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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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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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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六章 插曲:遗传领域的速写  

2013-06-12 07:57:51|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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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六章  插曲:遗传领域的速写

 

L.C.邓恩在《遗传学小史》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是经典遗传学“看风色”的十年。到三十年代初,遗传学的染色体基础业已确立,但机制仍属未知。当时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基因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遗传传递?什么是变异?什么是突变?在三十年代,这些问题的主要意义就已由细胞遗传学说明了。果蝇的大型涎腺染色体的发现(一九三三年),大大地促进了细胞学分析。现在,可以在两种最好的研究遗传学的生物——果蝇和玉米中,清楚地观察到和跟踪到它们的染色体了。由于遗传事件的物理基础已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染色体和染色体变异内部机制的研究,就为从形式遗传学的传统时期,到分子遗传学的新时期的转换铺平了道路。

 

  但基因并不是细胞学家唯一的、或者甚至是主要的目标和兴趣。因为你看到的毕竟不是基因,你看到的是染色体及其各部分。基因在当时是,在许多方面迄今依然是一个抽象的构成物。对细胞学家来说,染色体才是“真实的东西”,是他们的兴趣之所在。英国细胞学家C.D.达林顿在他一九三七年印行的经典教科书中(《细胞学的新进展》)一开头就提醒他的同事们,“我们通过基因型证明染色体所包含的‘一些东西’,但不能直接证明染色体本身。”甚至二十七年之后,当DNA早就证明为遗传物质因而是染色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时,达林顿阐明了一个很可能被分子遗传学家所忽视的观点。在第一次牛津染色体会议(一九六四年)的公开演讲中,他解释说:

 

    对我来说,这样一个顺序——分子-基因-染色体-群体是一个适应的级系——指的是一个与生命级系相对应的自然级系。在这一适应的级系发展时——正如在生殖周期中那样——第一个出来的往往是染色体,第二个出来的才是生物体。对同一事物,我们的观点和我们其它学科的同事的观点竟如此的不同!他们听到过染色体,但在描述它们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解剖学家以为染色体是非常小的、可能存在于所有的细胞里的棒状体,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很难看到它们,但他们相信其中包含了遗传因子。

 

    化学家更为肯定,他们认为染色体代表了一种化学结构和一种遗传密码,那是由化学家所发现的。结构和密码合起来,绘出了染色体的整个的自然系统:可从这些结构和密码,也可从其它方面推断出染色体。实验育种人员则从另一方面研究问题。通过观察整个生物体,他们能告诉我们染色体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他们,染色体是由他自己的实验鉴定和推断所得的一群基因,这使得他们能够预言整个植物和动物将会发生什么。数学遗传学家使这些观念公式化,他们把染色体及其结构基因看作是遵守重组和突变、相互作用和选择规律的机械的模型。他们知道怎样用数字术语来表示这些规律,并从中确定进化的规律,确定这些由生物体得出并应用于生物体的规律。最后,博物学家使我们回到解剖学家的观点上去,他们把染色体看作他们所熟悉的,属于整个生物体的一种特征…

 

    我们所有的同事孜孜以求的或者是分子结构,或者是生物体的外形,他们把各种各样的染色体理论(例如染色体的化学理论和遗传理论)都看作是必须研究的。他们发现染色体在于它的工作,或者看上去在于它的工作,而且顺利和正常——如此顺利和正常,以致于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能推断染色体的特征,他们无需再观察它们了。

 

    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同事们在这些假说基础上所获得的成功而欢呼。但他们是通过心灵的眼睛看染色体的。而我们,相信自己是通过显微镜看实际的染色体的,一定要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并指出:那常常不是我们的朋友所希望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看到的既不是化学密码,又不是染色体的连锁图,甚至不是包含基因的染色体。这就够了。

 

  达林顿的回顾,对于一个要想了解麦克林托克研究工作和思想的人特别有用,她的工作和思想是在整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代,遗传学还没有象最近那样对其它的生物学学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细胞学家、发生胚胎学家,或者博物学家,各自的观点都是独立的,他们对这场竞争部表示了强烈的兴趣。那时,进化的概念才刚刚开始进入遗传学的诸学科。

 

