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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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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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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犹太情结  

2013-05-10 12:08:13|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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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犹太情结

 

围绕相对论争论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对爱因斯坦有很大刺激,并促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有了接触。起初在布拉格时,爱因斯坦刚一接近犹太知识分子,就断然拒绝参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击,迫使爱因斯坦改变了态度,开始以他在学术界的全部威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以此来回击对他使尽了威胁和利诱等无耻手段的德国排犹主义分子。当然,这不能说是爱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来他又无路可走。

 

当时,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国。在同化派和复国派内部又有许多小的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他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思想,至于皮肤的颜色、鼻子的形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民族都应该是平等的。民族主义是偏见,是一种原始的幼稚病。爱因斯坦从来都是反对一切种族主义的。

 

然而,柏林的现实却不是这样。从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有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性条文。就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咒骂:

 

“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

 

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心愈来愈多了。他开始认为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与先前的超民族理想并不相互矛盾。1919年10月,爱因斯坦写信给物理学家保尔?爱泼斯坦说:

 

“我们可以关心世界,同时也关心自己民族的人民。”1919年12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这里的反犹势力十分强大,政治反动势力也很凶猛。”

 

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对刚从波兰和俄国的恶运中逃脱出来的犹太人的迫害使爱因斯坦无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伦敦、巴黎、纽约亲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犹浪潮,更严重地刺激了爱因斯坦的精神安宁。如在巴黎访问时,有家报纸就公开说:

 

“没有一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们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国又多了一个犹太佬!”

 

爱因斯坦对自己民族的情感的变化使他开始积极参与犹太人的复国活动。他对居住在德国境内主张同化的犹太人十分不满,他说:

 

“我已经从我的许多犹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种不讲尊严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这常常使我恼火……。这些事件以及发生的类似事件唤醒了我的犹太民族的感情。”

 

爱因斯坦甚至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

 

“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人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主意。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筹措办学的必要经费,他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完成了任务。爱因斯坦自己也很满意,在给朋友写的信中,爱因斯坦写了这样的话:

 

“我度过两个艰苦的月份,但是,能够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并保证了大学的开办,我感到十分满意。美国的犹太医生(大约6千人)特别热心赞助,他们为医学院筹集资金。

 

“美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尽管办那么多企业,做那么多生意,还是比我所去过的国家要热情些。我得像一条得了奖的牛那样任人观看,在数不清的大会小会上发表演说,做数不清的科学报告。我居然能坚持下来,真是个奇迹。但是现在已经完成,我心里有一种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顾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种种非议,勇敢地投身于犹太人的事业——我们的种族同胞多半是聪明有余,而勇气不足,对此我有确切的体会。”

 

1924年,爱因斯坦成为“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最重要的形式。

 

有人曾对爱因斯坦的民族情感进行过分析,认为爱因斯坦独特个性的形成原因有两个:一是科学,再一个就是犹太人的民族情感。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似乎还可讨论。但从20年代后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关注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说,尽管他没参加多少具体的犹太复国活动,却又对犹太人问题思考了许多。有一段资料,目前尚不知爱因斯坦写于何年,从内容来看,估计写于20年代至30年代。在这段话中,爱因斯坦说:

 

“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爱正义,以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这些都是犹太人传统的特征,并使我为自己属于它而感到庆幸。

 

“那些在今天猖狂地反对理性的理想和个人自由,并试图依恃野蛮的暴力建立死气沉沉的国家奴隶制的人,当然要把我们看作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历史给了我们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仍然是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忠实勤务员,我们就不仅要继续像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样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

 

显然,爱因斯坦这里对所谓犹太人传统的解释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他对这个“传统”引以为自豪,并把自己的创造个性融于其中,可见爱因斯坦对犹太传统的痴迷。

 

