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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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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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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瑞雄:“薛定鄂的猫”与科学认识中的意识  

2013-05-21 07:10:34|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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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瑞雄:“薛定鄂的猫”与科学认识中的意识

作者:黄瑞雄

(广西师范大学社科部,桂林 541004

http://hps.pku.edu.cn/2003/12/1232

 

摘要:

 

量子理论的创立,说明了“科学世界”是“自然世界”和认识主体人相互作用的“共生图景”,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人的主观因素,意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影响是不可完全排除的。然而,这并不能导致认识客体和主体意识地位的颠覆,即不能因此以为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更不能以为人的意识不依赖于物质而独立存在。相反地,作为对“自然世界”的反映而获得的“科学世界”,其中的客观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主观性的人的意识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一般说来,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其目的是认识世界,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更具体地说,自然科学是以人们对自然规律和本质的正确反映,是以概念、判断、推理和假说等逻辑形式表述的知识系统。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客观真理性、逻辑性、预见性等。科学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性,这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这一信念实际上时常受到种种质疑乃至攻击。当前比较典型的攻击者除了后现代科学思潮代表人物对科学的客观性的极力批判及消解外,还有一些研究“心灵”或说“精神”、“意识”问题的哲学家,其重大根由之一是来自于量子物理学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激烈争论,又导致对科学认识中意识的作用及其地位的重新确定等种种问题。因此,澄清人们在此问题上的种种模糊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一、“薛定鄂的猫”的假象实验

 

十九世纪末期,物理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井井有条,世界万物可根据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学的方程式有条不紊地展现出来。这种过程曾一度被人们认为是纯粹客观的,完全不受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科学认识主体——科学家的影响,绝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是完整的。然而,自从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以后,这幅图景却被搅乱了。相对论表明,在相对运动的不同系统内,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世界是不同的,此时的科学家不再是袖手旁观者,而成了其所研究系统的积极参与者。随着量子力学的不断发展,这一观念日益得以强化,以至于在物理学理论乃至在整个自然科学理论中,如何确定观察者的作用和地位,尤其是如何确定观察者的意识的作用和地位竟成了焦点问题,进而引起了经久不息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并给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带来了重大难题。

 

在物理界,人们通常认为测量的不确定性是由于测量仪器有误。但是,海森堡却提出如下见解:人们不可能用一个任意的精确度同时去认识一个粒子的方位和速度,越要精确地测定粒子的方位,就越无法测定其速度;反之,亦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人不能理解与接受这一观点,因而提出了种种质疑,爱氏的批评事实上是最令人注目的。他坚信现实遵从确定的法则,并就量子物理学的完备性问题发表了著名的《EPR悖论》。在他看来,尽管两个粒子是由相关波的惟一作用来描述的,但这相关性在粒子相互远离的情况下不发生作用,用波的作用来描述量子因此是不完备的。他还认为,量子物理学的理论中有某些“隐含的”变量还没有抓住,被漏掉了,由此导致的非决定论的原因就非仅仅是表面的和暂时的。海森堡等人与爱因斯坦的冲突所表征的实际上是量子理论所面临的难题,这一难题可以从“谁杀了薛定鄂的猫”的悖论中加以了解。

 

有关“猫”的悖论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薛定鄂提出的一个假想实验:关一只小猫于一个封闭的箱子里,箱内有一罐可使猫致死的毒气。但毒气是否释放出来,要根据随机的结果,这个随机结果将须按照已知量子进行一个量子测试,测试的结果决定着猫的死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了解结果就必须实施测试。量子力学代表一个数学系统,相当于一只活猫和一只死猫函数的总和,它们各有一半的概率,即在实验者观察箱内情况之前,两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是对等的,于是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观察(记录结果)的活动是杀了还是救了那只猫?

