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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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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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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醒民:论“爱因斯坦精神”  

2013-05-13 07:25:55|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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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醒民:论“爱因斯坦精神”

作者: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http://hps.pku.edu.cn/2008/01/2665

 

摘要: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人科学家和最伟大的人。他的自由的心灵、独立的人格、广博的胸襟、人道的情怀、神圣的责任、理性的气质、批判的态度、攻坚的毅力、宽容的心地、臻美的追求、高洁的人品构成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爱因斯坦精神”。这种精神具有非私人的、超私人的生命,至今依然发出无穷无尽的光和热。

关键词: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精神 哲人科学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人,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创造了划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新颖深邃的哲学及社会政治思想,而且也以自己的切实行动为世人树立了为人处事的光辉的范例。这一切,凝聚成一种博大而丰厚的精神——一种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我姑且命名其为“爱因斯坦精神”(Einsteins spirit)。爱因斯坦精神包括那些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内涵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由的心灵

 

爱因斯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他的心灵是最自由的心灵。他的“狂热的自由思想”肇始于他中止宗教信仰、选择献身科学的少年时代,后来他深谙、躬行、光大了斯宾诺莎的自由之道,把自由看得比任何东西都珍贵。他多次引用别人对海涅的评论:“他为上帝效劳,这个上帝比所有奥林比亚诸神都伟大。我指的是自由上帝。” 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他像海涅一样终生为自由上帝效劳。

 

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由既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的和特殊的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也是内在的心理状态(在思想上不受权威、社会偏见以及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前者是所谓的“外在的自由”,是思想进步的保障;后者是所谓的“内心的自由”,是思想进步的根据。尤其是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人们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爱因斯坦认清了自由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造。”

 

爱因斯坦深知,自由是起源于古希腊、发祥于意大利的欧洲精神遗产和核心价值,是用纯洁而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它甚至比生命还要宝贵——“个人自由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发明的每一个进展,要是没有个人自由,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会觉得生命不值得活下去。” 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为争取和捍卫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而不遗余力。他指出,任何限制和禁止出版、言论、集会和教学自由的国家,不能算作是文明国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政治劣根性的麻痹的臣民之国家,独立的个人属于这样的国家是不足取的。([3]p.274)在1933年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他及时揭露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通过镇压和奴役,破坏人的自由和尊严。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爱因斯坦抨击当时侵犯知识分子自由的无聊小动作是精神不安症,并带头与之抗争。为了同侵犯自由的邪恶势力做斗争,爱因斯坦强调必须增强个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针锋相对地与之抗争,并认为知识分子对此负有更大的责任。

 

2.独立的人格

 

爱因斯坦人格的最大特点,是他的卓尔不群和特立独行的独立性,这是以心灵自由为底蕴的绝对独立性。他戏称他自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怪人” ,一个“执拗顽固而且不合规范的人” ——这正是他的独立人格的惟妙惟肖的写照。他在给一位批评家的贺词中所说的话正好可以用来刻画他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在不屈从时代风尚的推动力量的情况下去感觉和判断,……” 他甚至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2]p. 143)。

 

爱因斯坦的独立人格,充分地体现在他始终如一地追求他心目中的真善美理想和目标上。他说:“一旦我设立一个目标,它们就很难离开我。” 无论在科学工作中,还是在社会、政治、道德领域,乃至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从不趋时赶潮、随波逐流,更不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他像一头执拗的骡子,驮着沉重的负荷,艰难地爬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坚决反对人为树立的权威和个人崇拜。他认为,权威并不是真理的裁判官,进入人们头脑里的权威还是真理的最大敌人,盲目崇拜权威是智商低下的表现。他表明,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尤其对他本人的崇拜,他更感到离奇且无法容忍。

 

孤独是人格的老师。孤独是爱因斯坦的独立人格的显著体现,也是他的科学研究、政治取向乃至道德和感情的需要。孤独使他超然物外,超脱世俗,也超越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圈子,以致达到高度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从而获得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视角和立足点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没有一丝一毫利己主义的离群索居。爱因斯坦善于从孤独中获取智慧和汲取力量,难怪他称孤独“这种解脱方式实在是真正的文化赋予人们的无价珍宝” 。孤独使他能够避开干扰,别出心裁,独辟蹊径,潜心研究他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标新立异的科学思想。孤独使他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危机四伏、扑朔迷离的岁月里独立不羁,独具慧眼,始终坚持独立的判断和正确的方向,而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和怯懦畏缩。爱因斯坦也从他所珍爱的孤独中找到了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这是一种特别深邃的情理交融的境界。孤独使他在人欲横流的社会和麻木不仁的人海中独善其身,独行其道,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科学良心和社会良知。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千万记住,所有那些品质高尚的人都是孤独的——而且必然如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享受自身环境中那种一尘不染的纯洁。”

 

3.广博的胸襟

 