  如果说是达林顿,或者就这件事来说,是任何其他人对麦克林托克起了主要的影响,那也不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经常给予她一种特殊的教益,她思想方式的特点是兼收并蓄,或者,更确切他说,相对地并不信奉任何一个学派。我们已经看到,在二十年代未,她观察玉米的能力,她揉合遗传学家和细胞学家两方面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工作,这使得她是何等的富有成果。从三十年代初,她对核仁“组织者”区域的研究,使得她的研究工作中有了第三种思想。在这里,她强调了组织的概念,甚至使用了“组织者”的专用名词,但她认为,胚胎学对她产生的一些影响,直到那时也在起作用。在行将来到的年月中,她意识到胚胎学家(或发生生物学家)的兴趣和概念,将会证明甚至是一个更加丰富的思想来源。最后,在她在密苏里度过的数年间,你可以看到她和她的工作之间出现了某一些特点,那起因虽然是个人的,但却表达了对博物学家传统的强烈缅怀。

 

  在三十年代,她的兴趣就是异乎寻常的,到了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则情况尤甚。那时,孟德尔遗传学已日趋成功,大量的细胞学证据,改变了生物学家的思想方法。他们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和兴趣从作为整体的生物体,转移到个别基因的性质和行为上去,其他学科(如胚胎学)甚至不复为人们所注目。他们的工作,看来离遗传学越来越远了。当遗传学成功地进行了预言和解释之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兴趣和方法论就被作为生物科学的模式了。遗传学的兴起,是怎样影响了整个生物学的信念、目标和兴趣的?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知道的故事,然而,它的某些主要的特征人们已能识别了。

 

  概括他说来,遗传、发育和进化过去是,现在仍是二十世纪生物学的三大研究重点。但是,这三项重点之间的关系,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已戏剧性地改变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遗传和发育是同一门科学,任何不包括发育现象的遗传理论,例如,只集中研究遗传传递的机制的理论——看来对于学习遗传和学习发育的学生部完全不合适了。但自从染色体理论诞生以来,遗传学和发育学开始分道扬镳。当遗传学家越来越全神贯注于基因性质和代代相传的遗传机制时,发育生物学家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组织者”和从卵长成成熟生物体的因子上。说实在的,要使发育生物学家真正明确基因确与这些事情有关,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可能是细胞质的因子。因此,关于基因的精确性质,以及它是怎样工作的等细节,看来是“附带的和第二位”的事情。

 

  此外,新的遗传科学在把遗传学和发育胚胎学划分开来的时候暴露了一个基本的似是而非的说法——这个事实引起摩尔根本人的注意。一九一0年,他在皈依孟德尔理论的前夕写道:

 

   如果根据萨顿假设的前提(着重号是原有的)、孟德尔的特征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染色体的在与不在所决定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事实:一个动物的组织和器官与另一个既然这样的不同,它们怎么会包含同样的染色体组呢?

 

  其时,摩尔根实际上是一个胚胎学家,认为染色体理论难以接受而加以反对。一旦他改变了看法,他就不再注意发生学问题了。(二十四年后,他又回到了发生学上。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胚胎学和遗传学》一书里,他试图把两个领域结合起来。但综合的希望未免过早了些。当一个失望的读者向他提出问题时,据说他回答说:“我所做的就是书名所表明的。我讨论了胚胎学,以及我讨论了遗传学。”)

 

  在三十年代中期,遗传学和胚胎学无从建立友好关系。在各自领域里的研究人员,对另一个领域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即使不互相轻视的话,也对对方的研究课题不感兴趣。方法论和哲学的约束,把他们进一步分开了。基因的理论是典型机械论的,遗传学的方法论是内在数量性的,遗传学家为数字的力量吸引。相形之下,胚胎学却是一门比较质量性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全是形态和形式,因此不可避免地对个别生物体比遗传学更感兴趣。

 

  必须把这两个领域连在一起,这对任何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有的胚胎学家,担心遗传学家会侵入他们的领地。一九三七年,“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副主席耶鲁大学的罗斯. 哈里森退休时警告说:

 

    基因理论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生物学最引人注目的和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不管怎么样,胚胎学家比较关心整个生物体的较大的变化……而不是已知同基因活动联系起来的较少的质量。

 

    现在,普遍认为有必要将遗传学的数据同胚胎学联系起来。遗传学家的“漫游癖”使他们开始竭力主张纳入我们的方向。指出这一威胁性入侵的危险性,可能是非常及时的。

 