为便于理解,道格拉斯和丹尼尔曾将之转换为“量子水龙头”的实验:假设一个水龙头有一冷一热两个开关,此龙头可以连续拧开,水亦随之流出。但是,此龙头有个特点:放出来的水要不都是热的,要不都是冷的,而不会是温的,这种状态被称为水的“温度本征态”。人们若想知道水处于何种状态,就必须伸手去试试它是热的还是冷的。然而,正是探手去试水温这个动作,才将水置于这一种或那一种状态之中。在这个动作发生之前,可以说水处在一种迭加状态之中。放出冷水或热水的可能性取决于开关的调整。当然,要是只拧热水开关,流出来的只能是热水;对冷水开关来说也如此。如果将两个开关都打开,就造成了一种迭加状态。只要用一个调整系数反复试验,我们就能够得出依照那个调整系数流出冷水的概率。然后,可以改变调整系数,尔后再进行试验。在某些交叉点上,流出热水和冷水的概率是相等的,这就像掷一枚硬币出现反面和正面的概率相等一样。要确定从量子水龙头流出来的水究竟是热的还是冷的,还可以用其它方法,如可在水龙头下放置一个测温仪。然而,这样做,其效应与用手去试水温的效应是相同的,即正是测温仪测温这一行为,系统才被随机地认定处于何种状态之中。这正是波尔、海森堡等人所要说明的事实。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微观量子世界与人们通常用以测量的普通宏观装置之间是有区别的。认识主体得到的关于量子世界唯一信息,来自于总会对系统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这种测量活动。因此,把某些物理特性归于一个孤立的量子系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主体的参与,就永远无法知道它们是什么。换言之,真正的物理特性只有当微观客体的相关系统与测量装置结合起来时才可获得。同样,为观察猫是死的还是活的,无论是用眼还是用照相机,都得接收光子,而量子系统是绝缘的,它不传播所接收的光子,因此不能设想从系统外部用图像分辨力来观察它。

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互补性和非决定论是自然界的客观事实,在微观世界中,对一个客体的位置和动量同时进行精确测定是不可能的。猫是否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同时观察得到,因为这只猫是处于这样一个绝缘系统内。光子既是粒子又是波,但是这两种性质并非在同一环境中同时出现,而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显示出粒子性质,在另一环境和条件下显示出波动的性质。正如布鲁诺?雅罗森所指出,当以量子物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一只在黑暗中唱歌的鸟时,如果听到它唱,就不能看到它,如果照亮了它,就再也听不到它唱了。[1]

 

二、“薛定鄂猫”之死与科学认识中意识的不可忽略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水处于这一种或那一种状态之中?进而言之,薛定鄂猫的死活由谁决定?或说是谁杀死了这只小猫?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若将此问题转换为另一种表达形式则是:在可能观察的场外,猫是否同时存在着生与死的可能?这就类似于“要是我们不看月亮,它是否真的存在?”或扩展为:“当我们不观察或没有观察到那些物体时,它是否仍然存在?”等问题。

 

这种讨论使我们置身于“自在现实”与“观察现实”的差异之中。按照量子力学的见解,观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是对迭加状态现实的观察结果;二是为观察者所揭示的所谓“本征态”的观察结果,这是客观对象与观察主体相互作用而共生的图景。以上述的“量子水龙头”实验为例,总的说来,一股或是冷水或是热水的水流与一股总是冷水或总是热水的水流有很大区别,因为这两种可能性互相“干涉”,就像水上的波浪,彼此重叠。事实证明,这些干涉的后果具有统计的性质,所以只有当测温记录达到足够数量后,这种后果才会变得明显。道格拉斯和丹尼尔认为,薛定鄂的猫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深化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观察者干涉之前,连猫也能一直处于量子力学的迭加状态之中,虽然一只活着的猫也许跟人一样是有意识的观察者。但是,这只猫也有可能是只死猫,这样它就不会是有意识的观察者了。实际上,对薛定鄂的猫来说,存在着由两个本征态组成的迭加状态,一是有观察者身份,另一则没有。

 

不少物理学家认为,关于有观察者身份的系统与无此身份的系统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有的物理学家担心,观察者的干预会引起“波函数的崩溃”,也即会造成突然跳入随机选择的纯本征态中,这种观点会导致自然界的最终规律的不稳定性。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最为典型的。“上帝不掷骰子”是他的终身信念,尽管爱因斯坦否认远距离的即时相关性,但后来由不同物理学家所进行的许多次实验,其结果都与量子物理学的预言相符合,人们因而认定这种相关性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阿莱斯泰尔?雷在论述这种被称为“非定域性问题”时曾明确指出,一个量子系统的不同部分会彼此产生影响,即使它们离得很远,甚至彼此之间并没有被人们了解的相互作用。[2] 爱因斯坦从而被认定是错的,他的局部隐含变量的设想和决定论也就归于破产了。波尔在回应爱因斯坦时曾说:“并没有什么上帝在掷骰子,而是骰子自己在那里掷。”波尔认定在我们目前所能理解的微观领域中,几率取代了决定论的因果效应。如今看来,在与爱氏的论争上,玻尔占了上风。

 