还有一段写作年代不详的话,透示出爱因斯坦对犹太人性格的欣赏与自豪: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组织中有一个‘劳动的巴勒斯坦’,它的工作,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中的最可尊重的阶级是有直接利益的。那些人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把沙漠变成繁荣的新村。这些劳动者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的精华,是一群坚强刚毅、满怀信心的公正无私的优秀的人。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双手的劳动出卖给出最高价格的投标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的苦力,而是受过教育、智力上充满活力的、自由的人。由于他们同荒芜的土地作和平的斗争,使得整个犹太民族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的受益者。只要尽我们的可能来减轻他们严酷的命运,我们就将拯救了最可尊重的一类人的生命;因为第一批移民要在还不适于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场斗争是一个困难的和危险的事业,免不了会有个人的重大牺牲。只有亲眼见到过的人,才能判断这是多么真实。谁帮助改进这些人的物质装备,谁就是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这个美好的事业。”

 

1930年10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所谓犹太共同体的起源是,公元135年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两次起义并彻底毁灭了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形成的一种集体。后来散居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侨民集团常以此名冠之。爱因斯坦借此题目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痛苦与希望、现实与理想作了广泛的论述,算得上是爱因斯坦思考犹太问题的代表作。文章中说:

 

“对我来说,要克服我的平静思考生活的自然倾向,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不能置ORTOZE①的呼吁于之不理;因为响应这个呼吁,在我就像是响应我们痛受压迫的犹太民族的呼吁。    ①均为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团体。

 

“我们散布在各处的犹太共同体的地位,对于政治界是一种道义的气压计。因为犹太民族既是无自卫力量的少数民族,而它的特点又在于保存古代的文化传统,难道有什么比各个民族对待这样一个民族的态度更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义的指标吗?

 

“从我们的处境来看,我们痛苦地知道这个气压目前是低的。但正是这种低气压,使我更加坚定这样的信念:我们有责任来维持和巩固我们的共同体。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谁要想维护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联在一起的身体健康。OZE社照字面说来是保护我们人民的身体。在东欧,它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以帮助我们在那里的人民保护肉体和灵魂,因为他们在那里经受着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而ORT社则力图消除犹太人从中世纪起就遭受着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困苦。因为在那时候我们是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产的职业之外,而被迫从事纯粹商业性的职业。真正帮助东方各国犹太人的唯一办法是,向他们提供门路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们为此正在全世界各处斗争着。这是ORT正在胜利地处理的严重问题。

 

“现在我要向你们英国的犹太同胞呼吁,请求你们帮助我们这个由一些杰出的人物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天给我们带来了失望,你们必定也特别感受到这一点。不要埋怨命运,相反地,要把这些事件看作是要对犹太人公共事业忠诚不渝的理由。我深信,我们这样做,也将间接地有助于人类的普遍目的,而这些目的我们应当始终认为是最高的。

 

“要记住,困难和阻碍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健康和力量的宝贵源泉。如果我们的床是玫瑰花做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而维持几千年的生命;这是我所完全确信的。

 

“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安慰。我们的朋友固然不是很多,但他们中间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精神高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提高人类社会并且使个人从卑鄙的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事业。

 

“我要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命运,依靠外界的因素总比依靠我们自己的少。我们的责任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1932年9月26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有没有一种犹太人的生命观?》,从哲学、宗教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犹太人的文化品性,其中某些见解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似乎预示着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深度。同时,这篇文章也是理解爱因斯坦晚年思想与活动的一个窗口。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犹太人的观点。我觉得犹太教几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态度和对待生命的道德态度。我认为,与其说它是摩西《五经》所规定的并为《犹太教法典》所解释的那些戒律的本质,倒不如说它是犹太民族中间所体现的对待生命的态度的本质。在我看来,摩西《五经》和《犹太教法典》都不过是对犹太人的生命观在古代是怎样占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见证。

 

“这种生命观的本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天地间万物的生命的肯定态度。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最高,对于它,其他一切价值都是次一等的。把个人以外的生命视为神圣,就引起了对一切有灵性的东西的尊敬——这是犹太传统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犹太教并不是一种信条:犹太人的上帝简直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消除了迷信之后的幻想的结果。它也是把道德戒律建立在恐惧上的一种尝试,一个可悲的和不光彩的尝试。但我认为犹太民族的坚强的道德传统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恐惧。同样很明显,‘为上帝服务’也就等于‘为生命服务’。犹太人中的最优秀者,特别是先知们和耶稣,就曾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由此可见,犹太教决不是一种先验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过着的生活,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没有别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按照宗教这个词的公认意义,那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宗教,特别是要求于犹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个人意义上的生命的神圣化。

