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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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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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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里亚的生平  

2013-05-31 07:35:57|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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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里亚的生平

 

  简历

 

萨尔瓦多E?卢里亚,

1912 8 13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一个犹太中产阶段家庭。

1929年他开始在都灵大学学医,

1935年在那里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后转至罗马攻读物理及辐射生物学,并赴巴黎研究细菌及噬菌体。

1937年去罗马师从当时意大利的物理学新星费米(Fermi),希望通过生物物理学走向生物遗传学,结果却因微生物家瑞塔(Rita)而“结识”了噬菌体。

1938--1940年人巴黎镭研究所的研究员;

1940年德军攻陷巴黎,卢里亚逃亡美国,

1940--194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外科细菌学研究助理;

1943--1950年先后任印地安那大学细菌学讲师、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19431月,卢里亚前往布鲁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在一次著名的教师舞会上,他想到了如何证明细菌基因的突变。不久,他便与德尔布吕克合作发表了著名的“卢里亚-德尔布吕克波动试验”。这是信息学派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1945年卢里亚与Zella Hurwitz 结婚,他们有一个儿子,取名Daniel 是研究经济学的。他的妻子Zella Hurwitz Luria 为哲学博士,是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1950年被任委任为伊利诺伊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印地安那大学。

1959--1964年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微生物学教授;

1964年称为该学院的生物学塞奇威克讲座教授;

1963--1964年时曾再次在巴黎大学工作,这一次他在巴斯德研究所。

1965年在索尔克研究所作为客座教授从事生物学研究。

1970年,他被任命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生物系研究教授。卢里亚教授曾是范德比尔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古根海姆讲座教授;

1972年筹建并领导了该校的癌症研究中心;一直到1991年逝世。

 

 

他是下列杂志的编辑或编辑委员会成员:《细菌学、病毒学与实验细胞研究杂志》,《分子生物学、光化学及光生物学杂志》,《美国博物学家》,《国家科学院记事》,《遗传学评论年刊》。卢里亚教授是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生理学会、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美国微生物学会(1967--1968年任该会主席)、美国生物学化学家学会、普通微生物学学会、遗传学会、美国博物学家会、发育与生长研究学会、以及美国科学促进会、Sigma Xi、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员。

 

与德尔布吕克共同组建了“隆菌体小组”,该小组后来成为分子遗传学的主流学派。卢里亚具有物理学、生物学双重学术背景,他在遗传学方面取得三项重大成果《发现了细菌的自发突变.探明了DNAX射线伤害的修补机制,发现了DNA限制修饰现象);因此与德尔布吕克、赫西三人共拿了 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卢里亚发现细菌基因随机突变的具体过程

 

卢里亚(Salvador Edward Luria, 19121991, 美籍意大利裔遗传学家。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中学读书时成绩并不出色,尤其记不住各种动植物的名词及分类位置。中学毕业后,遵循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医学院作为进一步深造的专业。    

 

1935年,卢里亚得到医学博士学位,这时他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然而他却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当一名医生,因为对于临床实践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有一位学物理学的朋友,卢里亚深受其影响,萌发了要以物理学手段来研究生物学问题的愿望。他选择“辐射生物学”作为突破口,因为辐射是一种物理学技术。当时缪勒已经发现X射线可以诱导基因突变。卢里亚希望找到一种合适的生命体,可以对此现象作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他选择了噬菌体——一种专门感染细菌的病毒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卢里亚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辐射对噬菌体影响的研究。后来他又来到印第安那大学。正是在那儿,他完成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实验,这就是对于细菌自发变异的证实,卢里亚由此名震遐迩。卢里亚与他的同事一起开创了微生物遗传学,硕果累累。尤其在对噬菌体侵染过程本质的探索和噬菌体遗传学的研究方面,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科学道路。1969年,由于对噬菌体在细胞内增殖过程的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卢里亚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阿尔弗雷德?赫尔希一起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69年,当卢里亚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时,一位记者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的?”卢里亚停顿了几秒钟后回答说:“就在1932年,我从都灵搭乘火车到罗马的那个晚上。”确实,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因为卢里亚离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职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去向不明的坎坷道路,神秘的物理学在向他招手。不过在罗马的最后一年,卢里亚终于省悟到尽管自己对于物理学极有兴趣,但就物理学专业来说自己仍然是外行。值得庆幸的是,那些年与物理学家的接触使卢里亚受益匪浅,从中他学会了以物理学家的方式来深入思考,这比生物学家的思考方式更具分析能力,这就是卢里亚的优势。通过与物理学家的交往,卢里亚知道了缪勒及其有关X射线诱导突变的论文。卢里亚希望能对此做深入研究。于是,他选择了噬菌体——一种病毒作为研究对象。一滴约稀释了10亿倍的噬菌体液,可以在几小时内把一瓶细菌完全溶解掉!一只噬菌体攻击一只细菌之后,产生约100只病毒,这些病毒再攻击100只细菌,如此的指数复制相继感染,细菌很快就会全军覆没。卢里亚认为,噬菌体会复制,可能就是一种基因,正可以成为辐射研究的合适材料。于是,他拼命做实验,以至于负责清洗的工人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瓶子。当实验正处于艰苦的探索之际,墨索里尼政府上台,疯狂的反犹气氛笼罩着意大利。卢里亚意识到此时比实验更重要的是先要取得生存的权利。于是,他离开罗马来到巴黎。可巴黎的情况也不妙,最后卢里亚来到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找到了工作,继续从事辐射对噬菌体影响的研究。

