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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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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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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义军:旧话重提:系统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2013-05-28 06:48:19|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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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义军:旧话重提:系统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王义军

http://www.philosophy.org.cn/Subject_info.aspx?n=20101210152146897626

 

系统范畴能否跻身哲学范畴行列的争论由来已久, 尽管在20 世纪80年代持赞同态度者一度人数甚众,呼声甚隆,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系统科学研究的降温,这一争论似有不了了之的趋势,致使这一问题成为至今尚未了断的一桩公案。为系统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考虑,对这场讨论今天还有重新反省和审视的必要。

 

一、哲学的性质

 

20世纪80年代关于系统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讨论中,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都主张将系统范畴纳入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其基本理由有二,一是系统现象具有客观普遍性,宇宙间的事物从基本粒子到河外星系,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人类社会到人的思维,系统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二是系统方法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实际上,上述理由至多只是论证了系统方法的“科学”性,而非“哲学”性。系统科学所具有的这种普遍适用性和客观有效性的特点,正是其科学性所在。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这使它在实践中能显现出超前的预见功能,科学知识还具有客观性的品格,它因此成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可靠指导。系统科学具备了这两种特征,使它能跻身于科学的行列,但这两种特征却无法使它跃身哲学的殿堂。

 

哲学与科学的分野自古代希腊便已开始。哲学与科学分别具有不同的使命,科学力图认识世界,追求客观知识,哲学则以人为本,追求价值。这使得原本源于科学的哲学必然走上与科学分家的道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需要一个给予者,这一给予者须是稳定牢固和确定统一的,是“一”而不能是“多”,是永恒的,而非短暂的,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如此人类才能“安身立命”,身心得以寄托。人类最早的哲学兴趣便起源于这种对永恒和绝对的追求,起源于人类本性中固有的这种形而上学冲动。这种永恒和绝对曾被理解为自然界,例如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就曾热衷于在自然界中寻找始基、本原。至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们已经有了许多关于世界本原的说法,而这多个本原说的存在恰恰说明了世界的多样性而非统一性,说明了那个永恒绝对的意义与价值的给予者并不存在于变幻不定的现象世界中,这同时意味着哲学思考中以对象为本的科学思维方式的破产。自然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哲学的,其思维方法却是科学的。科学思维须以经验事实为依据,这是其科学性所在。现实世界总是有限的和相对的,是不完满的,不完满的现实世界不可能成为完满理念的原型,正由于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才在人心中激起了对于完满的追求和想象。因此,循着科学的路数向外部世界探索,注定不是一条行得通的哲学道路。自然哲学的困境造成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使哲学从面向自然转而面对人和人的生活。哲学从此有了不同于科学的自己的天地,自己的道路。

 

苏格拉底哲学的启示是,那个意义与价值的给予者不是外部世界中的某个具体对象或某种抽象性存在,而是一种能动的精神,是自由精神给这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以规范和秩序。这种自由精神,苏格拉底称之为“灵魂”,在笛卡尔那里是“我思”,康德叫它“自我意识”,黑格尔则称之为“绝对理念”。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自由精神则演进为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按照这个思路,由自由精神演进所造就的人类哲学思想不是源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自由精神的创造,它不是被给予的,而勿宁说是为给予而创造出来的“理念”。“理念”按胡塞尔的解释,不是先有个别感觉然后归纳出来的,而是先于具体感觉“直接”“命名”的,因而“理念”是最为本源性的、纯粹的知识。

 

科学与哲学,简单说来就是,科学源于经验,以客体为本,表现为概念性的知识,哲学源于纯粹精神,以人为本,表现为思想性的“理念”。知识关乎事物,“理念”则关乎人心。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人对世界看法的学问。这里的重心是人,而不是世界。对于哲学家,我们关注的不是他们说世界是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对于一个时代的哲学,重要的不是它所揭示出的“真理”,而在于它对永恒与绝对的追求,亦即对“智慧”的“爱”,而不是“智慧”本身。

 

二、整体性——一个古老的哲学理念

 

系统科学是在本世纪发展起来的,它发端于本世纪早期还原主义科学方法的危机,换言之,系统方法是以探索外部世界为宗旨的经验科学(实证科学)发展的产物。然而,有趣的是,作为系统科学理论基石的整体性原则却是早已存在于中外哲学中的一个古老理念。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把宇宙万物视为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的有组织的整体。在西方哲学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都对整体性原则做过系统阐述。亚里士多德把“部分的总和”与“整体”区别开来,进而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部分的总和即所谓“‘在总和中’的一切”,它的特点是在总和中部分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异,相反地,如果部分的地位引起变异,我们就有了整体。这说明亚里士多德已经直觉到,处于整体联系中的部分与孤立存在的部分之间具有质的不同,若干事物一旦按某种方式相互联系而形成统一整体,就会产生出部分所没有的新性质,这也正是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信条。

 