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世界公民。他奉行的是开放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他反对的是作为其对立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爱因斯坦一生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他时时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立场观察和处理问题,处处从人的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着想,憧憬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幸福的理想社会。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一个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私利联系起来。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人,不管他是哪国人,人的价值具有独立于政治和国界的有效性,人道比国家的公民身份更重要。他出生在德国,在少年和成年时两次拥有德国国籍。但是,他旗帜鲜明地揭露德国军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和侵略行经,谴责德国人的民族狂热病和德国知识分子为虎作伥的罪恶,鞭笞德国人人性的劣根性。他是犹太人,但是也以开放、慷慨、尊敬的方式对待阿拉伯民族,并呼吁以色列要理性和自我克制,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他对远在万里的中国人民也怀有深厚的情谊: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还对“七君子”发出过正义发声援。

 

作为一位眼光远大、胸襟开阔的科学家和世界公民,爱因斯坦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嫉恶如仇。他把民族主义称之为“欧洲历史上邪恶的遗传病”([3]p. 151)、“我们时代最致命的疾病”([2]p. 152)。他还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 要能够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命运,就必须“克服民族利己主义和阶级利己主义”([6]p.80)在爱因斯坦看来,国家至上的概念正是煽起战争的强烈因素,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这种新式偶像的煽动力量。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诠释,它被一个漂亮的字眼“爱国主义”伪装起来,这个偶像产生了不幸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3]p. 209)爱因斯坦的态度很明确:“国家是为人而建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该是我们的勤务员,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3]p. 207

 

4.人道的情怀

 

爱因斯坦始终是以人道为本考虑社会政治问题的,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因斯坦视人道主义为欧洲的理想和欧洲精神的支柱,他奉行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伦理的人道主义——前者更多地出自古希腊精神导致的创造源泉,后者出自犹太教《圣经》所规定的人道方面的原则——的综合物。按照他的观点:“欧洲的人道主义理想事实上似乎不可改变地与观点的自由表达,与某种程度上的个人意志,与不考虑纯粹的功利而面向客观性的努力,以及与鼓励在心智和情趣领域里的差异密切相关的这些要求和理想构成了欧洲精神的本性。”

 

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人道原则无异于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诚如他本人所说,他“越来越把人道和博爱置于一切之上”([9]p.78)。面对人道原则在德国和西欧正在蒙受损失和毁坏,他大声疾呼:“正是人道,应该得到首要的考虑。”(3),p. 71)。他还经常劝导人们以忧乐与共的心情去理解同胞,给同胞以真诚的爱和同情。在看待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充分显露出爱因斯坦的人道情怀:“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2]p. 44)与这种人道原则相伴随,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争取和捍卫人权。

 

5.神圣的责任

 

爱因斯坦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以爱憎分明的正义感和胸怀天下的道德心为底蕴的,因而显得那么磊落轶荡、历久弥坚。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他总是主持正义和公道,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毫不顾及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同路人的误解。在这方面,他的自我意识之强和自觉性之高令人惊讶。他不同意科学家对政治问题或对人类事务应该保持缄默,认为这种克制将导致把领导权不加抵抗地拱手交给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或不负责任的人,这样做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在1930年代,他无情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战争阴谋。在1950年代,他勇敢地与迫害知识分子的美国反动势力做斗争,旗帜鲜明地发表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个年青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2]p. 325)爱因斯坦在心理是这样想的:“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2]p.521

 

面对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滥用,爱因斯坦也主动而自觉地承担起作为一个公民和科学家的神圣的社会责任。他一向认为,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沦丧和人类的悲哀。他强烈谴责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科学家,呼吁科学家要以诺贝尔为榜样,以自己的良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福祉着想。他谆谆告诫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要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3]p. 171

 

6.理性的气质

 

爱因斯坦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在思想上总是理性地思考,他在实践中总是理性地行事——理性是他处理科学、哲学、社会和伦理问题的主旋律,乃至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在科学领域,他充分肯定了理性的巨大功用,即理性体现在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探索性的演绎法和逻辑简单性原则上,并在理性与经验之间保持了恰当的张力。在哲学领域,理性渗透在他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他渴望建立一个公正理性的世界秩序和社会关系。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都建筑在缜密的理性思考和细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看穿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事物的前因后果,能够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策略和方法,也能够以理性平衡激情,始终理智地面对一切。这种理性能力既体现他的科学理论的创造上,也体现在他面对的变换不定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事件当机立断、自如应对上。爱因斯坦说得好:“理性用它那个永远完成不了任务来衡量,当然是微弱的。它比起人类的愚蠢和激情来,的确是微弱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愚蠢和激情不论在大小事情上都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命题。然而,理解力的产品要比喧嚷纷扰的世代经久,它能经历好多世纪而继续发出光和热。”([4]p. 401

 

7.批判的态度

 

