)的作者爱德华?威尔逊被当众浇上冷水;里德利也曾被指责为基因决定论者。实际上,任何不带偏见认真读过里德利著作的人都会明白:里德利试图挣脱这个古老争论的羁绊。在摒弃社会科学造出的种种“决定论”的同时,他也否定了简单的基因(遗传)决定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某个地方飘摇不定,只有少数人(通常是学者和政治家)选择了某一个极端。但是我们的观点依赖于“常识”,如果你要想看得更深入透彻一些,比如说看到基因组中去,那就去读《基因组》这本书吧。在这之前,提醒你先思考一些问题:

 

你是愿意让环境决定?还是让你的基因决定?

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将会更公平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对智力的影响是变大还是变小?

如果某种“不当”行为的操纵者是基因,我们是否会被减免责任?

…………

最后,本书的译者是一位一线的生物学家,同时从译者序中也可以看出她的人文思索,这两者的结合在同类译著中并不多见。不过,书中几个术语的翻译可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文中的“简化论”建议译为“还原论”;“‘机关枪’技术”在生物学文献中通常译为“霰弹法”或“鸟枪法”;如果王尔德的剧本之名译成《不可儿戏》、“Alexander Pope”译成“蒲柏”会更让人感觉亲切一些吧。

 

(《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6.00

 

来源:科学时报书评周刊2003124

 

作者:杨海燕

来源:科学时报书评周刊2003124

http://hps.pku.edu.cn/2004/07/1649

 

50年前,DNA的双螺旋结构被“解密”了。缘此,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于1962年和另一位科学家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克里克曾兴奋地说道:“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不过,现在看来,这句话这样表述似乎是更为合适的:我们远远望见了生命之神秘殿堂的大门。

 

50年间,尤其是近5年来,科学家们在这条入门之径上前进了不少。对于生命的遗传物质,我们知道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然而,关于什么是生命的本质,特别是与我们自身更为相关的人的本质,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有了精确的、公认的答案。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以及20006月所宣布的它的初步完成,使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窥见了人类的“构建图”的概貌;而同时,关于人在智识、心理、行为诸方面特征的由来及其影响因素,人们的观点还存在着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最醒目地存在于环境决定论者和遗传决定论者之间。针对同一类问题,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思路,从而给出了迥异的答案。这种冲突不仅透露出不同“学科范式”之间的不相容性,而且还隐含着研究者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分歧。这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索:有没有纯粹的科学事实?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

 

作为公众一份子,我们不能只是隔岸观火,抑或是扒开冲突的罅隙艰难地向外张望,一个更加积极的姿态是必要的。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呈指数增长的、浩如烟海的新数据和新知识又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要自主地进行判断和形成某种观点,我们在解读数据以及理解知识方面需要帮助,而这正是《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的作者所希望提供的。

 

书写人种自传

 

马特?里德利(全名为Matthew White Ridley)在成为一名编辑、专栏作者和科学作家之前,曾在牛津大学进行过动物学的研究,并且获得了此专业的博士学位,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轻易地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众所周知,人类基因组是由23对染色体组成的。就像撷取某个人类个体一生之中的典型篇章来书写传记一样,里德利在每对染色体上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基因,以它们为线索,为人类这个物种写作了一本自传。在一次关于《基因组》一书的访谈中,里德利说,将人类的基因组比作一本自传,是因为人们“可以追忆往昔,通过阅读知晓我们作为一个动物的过去,而且实际上还可以知晓我们的祖先的过去”。

《基因组》一书不仅溯及了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讨论了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关于“人是从动物界起源的”这一点,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给与了认可(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人中接受此观点的比例比美国的还要高,当然这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要是说我们现在“比大猩猩更像黑猩猩”,或是说“我们就是黑猩猩,这句话有98%的准确度”(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只有2%不同),皱眉头的人可就要大大增加了。人类与黑猩猩显然判若云泥嘛,这些人会这么说。里德利则强调人类与黑猩猩的区别大小与否要看是从谁的角度来说,比如从变形虫的角度,这两者就再相似不过了。如果“人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太过空泛,难以作答,那么比较我们与其它物种尤其是我们的近亲之间的异同是更为可行的办法。

 

里德利想要传达的另一个信息是:“基因的存在不是为了致病的”。长久以来,对基因的研究多是以基因失常所导致的疾病为切入点的,这造成了一种片面的定义方式,即用它们可能导致什么疾病来定义基因,这就像“用人体器官能得什么病来定义这些器官一样,有些荒唐”。里德利认为,这表明我们对基因的了解非常有限,而现在是要多多关注基因正常运作时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了。值得注意的是,正常运作的基因并非只具有一种形式,等位基因的多样性是基因组中的常态。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会使我们更加尊重人群中个体之间的差别。

 

超越古老争论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过的环境决定论者和遗传决定论者之争,这是一个古老争论,也是《基因组》一书试图化解的一对矛盾。人在智识、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是来自“本性”(nature)还是“教养”(nurture)?能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面对这些问题,极端的遗传决定论者认为我们完全是由遗传驱动的,基因的不同决定了人们之间的所有差异;而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坚持所谓的“人性”是一张白纸,来自父母的影响、或是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个体的智识、心理和行为。由于优生论和种族(或者针对任何特定人群的)歧视普遍受到谴责,遗传决定论者也背负了恶名,这就使得从遗传或基因的角度来分析人类上述特征的任何试图都充满了风险:《社会生物学》(此书也收入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这套“盗火者译丛”)的作者爱德华?威尔逊被当众浇上冷水;里德利也曾被指责为基因决定论者。实际上,任何不带偏见认真读过里德利著作的人都会明白:里德利试图挣脱这个古老争论的羁绊。在摒弃社会科学造出的种种“决定论”的同时,他也否定了简单的基因(遗传)决定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某个地方飘摇不定,只有少数人(通常是学者和政治家)选择了某一个极端。但是我们的观点依赖于“常识”,如果你要想看得更深入透彻一些,比如说看到基因组中去,那就去读《基因组》这本书吧。在这之前,提醒你先思考一些问题:

 

你是愿意让环境决定?还是让你的基因决定?

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将会更公平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对智力的影响是变大还是变小?

如果某种“不当”行为的操纵者是基因,我们是否会被减免责任?

…………

最后,本书的译者是一位一线的生物学家,同时从译者序中也可以看出她的人文思索,这两者的结合在同类译著中并不多见。不过,书中几个术语的翻译可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文中的“简化论”建议译为“还原论”;“‘机关枪’技术”在生物学文献中通常译为“霰弹法”或“鸟枪法”;如果王尔德的剧本之名译成《不可儿戏》、“Alexander Pope”译成“蒲柏”会更让人感觉亲切一些吧。

 

(《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6.00

 

来源:科学时报书评周刊20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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