黑格尔关于整体性原则的论述尤为详尽。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写道,一个活的有机体的官能和肢体并不能仅视作那个有机体的各部分,因为这些肢体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里,它们才是肢体和器官,它们对于那有机的统一体是有联系的,决非毫不相干的。只有在解剖学者手里,这些官能和肢体才是些单纯的机械的部分。但在那种情况下,解剖学者所要处理的也不再是活的身体,而是尸体了(注:黑格尔. 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82.)。类似的论述在《小逻辑》中还有不少,可以说整体性原则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强调应将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并身体力行地用整体主义观念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成为西方传统哲学中整体主义观念的集大成者。

 

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思想渊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整体性原则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体并不等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因为事物的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着的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一经形成,就产生了整体性的新质。而原先的部分的质在量上的机械总和,并不能反映整体的新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举例说明这一点,集体“协作”所发挥的整体力量不同于同等数量的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因为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新的“集体力”。他写道,“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2.)在这里,总和变成了有机的整体, 而整体的特性并不能归结为组成它的各个部分的特性总和。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由事物的普遍联系而交织起来的画面。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同一的,联系总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是通过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引起事物的状态或者性质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世界的变化、发展。发端于古代的哲学整体性原则到唯物辩证法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立场、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既得益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也是古老的哲学整体性原则自我逻辑演进的结果。

 

三、系统科学的定位

 

由于系统思维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巨大成功,也由于系统科学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推崇, 从而引发了19世纪80年代那场关于系统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科学和哲学关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趋于停滞和僵化的局面,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得出将系统范畴纳入哲学范畴行列的结论。

 

尽管在人类思想史上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更应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哲学和科学区别开来。自哲学诞生起,哲学与科学便先天地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使命,有着各自不同的思考方式,走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系统科学与整体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如此,整体性原则是整体主义哲学家们的一种世界观,是他们对宇宙间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即使在19世纪还原主义和分析方法占科学方法主导地位的时候也未曾丧失,反而在黑格尔那里获得集大成式的发展,因而这种哲学信念的获得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哲学家们对科学发展成果的归纳和概括。哲学信念(理念)属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范围,与情感、意志相联系,非理论理性所能推定,它可能与科学发展的某一阶段相适应,也可能不相适应,适应与否,对哲学信念的确立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简言之,它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一味使哲学服从科学的发展,便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思考的必要性。

 

现代系统科学发端于20世纪初机械论和还原主义方法在科学研究特别是生物学研究中的困境。在19世纪20年代生物学界机械论和活力论的争论中,年轻的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认识到,那些不能用机械论解释,又被活力论神秘化了的问题,如整体性、目的性、秩序性等,都是“基本的系统问题”,是系统的一般属性,只要建立起关于系统的一般理论,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科学解释。贝塔朗菲断言:“系统问题实质上是科学中分析程序的局限性问题。”(注:贝塔朗菲. 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转引自苗东升.系统科学辩证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38.)通过对近代科学方法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特别是对20世纪各个科学领域自发兴起的反还原论倾向的分析总结,贝塔朗菲在科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揭露了还原论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形成了自己的系统思想。贝塔朗菲之后,维纳创立了“控制论”,申农则发现了“信息论”。20世纪50年代后,有关组织系统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接踵而来,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托姆的突变论、哈肯的协同学陆续创立,系统科学的研究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

 

现代系统科学的成功使我们联想到了19世纪经典力学和机械论科学方法曾经有过的登峰造极的辉煌。19世纪后期,经典力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实用威力的强大,使当时的大部分物理学家深信,天地四方、古往今来发生的一切现象都能够用力学来描述,只要给出系统的初始条件,就能够毫无遗漏地把握它的因果性链条,整个宇宙就是上帝按照力学原理创造出来的。至19世纪末,力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成为哲学,成为统领一切科学和哲学的世界观,力学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力学原则成为具有终极意义的哲学理念。当时的许多人确信,不仅未来的物理学家将无事可做,哲学也已无存在的必要。

 

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0世纪科学的进展打破了机械自然观,使力学回归到科学,人类才从这种世界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一科学和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插曲,至今仍不失其深刻的警示意义。还原主义和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推动了系统方法的产生,但并不意味着后者可以取代前者,如同还原主义和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一样,系统方法也非万能。作为两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二者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它们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二者没有高下之分,不能把一个捧到天上去,把另一个踩到脚底下。科学方法的多元化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一元化的思维方法则必然要堵塞科学发展的道路。如同力学方法最后只能作为科学方法来使用一样,系统思维也只是一种科学方法,而不能成为统领一切的世界观,不能成为哲学。

 

至此,关于系统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似乎可以做一个初步的结论。使系统范畴跻身哲学范畴行列的要求无非意味着两条道路:使系统科学哲学化或使哲学系统科学化。前者意味着要使作为科学发展阶段性成果的系统科学超越其实证性和历史性,担负起理念性的终极关怀的哲学使命,这无疑要使它放弃自己的科学性。后者则意味着要使哲学深入到科学经验的领域,以客观对象为本位,担负起对实证材料进行归纳概括这一原本属于科学研究的责任,从而放弃自己以人为本位的超越性思考的使命。这两条道路对科学和哲学来说,都是不祥的。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002期。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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