物理学家休?埃弗里特在1957年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多元世界解释”理论,意图是在量子力学里同时拯救连续性和决定论。这一理论遇到更多更复杂的困难。阿莱斯泰尔?雷因此对之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理论引入无限数目宇宙的假设并无助于解决我们的难题,因而是毫无意义的。[3] 尽管如此,它毕竟给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保罗?戴维斯正是顺着这一理论往下说道:“我们的意识沿着宇宙永远发展的、分叉的道路,随机地走着一条路线,因此,正是我们,而不是上帝,在玩着掷骰子的游戏。” [4] 这样,薛定鄂猫之死就与人,更具体地说是与人的意识有关。但是,我们必须避免走上这样的极端:认定“薛定鄂的猫”之死完全取决于确定波动量和选择某种状况的观测者的意志。

 

为了探明“薛定鄂猫”的真正死因,我们先设想几种可能的答案:其一,这只猫本来就是死的。其二,纯粹是观察者进行观察而导致了猫的死亡。其三,猫的死亡是由量子的自在运动与观察者的观察所共同构成的状态所决定。

 

我们对这三种答案可作如下分析: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在给定的系统和条件内,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讨论是谁杀死了这只猫了。关于第二种情况,诺贝尔奖获得者尤金?维格纳曾认为,对世界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像量子力学等的研究,会导致诸如将意识的内容作为最终的实在的结论,从而使科学认识走向唯心论。其实,量子力学等科学研究,未必导致科学认识走向唯心论,尤金?维格纳的观点因此不能说尽然正确。然而,若按第二种答案,认定猫的死亡“纯粹是由于观察者的观察所导致”,那倒真是使科学认识走向唯心论了,这显然不符合真实情况,也是不可取的。有些人确实一反以往把客观性处于科学的决定性地位的做法,引入并把意识置于我们理解世界的中心地位。对此,阿莱斯泰尔?雷表示,“唯我论”必须予以反对,因为它不合情理。他举例说,如果意识是唯一真实的,就会导致诸如交通灯明明亮着,而众多司机却加以否认,如此就难以避免灾难性的交通事故了。在量子世界的测量中,人的意识也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只有当主体人有意识地测试并记录下结果时,量子状态才被选择下来。即使系统所具有的量子特性只有在受到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观察时,它的值才可获得。但这个物理系统的存在却不应因此而受到怀疑。实际上,正如红色或绿色的交通灯并不因为人的观察而变色一样,被观察系统的客观实在性是确定无疑的。因此,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反对在科学中将意识视为基础的解释理论,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并不是解决“薛定鄂猫”问题的恰当方法,也不是理解物理世界以及我们与这一世界关系的正确方法。[5] 针对第三种可能的情况,道格拉斯和丹尼尔指出,“薛定鄂的猫”的假象实验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描写一个复杂系统只能采用与一个实验的可能结果相关的概率分布。为了从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一个,就需要一个标准。然而,物理学家根据这个标准所作的唯一简单、一致的描写还包括观察者对结果的意识。”[6] 这说明,物理事件与人的心灵是不可分割的。基于此,尤金?维格纳指出:若是不参照意识这个因素,要想得到完全一致的量子力学的定律是不可能的。这无疑是对的,然而,话说到此并未完全,还应继续指出量子的自在世界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且实实在在地在起着作用。科学认识若抛开客观对象或说客体,不谈它的作用,对其予以真正的把握就无从谈起。这尤其是量子论要强调的,因为如上所述,一个测量的可能结果是由被测的客体和测量装置共同决定的。我们不能说出一个单独客体有何特性,除非它们已被测定。而如果没有被测量的对象即客体,即使进行千万次的测量也不会获知什么结果。

 

应该指出,“科学世界”与 “自然世界”是有区别的,科学理论与其所反映的自然界运动发展规律实际上分属不同的哲学范畴,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本体论范畴。后者有着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性,前者则是对后者的一种主观认识。严格地说,科学理论不能等同于也就不能代替客观规律。作为认识结果的科学理论既然只是认识主体对自然世界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就必然包含着人的因素,包含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而不是反理性)因素。换言之,在科学世界中,科学认识主体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对此,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萨顿、马斯洛、波兰尼等有着诸多论述。如波兰尼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无论是科学的起因,还是科学研究的过程,都离不开个人的兴趣、热情、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离不开个人的信心和技巧。他说:“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7] 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有充足的证据显示,纵令使用高度自动的记录仪,我们也无法排除可能影响一连串读数的个人偏见。”“没有一门科学能够预测观察到事实,要能如此,除非怀着信心去依赖一种技巧,即凭借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去确定科学的明示预测是否与实际的感觉经验相符合。”波兰尼断言:“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 [8] 量子论的创立,使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量子世界中,科学主体与客体之间已经不像在宏观世界那样有着绝对分明的界限,而是像玻尔所说的那样: “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与此相关,海森堡也明确指出:几率函数运动方程中包括了量子运动与测量仪器(归根到底是人)相互作用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成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玻尔所说的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其含义是科学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一个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主客体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结果,也就具有了波兰尼所谓的“双向内居”的关系。[9]

