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日志

 
 
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网易考拉推荐

(4)韩东晖《证实与证伪》  

2013-04-09 09:49:05|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4)韩东晖《证实与证伪》

第十章  科学哲学

韩东晖

http://isbrt.ruc.edu.cn/pol04/edu/basic/reading/200407/494.html

《西方哲学智慧》选读

 

第二节  证实与证伪

 

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被称为标准科学哲学。作为起点,由此又发展出若干线索,其中大致有四个粗线条:第一条是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自身的演变;第二条联系着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第三条联系着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第四条联系着科学实在论。这四个粗线条当中还包含着若干细线条,而这些细线条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作出这些分类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20世纪二十年代,在刚刚崩溃的奥匈帝国的大都会,音乐之都维也纳,一系列私人的或半公开的“学圈”盛极一时。而在维也纳大学,每逢星期四的晚上,石里克学圈便开始讨论他们深感兴趣的逻辑、认识论和科学论的问题。这个学圈逐渐发展成为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小组”。随后,小组成长为学派,石里克(M. Schlick, 1882-1936年)成了当仁不让的领袖,其他核心人物还有卡尔纳普(R. Carnap, 1891-1970年)、亨普尔(C. Hempel, 1905- )、纽拉特(O. Neurath, 1882-1945年)以及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洪谦等人,他们便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开创者。

 

逻辑实证主义又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亦即相对于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新经验主义”,也是相对于孔德的传统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从名字可以看出,它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逻辑,一是实证或经验。前者受惠于弗雷格和罗素所创立的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而后者无疑来自从休谟、孔德、穆勒到马赫的经验主义传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则为其奠定了基本的哲学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旗帜鲜明地拒斥形而上学,卡尔纳普就试图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因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领域内的全部断言陈述都是无意义的。而石里克则认为,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终内容可以用陈述或命题来表达,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而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事实上,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换言之,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而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真正意义,因此,确定意义的哲学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这种哲学观的转折被石里克称之为哲学的转变。

 

显然,意义的证实理论(Verification Theory of Meaning)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它最具特色的贡献。石里克提出了证实理论的基本信条:“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证伪)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6]他举了爱因斯坦的著名例子。有人问爱因斯坦,我们说两个在不同地点的事件同时发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同时性?爱因斯坦回答说,要知道它的意思,就需要描述一种实际确定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实验方法。然而,在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中,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时空均不随观察者而变化。但在爱因斯坦看来,绝对时空的概念是想像中的虚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是直接由物理学的观察和实验得来的。我们经验所能及的唯一空间,是用尺度上二刻度间的距离所规定的长度标准来测量的,唯一的时间是用天文现象所规定的时钟来测量的。从狭义相对论的观点看,时空不是绝对的,而只是与观察者相对的。

 

当然,证实有完全证实与可能证实之分,前者要求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上,都必须做出明确无误、确凿无疑的说明,这种“强证实”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所谓证实只是一种可证实性,作为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乃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一种“弱证实”。比如,“月亮背面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有意义吗?能够回答吗?回答是:能,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描述一个在月亮背面的某个地方的所看到和接触到的情况来回答。至于绕月旅行是否可能,在这里是没有必要讨论的,因为我们能够指出证实月亮背面的实在性的经验方法。真正不能回答的倒是那些形而上学问题:本原、实体、本质是什么?灵魂能否不朽?如此等等。因为它们使用了错误的语言而对世界做了不适当的描述。形而上学的问题的解决,就在于返回那个原来的世界观:世界的朴素的表象,就如同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的那样,这个样子是完全正确的。因此,石里克更愿意用“彻底的经验主义”来称呼自己所进行的“哲学的转变”。

 

不过,卡尔纳普觉得石里克的证实原则过于简单了,它会导致对科学语言作出过分狭窄的限制,既可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和语句当作一盆脏水倒掉,也会把一些有意义的科学命题随之一同泼了出去。因为,理论科学的抽象陈述与观察陈述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是一大难题,我们不可能把理论物理学的陈述翻译成经验观察陈述的简单联合,换言之,理论科学的命题并不只是个别经验的叠加。如前所述,奎因对这一证实原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将其斥之为经验论的第二个教条。[7]卡尔纳普也预感到这一点:如果证实的意思是决定性地、最终地确定为真,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从来没有任何综合命题是可以被证实的。于是,他提倡用“可确证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firmability)来代替可证实性原则,从而把原来的证实问题转换为确证问题:如果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语句会得到确证,就称它是可确证的。例如对科学定律的检验,如果在连续系统的检验中没有出现反例,而且肯定性例证的数目在增加,由此我们对这个定律的信心也逐步地增强,这也就意味着可确证性的逐渐增长。

 

但是,无论是“可证实性”还是“可确证性”,都要求命题中的谓词指称某种可观察的东西,或还原为观察性的谓词,这有可能让物理学中的某些概念(如电子、光子、电磁场、波函数等)成为令人怀疑的东西。所以卡尔纳普不得不进一步改进他的理论,放宽他的标准。然而不管怎么改进,他把形而上学排斥在有意义的命题之外的思想,从未动摇过。

 