由于早年受到休谟和马赫的坚不可摧的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影响,爱因斯坦深谙“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的真谛,他在科学工作中经常以批判为先导,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机械自然观和力学先验论的教条顽固统治的时期,他敢于反潮流,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为创立相对论扫清了思想障碍。爱因斯坦也像马赫一样,甚至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持批判态度。他批判性地洞察到,科学的技术化导致“双刃刀”效应,科学专门化造成两种文化的分裂和人的精神的扭曲。他批判性地揭示出,被异化的科学在经济、政治、安全、伦理等方面引发诸多恶果和危机。对此,他一方面呼吁科学家增强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以艺术家的旨趣和普通公民的身份重塑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力图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不用说,爱因斯坦对社会现实总是持清醒的批判态度的。例如,他告诫人们不要患政治健忘症,警惕西方国家战前对德国的纵容和战后对德国的重新武装。他对他曾经拥护的苏维埃政权践踏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和教条化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爱因斯坦的批判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是与怀疑态度相伴随的,并且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的批判总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同时,这种批判态度往往贯穿着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例如,他在批判牛顿的经典力学之后,紧接着这样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今天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4]pp. 14~15

 

8.攻坚的毅力

 

爱因斯坦在工作中具有知难而进、避轻就重、一鼓作气、坚忍不拔的秉性和毅力。他一生追求而不是占有真理。他专找厚木板打孔,他瞧不起那些专挑薄木板打许多孔的人。他从16岁想到追光悖论时起,为狭义相对论苦斗了10年。狭义相对论建成后,一切旧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又没有出现新的矛盾,但是为了把相对性的信念贯彻到底,他又向广义相对论发起冲击,奋斗了10年终于大功告成。此后,为了给相对论和量子论谋求一个统一的基础,他花了40年追求他心目中的统一场论,直至生命的尽头。

 

也许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伟大终归不是一个智力问题,它是一个品质问题。过分看重名望,只拣容易取得成果的细节问题处理,等于出卖理论物理学的灵魂。他告诉他的助手和朋友:“你必须找到一个中心问题,然后你必须用尽一切办法追求它,无论困难是什么。尤其是,你必须永远不容许自己被任何其他问题引诱,不管困难如何。” 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心无旁骛,也在于他把物理学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决不可以用它来换饭吃。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9]pp.57~58

 

9.宽容的心地

 

爱因斯坦的心地是宽容的,他无论在大事小事上都能以宽容之心待人接物。他所谓的宽容并不是消极的容忍和放任,而是积极的关心和尊重,欢迎差异和异议,而且设身处地地为将心比心。爱因斯坦给宽容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宽容就是对于那些习惯、信仰、趣味与自己相异的人的品质、观点和行动做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宽容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漠不关心。这种宽容还应该包括谅解和移情。”他还特别强调,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绝不能让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却沦为惟命是从的工具,那么所有好的价值就全部丧失了。([9]p.78)他还提出,外在的自由除了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作保障外,也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有宽容精神([2]p.168)。

 

10.臻美的追求

 

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更是科学的艺术家。他的科学工作有一种艺术的秩序,他的科学方法的最鲜活之处在于臻美取向和审美判断,他的科学理论确实是真正的艺术品。臻美的追求不仅是他从事科学探索的动机和动力之源,也是他得心应手、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即准美学方法(包括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形象思维)。准美学方法贯穿在他的科学工作的全过程——发现问题、选择目标、发明原理、评价理论——之中,往往起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美的理论不一定在物理上为真,但是真的理论必须是美的;不美的理论肯定是不完善的、暂时的、过渡性的,它将被美的理论所取代。他说得好:“在科学领域,时代的创造性的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在这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像的更多的表现机会。”([2]p. 373

 

11.高洁的人品

 

爱因斯坦的人品是高尚纯洁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一不受到他的人品魅力的巨大感染,油然产生“见贤思齐”强烈欲望。他淡泊名利,视之如浮云敝屣;他简朴平实,没有丝毫虚荣和炫耀之心;他谦虚谨慎,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碎屑;他待人平等,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是总统、皇后、社会名流还是青年学生、平民百姓乃至佣人、偏执症患者;他乐于助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即使在帮助别人时也使对方没有一点屈尊或恩赐的感觉。他虽然大名鼎鼎,头上有无数的光环,但是他依旧像普通人一样思想和生活。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想成为羊群中的一个纯洁无暇的分子,必须首先是一只羊。”([2]p.314

 

爱因斯坦认为,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从自我解放出来,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和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看他索取什么。他觉得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这些庸俗目标是可鄙的,而把真善美视为生活的理想。因此,他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简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2]p.42)即使在病危时,他认为用人工方法延长生命毫无意义,坚决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治疗措施。他死后不想耗费世人的一点东西:不举行殡葬仪式,不摆花圈花卉,不奏哀乐,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秘密存放,故居不作为纪念馆开放。他对人类贡献如此之多,他对社会要求如此之少,难怪人们称爱因斯坦是“上帝的使者,人类的仆人”。

 

爱因斯坦精神具有非私人的、超私人的生命,它在爱因斯坦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发出光和热,照亮了人类的前程,温暖着人们的心扉。可以肯定,爱因斯坦精神只要有一小部分在人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整个世界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原载北京:《科学文化评论》,第4卷(2007),第6期,第7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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