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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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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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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晓原:爱因斯坦:被忽视的教益  

2013-05-12 21:44:15|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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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晓原:爱因斯坦:被忽视的教益

作者:江晓原

http://hps.pku.edu.cn/2003/09/1047

 

1905年是著名的“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一年中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而了解在此之前那几年爱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乃至对所谓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有教益。可惜的是,爱因斯坦的故事所提供的教益,在中国经常是被忽视的。

 

看看爱因斯坦和他那几位年轻朋友在1905年之前的生活吧。他们研读的哲学和科学著作有:斯宾诺莎、休谟的著作,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文章,数学家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和假设》,等等。他们还一起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诞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别的代表作品。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这群年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他们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可是这样的阅读和讨论,在我们今天的科研管理者看来,恐怕就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了!

 

我们急于要现代化,要“赶超”,这愿望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的方法却经常错误。二三十年前的事就不谈了,现在中国的科学家和教授们已经不挨批斗,也不受穷了,但是现在他们却很难安心做学问——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受穷的年代。许多管理者、决策者自己原本缺乏做基础理论或人文学术研究的经历和体会,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科学理论和人文学术的成果,可以像工厂里的流水线那样,按钮一按,“一流学术”就可以按质按量、按时按刻地制造出来。他们同时还假定,中国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本质上都是懒汉——如果不严厉督促,就会偷懒,所以弄出各种各样的考核、检查、评比、申报,以及早已背离了初衷的所谓“学科建设”之类(所有这些全都可以或已经转化为权力寻租的腐败温床),不让学者有时间安心读书和思考,而是要让他们忙忙碌碌,团团乱转。这样折腾也已经好些年了,实际效果如何,至今未见什么人公布过认真的考察分析报告。但是学术泡沫急剧增加,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则是有目共睹的。

 

此次《爱因斯坦全集》的出版,无疑是中国科学传播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目前已出五卷,所收文献覆盖的年代是1879~1914年——正好到广义相对论问世的前夜。此时爱因斯坦已经因为狭义相对论等贡献而成为著名科学家。这五大卷约3000页(16开)的文献,足以勾勒出爱因斯坦从一个普通少年到世界级科学家的成长之路,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贵科学史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实为科学传播之大功德焉。

 

全集中的第五卷,是“瑞士时期”的书信集(年代为1902~1914年)。从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奇迹年”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1905年之后,和爱因斯坦有信件往来的人中,他那几位年轻伙伴就不再是主角了,而是很快出现了物理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普朗克(Max Planck)、施塔克(Johannes Stark)、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劳厄(Max Laue)、马赫(Ernst Mach)等等,这表明,爱因斯坦从1905年起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

 

令人感叹的是,这个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完全是自发生成的,他既没有得到过什么什么基金的资助,也没有在官方的项目中拿过什么什么课题。“爱因斯坦奇迹年”完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产物,而不是计划经济或“计划学术”的产物。而我们却有“只资助国际一流”之类的荒谬说法——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狂妄的前提:就是官员有能力事先知道谁将是“国际一流”。而爱因斯坦和许许多多科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国际一流”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创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者可以安心做学问的环境,“国际一流”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出现。

 

爱因斯坦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什么闲暇来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自述片段中,说得非常明确:“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而如今中国大学里的职称晋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标之类,已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灾难性的”,其压力肯定远远大于爱因斯坦当年的学院环境,那如今要怎样的性格才能“不流于浅薄”?还会有几个人有足够的闲暇去自由思考?

 

1665~1667年间,牛顿因躲避瘟疫而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几年,牛顿在那几年中得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还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1905年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作出的贡献,任何一个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这确实是交相辉映的两个“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却经常被后来的科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那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创造奇迹时都没有用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事实上,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纳税人千千万万金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万有引力和相对论比起来,绝大多数显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气、多么令人汗颜!

 

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共同体的小职员,凭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小群年轻人,几年的业余读书活动,为什么竟能孕育出“爱因斯坦奇迹年”?一个在故乡避疫时沉思着的年轻人,为什么竟能孕育出“牛顿奇迹年”?这就是爱因斯坦和牛顿的故事为我们提供的教益——奇迹来自自由的思考。而自由的思考需要物质生活的保障,还需要闲暇的时间。学者的闲暇时间,和科学家的实验设备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如果我们的管理者只肯给学者一点钱,却不肯给他们闲暇的时间,那么“国际一流成果”、“世界一流大学”之类,将永远只是梦想而已。

 

来源:科学时报读书周刊200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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