 

那么,人们究竟是如何得知一个量子客体在未经任何测定之前是客观存在的呢?答案是我们并不知道。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在对一个系统的某一特性进行测试前,谈论它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这一特性被测试时,谈论才有意义,即使此时其某些互补特性仍未被测到。回到“薛定鄂猫”之死因的问题,从以上论述可知,它属于科学世界的问题,我们不难推论,第三种答案是最确切的,即猫的死亡是由量子的自在运动与观察者的观察所共同构成的状态所造成的,或说是由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事情到此并未完结,人们仍免不了要追问:“到底观察者及其意识在其中起多大的作用?”

 

三、意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本质

 

要确定意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认识首先是对客观存在或说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人们对“现实”这一概念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解:或者相信当不再观察那些物体时,它们还依然存在;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换言之,世界是它和一个人睁眼就看到的一样,还是被创造过一次?人们若接受“现实”乃已观察过并独立存在的观点,即系持强实在论观点。若相信可以并把现实归结为观察的概括,即属理想主义观点。介于强实在论与理想主义观点之间的还有弱实在论。

 

强实在论主张,实在独立存在于观察者之外并且绝对可知。爱因斯坦在《EPR悖论》中提出了这样一种实在性的标准:若一个系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即可肯定地预言一个物理量的值,并可肯定存在一个与这个值相符合的真实元素。有人指出,在此标准中,爱因斯坦在强调“肯定地”这个词的同时,先验地排除了事实的偶然性。据此,量子物理学以概率论近似值来表达,就必然使其具有不完备性。爱因斯坦等强实在论物理学家,总是设想有一种包括量子物理学在内的实在论理论,并以有尚未为人们所知的隐含的变量来解释非决定论的结果。

弱实在论承认有一个独立于观察人员之外的事实存在,但同时又认为由此推断不出“事实是先验可知的”论断来。恰恰相反,事实对观察者来说往往以本体论的形式掩饰着,总被包括在主张观察和认识的这个事实之中,人们要透过这么一层被部分地伪装了的面纱去观察那个事实。弱实在论对现实存在论的信任,对同一观察者来说,是建立在与来自不同方面的观察相符合的基础上,譬如听到一辆车经过的声音并同时看见了它;对不同的观察者而言,则建立在与各人所看到的相符的事实基础上。事实的伪装被逐渐揭去,诚然,我们不能企求这种揭穿达到彻底。

 

强实在论、弱实在论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上述分歧,实质上是对“科学世界”和 “自然世界”、实在(物质)和人的意志(意识)的关系问题之争,是其熟先熟后、何者处于支配地位问题上的分歧。顺着上述的“科学世界”与 “自然世界”的区别,以及意识在两者中的不同地位,对于“要是一个人也不去看月亮,那么月亮是否真的存在?”或说:“当我们不观察或没有观察到那些物体时,它是否仍然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作为“自然世界”的月亮或其它某种物体,它是真实地存在着的,是不为我们观察与意志所左右的。“自然世界”的存在是“科学世界”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这也就是说,主体人的科学认识的产生,是以存在着科学认识对象或说认识客体为前提的。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观点可视为强实在论观点,并可加以肯定,在宏观领域尤其如此。具体到月亮,它的真实存在是我们能够观察到它,知道它存在的前提条件。作为宏观世界的月亮,是科学可以预测到的或说可以观察到的客体,因此是可以肯定存在而不为我们观察与否为转移的。

 

然而,正如上述已指出的,“科学世界”属于认识论范畴,它不等同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世界”。“自然世界”中的月亮真实地存在着,我们对它的认识却属于“科学世界”,这种认识已渗透了人的先有观念、知识和经验等因素,也就是皮亚杰所说的,这种认识是被那个包含着复杂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认知图式”所左右的,这在微观世界就更为明显,并且这种“人为因素”不可轻易地加以忽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月亮虽然是真实的,但是,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结果,它已非自在的、未受人的任何主观因素“污染”的、纯属“自然世界”中的那个月亮,我们的认识可以无限地逼近真实自在的月亮,可以无限地逼近“自然世界”,实际上却永远不能完全达到它。否则,“科学世界”就会等同于 “自然世界”,这也就无疑地等于说不存在“科学世界”,不存在人的意识对 “自然世界”的能动作用。而如果 “自然世界”不为人所认识与改造,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毫无用处的。