 

1940年新年前夕,卢里亚在纽约与德尔布吕克会面,这是他们走向成功合作的开始。在对噬菌体的研究中,卢里亚观察到一个现象:如果将噬菌体去感染某种敏感细菌,第二天除了极少数的细菌外,其他细菌全都会被杀死并溶解掉;这些“大难不死”的细菌最终会长成一群一群的“菌落”,从这些菌落培养出来的细菌便永远不会再被那种噬菌体感染,而只会对另一种噬菌体有反应。卢里亚不由得想道:这些抗噬菌体的细菌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变化究竟是在噬菌体的诱导下产生的,还是只是一种基因的随机突变?前者是拉马克的观点,后者是达尔文的观点。不幸的是,当时的生物学家大多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因为细菌的变化实在太快,它几乎能适应任何一种苛刻的环境,以致人们无法将这种适应行为与高等生物的遗传进化现象联系起来,而后者通常是相当缓慢和极为保守的,这样细菌就成了拉马克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

 

此外,人们还认为细菌缺乏染色体和基因。一位英国物理化学家利用数学公式证明,细菌所有的变异都是针对环境改变而引起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它不同于高等生物的随机突变。卢里亚自嘲地说道,物理学家一旦把数学公式推到生物学家面前,生物学家就会望而生畏、甘拜下风,因为他们不懂这一切。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卢里亚曾与物理学家们相处过一阵子,从而能对数学的威慑性作用产生“免疫力”。然而,卢里亚却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认为抗噬菌体细菌的产生是由于基因突变而引起的。他列举了如下理由:首先,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基因的生物会是什么样子;其次,只要有基因就会有突变;第三,这少数细菌对噬菌体的抵抗性是如此稳定,看来只能由突变所导致;最后,他实在不懂物理学家的数学论证。

 

在科学领域中光有敏锐的直觉还远远不够,必须用实验来加以证实。卢里亚苦苦思索这个问题达几个月之久。一个偶然的场合,机会终于来临。那是19432月,卢里亚刚来到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恰逢一场教师舞会。一段音乐暂停时,他正好站在一部吃角子老虎机前,一位同事在给它喂铜板。这种吃角子机其实就是一种赌博的工具,你给它喂铜板,绝大多数不会中奖,有时会得些小奖,偶而会有大奖,但其概率极其稀少。这是一个随机事件,而且分布极不均匀。卢里亚不喜欢赌博,也不相信从中能获得什么好处。于是,他嘲笑那位同事必输无疑,可这位同事竟意外地拉出了一个大奖。他白了卢里亚一眼,自顾自地走开了,留下卢里亚一个人尴尬地立在那儿。

 

可是,卢里亚从中却得到了一个无价的启迪。他由此而意识到,细菌的突变机会也类似于这个中奖机会。两者都是随机的,并且是不均匀分布的。卢里亚这样推理:按照拉马克的理论,细菌对噬菌体的抗性如果是受噬菌体的存在这一诱导而产生的,那么当噬菌体不存在时,细菌中就不会出现这一性状;当噬菌体与细菌接触时,其中少数幸运的细菌就会产生这一性状。这些细菌在整个群落中的分布虽说是少量的,但肯定是均匀的,也就是说,不会有大奖产生。另一种情况,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细菌对噬菌体的抗性如果是通过基因突变自发产生的,那么即使在噬菌体还未与细菌接触时,这种突变就已客观存在了,只是我们无法检测到而已。

 