    由于基因理论的成功所获得的威望,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部引向基因组,并很快就可能成为理解发生的障碍。有鉴于细胞活动、分化,和事实上所有的发生的过程实际上都受细胞质影响……这些理论全部太片面了。

 

  如果胚胎学和遗传学看来是互相矛盾的,那么,遗传学和进化论也同样如此。实际上,遗传学和进化论在早期的关系,同胚胎学和遗传学的关系有些类似。对第一代的孟德尔主义者,自然选择的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去解释进化的变化看来已完全不合适了。直到三十年代,才有可能把遗传学和进化论成功地结合起来。关键在于,进化是与群体有关系的,因此研究进化的变化自然就集中于遗传特征在一个种群里的分布。基于这个认识,霍尔丹、费希尔和赖特(还有其他人)发展了群体遗传学的理论,那成为过去歧异的各个领域,如遗传学、生物统计学、古生物学和系统学进行总的综合的基础。

 

  遗传学家对达尔文理论的论争,原先集中在两个基本的问题上:其一是小范围进化的变化方向问题,其二是选择在新物种形成时所起的作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早就在遗传学领域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思想上解决了。对突变现象的研究,看来造成了一种信念,即认为由环境导致改变的(获得性状)遗传是多余的。比较简单的设想,就象新达尔文主义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基因的改变所引起的进化是随机的。那由自发突变所产生的自然选择作用的变异,明显地决定了进化改变的方向。新达尔文学派的这一立场遇到了许多的反对,甚至有人相信获得性状遗传的理论,这些情况,在少数的遗传学家中间持续了一些时候,并渗透到与孟德尔遗传学概念相距很远的那些领域。

 

  选择在新物种形成时所起作用的问题,通常是一个较难的问题。直到三十年代,仍有非常多的遗传学家根据个别生物体的微小改变继续对抗达尔文自然选择是进化动力的意见。他们认为必须用大(或巨大)突变来解释新物种的起源。看来由于群体遗传学的发展而使几乎所有遗留下来的怀疑归于平息。根据群体遗传学的观点,新物种是由处于地理隔离状态的原先的种群缓慢而又逐渐地积累突变而产生的。虽然,现在这一主张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挑战,但它还是提供了长期以来使生物学家苦恼的问题的答案,因而大部分遗传学家最终还是接受了达尔文理论。如厄恩斯特?迈尔最近所写的:

 

    新的综合是以全盘抵制获得性状遗传、强调渐进作为达尔文理论的中心原则、认识进化现象是种群现象,并再次肯定自然选择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为特点的。

 

  由于遗传学和进化论明显地和解,生物学家对两者的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信念。  这一综合的直接影响是遗传学的地盘和影响大大地扩大。但在科学上,正如其它领域一样,成功与正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随着遗传学继续不断地取得成功,“正确原则”的叙述也继续发展。经典遗传学的这一真正实质性的进步,促使人们确信,与这一新学科一致的一整套数学和哲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是什么恰当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的,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等概念是有影响的。反过来,这些特殊的方法论和哲学堡垒的牢固树立,又导致了特殊类型科学的进步。

 

  对这个相互影响的工作进行分析无疑是当代科学历史学家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众多的问题中,有一个是必须要问的:是什么个别科学倾向于信奉一套这样特殊的数学和哲学,去对抗或接受在一个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呢?答案当然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从纯粹科学的一直延伸到社会的和哲学的。如果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在方法论和哲学上保持独立往来对抗那日益增长的、在她自己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独立性当然同她特殊的“特异体质和个性”有某些关系。

 

  她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常常同她周围的人不同。对那些“自以为他们将解答基因组的人们”,她是真正的怀疑论者。对于她,基因是不可解答的——它“仅仅是一个记号”。

 