 

“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也还包含着别的一些东西,这在《诗篇》中有许多很优美的描述,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庄严感到一种兴高采烈的喜悦和惊奇,而对这种美丽庄严,人还只能形成模糊的观念。这种喜悦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的那种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现在鸟类的歌声中。把这种感情附加在上帝观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

 

“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犹太教的突出标志呢?还是它以别的名称在别处出现呢?就它的纯粹形式来说,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犹太教中,也由于太拘泥于经文而把纯粹的教义搞模糊了。但我认为犹太教还是它的最纯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现之一。这特别适合于生命神圣化这个基本原则。

 

“具有特征的是,在过神圣的安息日时,连动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范围内,这种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理想地团结起来的感情多么强烈。至于坚持全人类的团结则表现得更加强烈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犹太人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犹太人当中,这种对生命的神圣感是发展得多么强烈,伐耳特?腊特瑙一次同我谈话时说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一个犹太人说他要去打猎取乐时,那是说谎’。这再简单不过地表明了犹太人对生命的神圣感。”1938年4月17日,在纽约市的康莫多旅馆,由美国“全国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塞德节”上,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的演讲。这篇演讲词充分体现出爱因斯坦与那些纯粹从政治上考虑犹太人问题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当时反犹风潮高涨的严峻情况下,爱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们关心巴勒斯坦的发展,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时刻,有一件事必须首先予以重视:全体犹太人都该大大感谢犹太复国主义的恩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中恢复了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所实现的生产事业超过任何人们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牺牲的犹太人都作出了贡献的,在巴勒斯坦的这种生产事业,把我们很大一批兄弟从极其悲惨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单一的政治复国活动提出了告诫。遗憾的是,这种告诫被人们忽视了,忽视的代价则是数十年的流血冲突。

 

爱因斯坦说:

 

“只是在分治问题上我还要讲一点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就等于离开我们共同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归功于我们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们背上这种‘国家’包袱,就只好让我们用机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罢。”

 

早在20年代初,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非常委员会”的秘书长布卢门菲尔德和魏茨曼两人都很清楚了解爱因斯坦不是那种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两人针对爱因斯坦的策略是尽力利用爱因斯坦的名望去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但同时并不想“说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人私下认为爱因斯坦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反对单一政治立国的设想是“令人讨厌的幼稚”。可当历史翻过几页后,爱因斯坦的担忧全变为血腥的事实。当年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们视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深刻。

 

爱因斯坦的这种信念在晚年始终没变,在1949年11月27日为“犹太人团体呼吁”所作的广播中,爱因斯坦更明确地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共同体,使它尽可能密切遵守我们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从现实的以色列国即将成立的局势下,爱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谅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怀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就会带上几分忧虑,因为我们现在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离这个理想还是相去甚远。要是没有别人干扰,允许我们制定出同我们邻人的关系,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需要和平,而且我们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发展有赖于和平。”

 

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后,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请爱因斯坦继任总统,但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于以色列国的立国方案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信念,或许是对于以色列立国后艰难处境的体谅,爱因斯坦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就任总统的原因。1955年1月4日,就在爱因斯坦逝世前三个月,爱因斯坦给在以色列的“犹太代办处”的重要成员池维?卢黎厄写信说:

 

“对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仅对缓和整个世界的冲突会有适当的贡献,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发展健康的睦邻关系。

 

“我们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应当是始终如一地表明我们这样的愿望:确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并且体谅他们目前处境的内在困难。如果我们实行了这种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忠诚的公民,而且我们还会逐渐地但是肯定地改进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我们对待阿拉伯这个少数民族的态度,将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提供真正的考验。”

 

这番忠告,可惜说早了40年。它仿佛就是40年后巴以和谈的基础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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