现在,假设我们在细菌繁殖到第5代时加入噬菌体,结果会如何呢?若一个细菌在第1代时就产生了突变,那当它繁殖到第5代时,就已长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菌落。当这个菌落接触到噬菌体时,它自然是具有抵抗力的,这就是一个大奖;以此类推,还可能会有一些小奖。小奖的产生是由于基因突变发生的时间较迟,还来不及长成一个大的群落。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抗性产生的时间不同。第一种情况是在接触噬菌体后抗性同时产生,所以其后代分布是均匀的;第二种情况抗性的产生是不同时的、随机的。突变出现得越早,菌落长得越大,表现为一个大奖;突变出现晚的菌落就是一些小奖。卢里亚再也无心留在舞会,匆匆回家。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实验室中依据原定思路做实验。结果相当漂亮,抗性菌落的出现确实是不均匀分布的,偶而会有“大奖”产生!表明细菌的突变也是随机的、自发的,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式,与环境的诱导无关。拉马克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破了,从此细菌成为遗传学舞台上的主角。

 

此小节内容摘录自《世界科技英才录—科学思想卷》

 

  德尔布吕克与噬菌体研究小组

 

以德尔布吕克为首的噬菌体研究小组是卢里亚发现细菌基因随机突变事实的重要环境,了解这个小组的工作对了解卢里亚是十分必需的。为此,给读者介绍一下这个小组的情况。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作者不详。

摘录如下:

 

  德尔布吕克与噬菌体研究小组 

 

噬菌体研究小组是由不同大学的科学家在一起或者分散地研究病毒细菌即噬菌体的非正式的组织,其核心人物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19061981)、卢里亚(Salvador Luria19121991)和赫尔希(Al Hershey1908-),他们于1969年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其杰出人物还包括因发现DNA螺旋结构而1962年获诺贝尔奖的沃森和1975年获奖的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1914-),其他成员还有核链式反应之父西拉德和原子科学家默里森(Phillip Morrison)等。

 

德尔布吕克早期的兴趣是天文学,当意识到德国天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衰败后,便转向了量子力学。1931年的夏天德尔布吕克来到哥本哈根,在玻尔的指导下学习。后来噬菌体小组的开放、批评的学术风气也得益于此。他也曾同迈特纳一起工作,但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科学气氛使他无法忍受,1937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而到了美国,1938年迈特纳等人就发现了核裂变现象。

 

德尔布吕克对生物学的兴趣也是受到了玻尔的影响。他认为物理学的互补原理可能与生物学有类似性,沿着这条道路研究会有新的收获。特别是19388月玻尔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生命过程是物理和化学过程的互补的观点,直接使德尔布吕克的兴趣由物理学转向了生物学。

 

1937年他曾希望到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的实验室谋求职位,研究果蝇。但到达帕萨迪纳后,他遇到了艾里斯(Emory Ellis),艾里斯把噬菌体介绍给了德尔布吕克。德尔布吕克深厚的物理学背景知识使自己马上认识到了噬菌体的重要性:噬菌体对生物学就相当于氢原子对物理学一样。

 

1940年德尔布吕克在范德比尔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1941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德尔布吕克遇到了卢里亚。出生于意大利的卢里亚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对物理学感兴趣。两人在噬菌体这个话题上产生了共同的兴趣,来到了位于纽约的内外科医学院卢里亚的实验室,进行了两天的实验,奠定了他们后来十多年合作的基础。1941年夏天, 德尔布吕克计划参加在冷泉港举行的年度学术会议,邀请卢里亚前往,以便在会后的时间继续实验,卢里亚接受了邀请。噬菌体小组就正式诞生了。1943年,德尔布吕克邀请在华盛顿大学进行噬菌体研究的赫尔希到范德比尔大学共同做一些实验,这样噬菌体小组的3个核心人物真正走到了一起。

 

德尔布吕克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和才华横溢的、由物理学转向生物学研究的德籍科学家。首先是德尔布吕克把噬菌体的研究从含糊的经验知识变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他分析和规定了精确测定生物效应的条件,与卢里亚一起精心设计出定量的方法,并且确立了统计求值的标准。有了这些,才有可能在后来展开深入的研究。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的长处或许主要在于理论分析,赫尔希则突出地表现出是一位非常熟练的实验家,他们三位在这些方面也是很好的补充。

 

克兰在《无形学院》中,认为噬菌体研究小组的许多特征和在法国活跃了30年、数学上著名的布尔巴基学派有相似之处。例如,在研究领域中提出激进的新方法;小组成员对彼此的著作持强烈的批判态度;道德高尚;有清楚的研究风格;有几个声誉极高的领袖人物,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对小组的献身精神;小组内威信较低的成员是流动的;容易吸收新成员;小组中很多成员是分散的,小组的活动集中在他们的领袖人所在的一个或两个研究机构。