  “我们使用这一套记号,正象物理学家使用另一套记号一样。”因此,她对遗传学和进化论的新综合——群体遗传学甚至更为怀疑。她认为全部分析是基于“不适当的概念”之上的。群体遗传学“是处理记号所表示的实体的。这些记号在处理方式上是不够好的。”比较笼统他讲,她对遗传学家热中于数量分析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如此热中于使一切数字化”,以致经常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她自己的方法是“看到一个不同的(玉米)籽粒时,就设法使它能被人们理解。”她认为她的同事们在热中于“计数”时,经常太忽略了一个脱离常轨的籽粒。而且所有其它的这些差异是跟她早期和随后对胚胎学的兴趣相一致的。对大部分遗传学家来说,细胞遗传学的工作使得他们对遗传传递和变异的物理一化学方面的问题发生兴趣。这一研究重点也同时转移了对发育问题的注意力,并为分子遗传学铺平了道路。但对麦克林托克来说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她专心致志于细胞遗传学过程精确机制的研究,但由于对整个生物体的信念,她从不对发育的问题失去兴趣。她三十年代所发表的论文(她发表核仁组织者区域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例外)可能并没有直接表示这一兴趣,但是那兴趣对她在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激进的、系统的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在遗传学领域里,麦克林托克的兴趣也不完全孤立。其他的遗传学家也对胚胎学有兴趣,即使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并不应用它也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在口头上批评了在现代遗传学中还原论者的思潮。麦克林托克一点也不是她领域内最严厉的批评者。几乎可以肯定,那荣誉属于理查德?戈德施米特,那时最声名狼藉的持不同意见的遗传学家。由于他极端的非正统,戈德施米特在正确评价当时的正统派时就占了上风。他对麦克林托克也起了陪衬的作用。这两人有许多兴趣是共同的,包括对胚胎学的尊敬和对流行教条的怀疑。但在风格上的重要不同使他们分开了。

 

  戈德施米特是一九三六到美国的,那一年麦克林托克去密苏里。希特勒正在台上。戈德施米特认为必须离开他在柏林威廉大帝工学院的职位。伯克利加州大学适时地为他提供了一个新家。多年以来,戈德施米特一直是一个对染色体和孟德尔遗传学不留情面的批评者。他在发生生理学和自然史的工作使他确信:基因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因子、“绳上的念珠”的概念,在科学上,同样在哲学上都是不充分的。在三十年代中期,牢固地确认了一个重要的、麻烦的新现象——果蝇的“位置效应”(艾尔弗雷德?斯特蒂文特创造的一个专用名词)。一个特殊基因的表型表达(名为“棒眼”,因为它出现了形状如棒的眼)表明它取决于在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对戈德施米特来说,“位置效应”最终证明了绝对需要一种激进的、不同于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新解释。他一到美国就宣称:“基因的理论是——死了!”

 

  戈德施米特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较为动态的理论来代替那静止的经典的理论,这个理论摒弃了个别的基因作为分散单位的概念。相反,他提出染色体作为一个整体是遗传控制的动力。他争辩说,遗传的改变可能(或多或少地)与染色体的特殊“位点”有关,但它们是影响作为整体的染色体机能的部分重排的结果。他系统地阐述说,“大突变”——对生物体有很大影响的染色体重排——很容易看得出来,这就克服了在解释新物种起源概念上的困难。在同一设计思想中——这在以后是麦克林托克阐述机制时高度思维的前驱思想——戈德施米特同样也对发育问题作了解答。他推论说,导致不同的染色体片段在不同的时间里激活(或表达)的结构的改变能够控制发育。

 

  戈德施米特的美国同事们并不接受他的挑衅性的挑战,有些人只当他是一个“故意妨碍议案通过者。”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置于公开受非难的地位。由于对他的论点缺乏支持和观察,他终于受到全盘的抵制。说得最好,这些论点看来是“哲学性”的,说得最坏,它们是完全“错误的”。他的遗传理论引起了对经典基因概念一些较重要难题的注意,但由于缺乏实验事实的支持,它无法幸存下来。当时,通过观察已充分地证实了点突变和基因的独立单位的概念;在很多基本问题上,以戈德施米特的地位也稳不住脚了。今天,在另一方面,染色体重排的证据正不断地被发现,有关说明新物种起源的间断变异必要性的论点再次受到了注意。根据今天的认识,显然,戈德施米特的论点至少抛弃得太急促了。斯蒂芬?古尔德写道:“……(新达尔文主义者的)综合理论把戈德施米特漫画化了,把他搞成了他们的‘替罪羊’。”终戈德施米特之生,他一直是永不悔改的遗传学理论的批评者。他死于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旧世界的生物学家,他为他的事业作出了长期的、杰出的贡献,但他是一个被现代遗传学家社团所遗弃的人。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为我们提供了精巧得多的异端的观点。与戈德施米特不同,麦克林托克的工作处于细胞遗传学研究的主流上。她完全属于孟德尔遗传学时代,他在建设孟德尔理论的染色体基础上有重要的建树。然而她和戈德施米特有许多兴趣和保留意见是相同的。她钦佩他的批评能力,她对同事们的某些设想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进化问题上。