 

由于“人为因素”的可忽视与否,也就造成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上的差别。对于宏观世界中的月亮,我们确实可以近似地认为达到了对它的完全而真实的把握,因此知道“即使不看它,月亮也是存在的。”相反,在微观世界我们却不能认为达到了对认识客体的完全确定的把握,在此,认识结果带有一定的随机偶然性(几率性)。薛定鄂的猫是一种“量子猫”,在量子状态下,要知道客体处于什么位置,就不能确定它于什么时间出现。反之,如要知道它在什么时间出现,就无法确定它出现在何处。具体到“量子猫”,正如林德利指出,若要说它是活的(或死的),就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刻如此,反之,若确定了时间,那就无法知道它是死还是活,但是可以找出是死或是活的概率。[10] 从此可见,“量子猫”死活的说明对于说明宏观态的猫的死活并无用处,换言之,从宏观层次上问谁杀死了“薛定鄂的猫”是没有意义的。对“量子猫”,我们如果不观察它就无从得知它是死还是活,而观察它就会造成不可忽视的干扰,这样我们也就成了杀害这只猫的同谋。由于“量子猫”处于能使之致死的客观环境中,即存在着能使毒气释放出来的条件和机制,有使之死亡的几率。因此,虽然认识主体必须实施观测成了杀害“量子猫”的同谋,但是,从其真实作用上看,认识主体不是“主犯”,而只是“从犯”。

 

陈先达先生曾指出,当代西方哲学反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以理念和绝对观念为对象的思辨哲学,提倡回到现实世界。可是,现存世界并不是单纯的现象世界。我们所直接观察到的是世界的外在表现,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潜藏于事物内部的,正像一个苹果,苹果核心在里面,而外面是苹果皮。黑格尔因此明确指出,事物的直接存在,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在寻找这个潜藏着的本质。这里所说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上述的“自然世界”,也就是蕴藏着本质的世界。我们以上所说的逼近“自然世界”,指的就是要达到对“现象世界”的本质的把握,只要达到了这种把握,我们也可以说进入了“科学世界”。当代西方哲学所说的现实世界其实并不现实,因为他们所说的回到现实世界是回到语言世界、现象世界、主体世界。当它们把反本质主义、反基楚主义、反逻格斯中心主义导向没有本质的现象、没有客体的主体、没有逻格斯的非理性的世界时,就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1] 不顾及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不顾及“自然世界”的本质无疑是难以达到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把握的。

 

当前,在科学领域还出现了一种纯粹以量子理论解释人的意识本质的倾向。例如,与沃森一起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里克,抱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基于还原论的所谓“惊人假说”,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完全由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和构成及影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的性质所决定。”[12] 他认为人的意识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原子等的集体行为,因此坚信意识这一心理学难题,可以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克里克严重挑战了以哲学、心理学研究意识问题的做法,而代之以纯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然而,此法至今仍未见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可以预料,这种彻底的还原论方法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在对意识和科学认识的关系的研究、在确定意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上,当今活跃于国际哲学界的约翰?塞尔坚决反对这种科学还原论研究方法,明确指出意识是不可还原的。他论证说,意识具有第一人称的本体论性质,具有主观特征,不能仅仅还原为生物学或化学、物理学的现象。如将之还原为神经元的放电或分子、原子等的运动就撇开了主观经验,也就难以说明意识的本质。[13] 戴维?查尔默斯等“意识理论”哲学家,一方面反对把意识做出还原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又抛出所谓的“自然主义的二元论”,企图将意识视为与质量、能量相比肩的实在,使意识成为可以独立的、与物质完全无关的另一种实体。[14] 物理学家维格纳所倡导的以意识为基础的量子测定理论亦持如是观。对此,阿莱斯泰尔?雷持的批判是中肯的。他指出,正如某些人想用人工智能说明意识的独立存在,而实际上,若用现代观点比喻这两者的关系,程序(意识)是软件,而计算机(大脑)则是硬件,与计算机程序离不开计算机而存在一样,人的意识离不开大脑,尽管前者是真实的,他认为,以量子论或哲学为基础的关于作为一种奇特的、独立的、非物理的实体的意识的存在,是难以令人置信的。[15] 进一步地,用量子理论去解释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也将注定要失败。[16] 因为它实际上抹杀了“科学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并以“现象世界”取代“科学世界”,进而企图证明“意识支配着物质”,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无怪乎总体而言其努力至今仍属徒劳。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违背是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的。