 

德尔布吕克是一位物理学家,卢里亚是一位内科医生,赫尔希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他们三个人互相配合,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他们各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因此能够对一些根本问题展开真正的“集中攻击”,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但又保持密切的联系。起初,他们形成自己的学派,他们所创造的富有启发性的学术气氛吸引了一些来自不同领域、有着许多不同观点的有才华的科学家。在他们的指导下,事业以爆炸性的速度向前发展。1943年,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证明,在对噬菌体敏感的细菌培养液中,由于自发变异和选择,出现了对噬菌体有抵抗力的变种。1945年,赫尔希和卢里亚各自独立的发现:噬菌体和它们的寄主菌体一样发生自发的变异。1952年,赫尔希和助手蔡斯(Martha Chase)病毒传递和复制遗传特性时核糖核酸起着基本作用。1953年,受到这个研究结果的启发,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德尔布吕克后来指导博士后研究生杜尔贝科介入肿瘤病毒学的研究,杜尔贝科由于发现肿瘤病毒和细胞遗传之间的相互作用,1975年与巴尔的摩、特明(H.M.Temin1934-)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摘录完毕。

 

  卢里亚的传记《 熊掌与鱼——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神历程

 

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卢里亚的事迹,可以看卢里亚的传记《 熊掌与鱼——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神历程 》。下面请看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有关这本书的介绍:

 

一幅栩栩如生的西方科学家的自画像

——评介《熊掌与鱼——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神历程》

傅杰

 

青岛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一个《柳叶刀译丛》,其中的《熊掌与鱼》吸引了我。这是一部1969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之一的SE.卢里亚自传的中文版。这部15万字的译著把一位著名的西方科学家一生生活的主要侧面透明地介绍给读者,使读者通过这位意大利裔的美国科学家漫长的生活道路了解许多西方科学家的科学哲学观、政治观、宗教观、婚姻家庭观。这在国内的译著中是很少见的,加上优美的译笔,它使中国读者获得对西方科学家的较为全面的理解,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我从事西方科学家,特别是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多年,从文字上读到他们的传记和自传已经不少,但是如此深邃的作品还是很少见的,尤其是中文版本的。这本著作从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社会学角度讲述了作者自己科研成果取得的诱因,这就是两次意外的生活事件给他的灵感,吃角子老虎机和一支已经打碎的试管,而这正是原书的题目(顺便说一下,译者将它意译成《熊掌与鱼》实在是一种创新之举)。作为一位科学家,特别是荣获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重点探讨自己成果的起源,他的灵感的诱发因素,实在是特别生动和真实的。这样的著作在科学史上实在是太少了,因为很多这样的实例却出于外人之手,或者是记者,或者是传记的作者,或者是科学史的研究者。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四章,即40%左右的篇幅,也是自然而然的。

 

值得读者们关注的却是他的政治观与宗教观。作为二战期间的敌侨,他们不关心政治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哲保身才允许他们在那样的年代安静地生活下去,可以继续从事他们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从40年代养成的这种不问政治的态度,例如与他同时获奖的德裔美国科学家德尔伯吕克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在战后一直保持了下来。但卢里亚却不然,他一贯关注着政治问题,无论是美国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方面的内容很丰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活跃的关心政治的科学家的身影,特别是反对越战时的口号:“停止轰炸!”简直有其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卢里亚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也是符合一个正义科学家的逻辑的。他说他和“许多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一样,对以色列人民的技术和文化成就怀有敬意”,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而不是多民族的和无种族界限的国家感到不安”。卢里亚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为代表的阿拉伯人民的蔑视态度,并且指出这种优越感的根源,可谓是很有见地的。他公开指斥“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的名义,蜕变为权力政治”,特别具有现实政治意义。不幸的是在过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中东和平进程还是那样地艰难。

在一个以唯物主义作为主导的哲学观的国家里长期生活的我们,对于西方科学家如何协调他们的科学观与宗教观的问题,一直是很感兴趣的。卢里亚自传中的这一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他说他有一个“成熟的”宗教观:“宗教总是一种人类想象的产物……借助于它,人类渴望对自己生存条件做出解释”。同时他奉行一个原则:“我并没有成为任何特定宗教团体的成员”。他甚至洞察到,有些“教会通过对权力的追逐以满足非理性的欲望”,“这种经文用于为不平等性和压迫现象辩护”。所以对他来说,“教会与世俗社会中权势的结合都与宗教的真正精神不相容”。

 

卢里亚真是一个全面发展、才华横溢的人物,读者还可以从这本自传中了解他丰富的艺术观点和教学生涯。

 

摘自《人民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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