 

  在气质上,两人想必完全不同。戈德施米特轻浮,而她含蓄;他是狂妄的,她是谨慎的;他的许多理论是基于不充分的证明之上的,相反,麦克林托克则要求通过实验得到证据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她的论文的特点是小心的阐述,而有关观察的证据却坚持了新生物学的最高标准。(事实上,马库斯.罗兹评论说他把她的论文作为明晰精确的科学教材使用。)由于这些原因,麦克林托克就不那样容易受到象戈德施米特那样的批评。她用他提出的新遗传学理论严格地批评自己——“它们是由无知制造出来的”——但她认为关于进化方面他还是对的。她敬重他的勇气和能力,他证明了别人所看不到的或乐意忽视的问题。

 

  尽管麦克林托克本人具有对正统观念进行抨击和批评的倾向,她在这期间充分地得到了遗传团体给她的好处,避免了使戈德施米特陷入其中的那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她只是私下进行批评,只对她接近的朋友说起那些事。她的不落陈套更多地表现在她工作的风格和重点上而不表现在直接的理论性的争论上。

 

  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特殊的科学风格已被很好地确立了。她应付自如。那独有的特征是性格上的两极:这是从两种相反的倾向中辩证地导出的。读者可能记得起在前面的章节里,摩尔根把她的工作特征刻划成“高度特殊化的”。虽然很少有人会认为摩尔根所描述的玉米遗传细胞学的范畴比果蝇遗传细胞学更为狭窄,麦克林托克科学兴趣的那一面,可能很容易地使他会这样进行描述:她注意的重心是最最微小的东西,她搜寻每一条可见的染色体改变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她的一丝不苟和严谨,再加上第一流的技术——所有这些可能使人认为她研究的重点是狭窄的。事实上,她坚持进行探索的不是别的,而是对整个生物体的了解。

 

  “了解”一词和她所赋予的特别含义是:它成了她整个科学研究的奠基石。对于她,最微小的细节也提供了较大的整体的钥匙。她的信念是越集中注意力,她就越注意某一棵植物、某一颗籽粒和某一条染色体的完整的特征,她对玉米植物作为一个组织化的整体的普遍原理就了解得越多,她“对生物体就越是钟情”。

 

  她所讲的、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了解”的意义的故事使人回想起可能被称为“博物学家”的传统——这一传统在生物学方面极大部分早已被实验传统所代替,可是那踪迹在三十年代中期依然存在。麦克林托克能够合并、综合这些不然要完全通过实验才能成立的踪迹。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在真空中发展,但是要找出任何认为是与她的思想基础直接有关的智力上的影响却是困难的。倒不如说,看来她通过自己个人奋斗的道路完成了这一综合。与其说她受外界力量的支配,还不如说她受内在力量的支配。她的故事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点。

 

  例如,她讲到在她早年在密苏里的时候的一次经历,她在考虑如何对环形染色体进行描绘。“大部分时间环形染色体进行半保留复制,但偶然通过姊妹线交换产生了比一般的大一倍的环,它有两个着丝粒。”她说,“在后期(那两个着丝粒)开始走向相对的两极,但(由于)它的环是一般的两倍,它断裂了,在不同的地方断裂,断裂端愈合形成与旧环不同的新环。如果这些环比较小的话,它们常常会丢失而不形成细胞分裂的末期。在我所栽培的植物中间,我处理过各种各样的组合:可能有一个、两个或三个环。一个环可能小些,另外两个可能略大些。在这些植物里,环形染色体携带着显性基因。为了得到隐性表达,带基因的环就得流失。”

 

  在辨认染色体由内部结构改变而显示出来的外部特征方面,她变得如此的熟练,以致于只要看一看植物本身,就能知道以后在显微镜观察下所呈现的细胞核情况。“在检验染色体之前,我穿过田野。我对每棵植物作出猜测,它应该有哪一种环,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是小是大,哪些组合了?除了一次之外,我从来没有错过。当我检验这一棵植物时,心里难受极了。我跑步穿过玉米田。它错了,它没有象我笔记本表明的那样!我发现……记错了号码,我记的是旁边那棵植物的号码,而那一棵我还没有切开呢。接着什么事情都又对了。”