 

我们谈意识,不能不谈人到底是什么。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此已给出明确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活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7] 人是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体。世界著名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俄罗斯院士杜比宁指出:“人的意识、语言、抽象思维就其本质来说具有社会性质:它们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发挥功能作用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人的生物因素是人的生活的精神方面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之一,但是“人的思维、意识是在反映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的观念的东西;它们与劳动一起,成为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的特点。它们不能归结为生物因素。”[18] 新生儿也具有人的生物组织的特征,但是他没有意识,而且,他仅仅依靠生物学前提不能获得意识,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科学意义的重大事实。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因为他具有生物学的前提——脑,而且因为在社会活动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接受人类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经验,从而激发了脑的机能作用。这样,意识作为一种有特殊的质的现象,其内容超越了生物学的界限,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人的思想、意识并非包含在人脑的结构中,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反映。与一般的动物及其心理不同,生物学规律并不形成人的意识的内容,意识作为脑的机能,不是物质而是观念,是反映的高级形式。意识的产生是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的辩证统一,它超出了生物因素,它的结构取决于社会因素。总之,一方面,由于意识以生物性的脑作为前提,它就由物质所决定着,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由于它又是超越生物因素的、具有社会性的观念的东西,这样就不能像还原论者那样仅仅从脑的结构、从脑的神经元、电子、原子、离子和分子的运动上去考察它的本质。仅仅以量子论解释意识的本质不仅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而且是在犯着方向性的错误。

 

应该看到,由于在宏观领域中观察者对认识对象的干扰与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种现实世界所表现出的现象是“纯粹”的,相应地其本质也比较“纯粹”和“简单”。但对于微观和宇观领域,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却非纯粹自在的物质世界,而是以上所述的物质自在运动与观察者的观察共同作用所构成的世界,它虽然仍然是蕴藏着本质的世界,但是这种本质已经远不是宏观世界那么“纯粹”了。况且,“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是有人的选择、创造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机械消极的镜式反映,这就使得我们更加无法企求达到这种“纯粹”的本质和世界了。

 

观察者和观察对象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量子力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意识究竟是否属于观察者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问题。由于其中的物理事件与人的观察和意志密切关联、不可截然分割,这迫使许多研究者以严肃的态度把意识作为物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考虑,这种认识也就将科学引向了与实在论相对立的唯心论哲学观。然而,正如海森堡曾说的:“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19] 这就是说,属认识论范畴的“科学世界”与属本体论范畴的“自然世界” 毕竟是不同的。由于对微观粒子的观测难免人为的干扰,因而“科学世界”中难免主观性,即难免人的意识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们就此以为微粒客体成了主观的东西是错误的。阿莱斯泰尔?雷因此也明确指出,以为“一切都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那种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20] 塞尔在分析物质世界与人的意识的关系时坚持认为,存在着不为我们意志而转移的、独立存在的实在世界。他称这一观点为“外部实在论”,并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前提。他指出,虽然否认和攻击“外部实在论”的哲学思潮持续不断,从历史上康德等的唯心主义到如今的后现代思潮,以及其它种种反实在论学派都如此。然而,它们都未能驳倒这种实在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和现代逻辑也没有推翻外在实在论。[21] 塞尔所讲的显然就是奎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中所论述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对此持着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就“自然世界”意义上说,塞尔与爱因斯坦是一致的,也是可取的。

 

就本体意义上说,意识并不能与物质比肩而立,更不能左右物质。相反地,它从属于客观物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人的认识,总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所达至的“科学世界”,虽然是认识客体和认识主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共生图景”,然而这并不能导致认识客体和主体意识地位的颠覆,即在科学认识中,客观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主观性的人的意识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这里,如果把“科学世界”比喻为康德的“法”,就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和人共同立法”,而且是自然首先存在着本身的“法”即客观规律,而后加入“人的意识”,即包含着作为“社会人”的、以理性因素为主和非理性因素为辅的“认知图式”作用,而科学理论是包含上述因素的认识辩证运动的结果。

 

 

作者简介:黄瑞雄,1963年生,男,壮族,广西贵港市人,科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认识论、知识论等,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社科部教授。

 

本文出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2),责任编辑 郭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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