 

  她相信大脑的作用“好象一部计算机”,处理和合并数据,远比我们可能意识到的为复杂。找到了错误的原因之后——归档的错——她放心了。“那使我觉得满意,因为,这件事告诉我:只要计算机在工作,就会准确无误。”她意识到全部工作就是“注视这些隐性组织美丽的条纹”,她说,计算机是不休息的,“我从未错过一次。”对于她,这个故事的最重要之点是:必须对脑子的情况作这样的判断。“这是靠完全的自信、完全的了解才得以完成的。我了解每一棵植物。在未能知道我在综合什么,我了解了表型。”在这儿,了解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在使用一部计算机,它工作得非常迅速,非常准确。我不可能训练任何人那样干。”

 

  自从她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时候起,她总是自己做研究工作中最劳累的部分,不论是繁重的工作还是例行公事都不假手于人。在这方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时都和地一样。但大多数科学家一旦成名,就学会把越来越多的例行公事委托给别人去做。当然也有例外,如埃默森就是一个。他遵照哈里特?克顿顿的指示:“不要把任何事情当作例行公事”,以自己亲手做工作而引以为骄傲。至于麦克林托克,问题并不在于骄傲,她的精湛技巧在于她观察的能力,在于处理和解释她观察所得的能力。随着岁月的增长,把她任何一部分工作委托于人的可能越来越少,她发展的技巧连她自己也不能确定,更不用说传授给别人了。

 

  科学上洞察力的性质和任何其他方面一样,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几乎所有懂得培养洞察力的大科学家都懂得尊重它的神秘的作用。正是在这儿,它们的推理能力找到了本身的极限。在公然对抗合乎情理的解释时,创造性的洞察力激起了那些实践那种能力的人的敬畏。他们终于知道、相信而重视了它。

 

    “当你忽然看到了问题,有些事发生了,在你能化为文字语言前,你就有了答案。一切都下意识地完成了。对我,这已发生了多次,我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当真的。我是绝对肯定的,我不去说它,我不对任何人说它,我只是肯定这是它。”

 

  这种自信不是新的东西。她说了早年在康乃尔的一件事——这看来是越过任何的自觉意识的另一“了解”的事例:“一棵特殊的植物因一次易位而杂合了,就是说,一条染色体进行了易位,而同源的另一条染色体却是正常的。按照减数分裂的分离定律,它通常产生百分之五十缺陷性的花粉粒(从此不育),百分之五十正常的花粉粒。”那时有一位博士后生刚开始研究易位。他从这些植物检测花粉,希望它们或者是完整的(没有易位),或者是杂合的(百分之五十的花粉不育)。他跑来对我说,‘有的植物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不育,不是百分之五十不育。’他是在田里告诉我的,他被扰乱了。”麦克林托克也被扰乱了——扰乱得这样厉害,以致她离开了玉米田,走过洼地,口到实验室,在那儿坐了约半个小时,“就是想那件事,忽然之间我跳了起来,一直跑到田里。在田的高处(别人都在田的低处),我喊道,‘尤蕾加,我解决了它!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这百分之三十的不育是什么。’”当她走到洼地底,一群玉米遗传学家聚在她周围,她认识到不能通过她的洞察力来提出证据。“证明它,”他们说,“我坐下来,取出一个纸袋和一支铅笔,开始草草涂写,那是我从前在实验室里从未做过的。很快,一切都过去了,答案有了,我就跑开了。现在我可以一步一步地做出来了——那是一系列复杂的步骤——我就按照实际情况把它画出来。(那个博士后生)看了看材料、那恰恰跟我所说的一样,跟我画的图一样。好了,为什么我不在纸上画就可以知道呢?为什么我是那样的肯定以致我会那样激动,只是说,‘尤蕾加,我解决了它!’呢?”

 

那答案可能又一次是因为她熟悉每一棵植物,她不断地对它们进行研究,获得了全部的知识。一个同事有一次评论说她能够为她所研究的每一棵植物写“传记”。虽然她也考虑到这项工作在智力上的深度以及她对植物研究复杂性也有所了解,但她自信,只要小心谨慎,她能信任由一个直觉所产生的另一个直觉。在未来的岁月里,那自信心将成为巨大支持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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