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证实原则,而证实原则的基础则是经验。作为现代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发展了一种新的归纳主义。事实上,正如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年)所说,在归纳与可证实性这两个概念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可证实性不过是归纳的另一种表述罢了。在近代哲学中,休谟第一个系统讨论了归纳问题,他认为无论经验重复多少次仍然不能改变其个别偶然的性质,我们从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现普遍必然性来,因为经验只对过去和当下已经经验过的东西有效,对于将要发生的东西则只有经验了之后才能知道,所以我们根据经验所作的预测只能是或然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它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这就使它不得不面对休谟的归纳问题。简言之,逻辑实证主义崇尚科学,而科学之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普遍必然性。然而,当我们通过证实原则来划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以及宗教的时候,这个原则由于其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足以体现科学的优越性。凡是学过形式逻辑的人都知道归纳推理的局限性:“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判断由于黑天鹅的发现而被否证了。这意味着就经验而论,我们永远也不能作出全称判断。对此,另一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德国哲学家莱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1953年)试图以概率的意义理论挽救归纳主义。

 

一般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通常采用的是真值的意义理论,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命题得到了经验的证实,才有真假的意义。然而这个意义理论只适合于已经证实的命题,而不能适用于未被证实的命题,以及无法直接经验的一般性命题。莱欣巴赫以概率的意义理论对之进行了修正:任何命题,如果有可能权衡其概率的,就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他也用概率来解决休谟的归纳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产生于科学知识一定是绝对地普遍必然的这种错误观念,以至于因为归纳知识的或然性而否定它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科学知识并不必然是普遍必然的知识,它完全可以是或然的概率知识。归纳诉诸的是概率,一个事件的概率度越高,它成为真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可见,莱欣巴赫实际上认可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相对性。然而,将自然法则归结为概率统计必然会引起另外的问题,例如爱因斯坦与玻尔当年就针对“上帝是否掷骰子”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8]也正是由于对归纳主义的批判,使波普尔从证实原则走向了证伪原则。

 

除了奎因之外,对证实原则的批判最有力的就要数波普尔了。波普尔堪称20世纪的思想大家,他不仅通过《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一系列著作对科学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通过《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社会政治领域捍卫了自由主义。波普尔的一生是无尽的探索的一生,正如在他的科学发展模式中,科学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一样。

 

1916年,爱因斯坦所发表的经过修正了的广义相对论预言:星光行经太阳时将发生1?74角秒的偏转,但根据牛顿的经典力学,即使有偏转也不会超过1角秒。这两个预言针锋相对,等待着一次判决性的观测。这简直是一场狭路相逢的决斗,二者虽然相差不足一角秒,但却必然有一个是错的,这将决定两种理论体系的生死存亡。观测这种微小偏转的唯一方法,是在日全食时拍照太阳圆面附近的星象。1919年发生了日全食,这时,爱丁顿和克罗姆林分别在几内亚湾和巴西两处进行了观测。观测的结果大大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爱因斯坦关于“光线弯曲”的奇思异想竟然胜利了,而200多年来经过亿万次检验的牛顿引力理论反以毫厘之差而败北。然而,正当“相对论热浪”席卷世界的时候,年青的波普尔却看到了这个事件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为什么像牛顿力学这样一种久经考验、无可置疑的理论也会由于一次失败而毁于一旦呢?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样的理论能够脱逃被推翻的命运呢?反之,如果爱丁顿的判决性观测的天平倒向了牛顿一边,那么广义相对论还能站得住脚吗?爱因斯坦本人不是也说,从广义相对论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波普尔由此而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错误,或者说,都包含着潜在的错误,并且总有一天会被证伪,从而因为经不起检验而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科学不再是“真理”和“正确”的同义语,相反,贯穿全部科学发展始终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真理与错误的矛盾,科学之所以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根源就在于这个永远不能最终解决的矛盾。

 

那么,科学中真理与错误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近代科学(主要是实验科学)坚信: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来自观察,真理即经验事实归纳的结果。虽然这种信念屡遭怀疑,但由于科学的巨大成功,它的可疑性反倒被隐藏起来了。就拿上面那个观测来说,它根本不是从观察事实归纳出理论来,相反,倒是从理论推演出事实,而没有这种理论几乎就根本想不到这种事实。所以,不是观察导致理论,而是理论“创造”事实。由此波普尔又揭示了科学发展中的另一个矛盾,即观察与理论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矛盾的存在,理论同观察既可能相符,也可能不相符,这才产生了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认识。通过这两对矛盾的展开和交叉作用,波普尔构建起他的科学发展模式:

 

问题à猜想à反驳à(新)问题(P1àTTàEEàP2)

 

波普尔说:“一切科学讨论从问题(P1)开始,对于问题我们提出某种试探性的解决——试探性理论(TT);然后批判这个理论,试图排除错误(EE);并且正如辩证法的情况一样,这个过程又重新开始:理论及其批判性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P2)。”[9]

 

由此可见,科学进化的逻辑首先是一种问题逻辑,一种理论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所能作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其次,它也像有机体的进化一样采用“试错法”,即通过试探和排除错误的方法而加入竞争的行列,以便去适应选择。因此,“真”和“假”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充分反映这种进化,而应当把“真”和“内容”结合为“真的内容”,从而构成“逼真性”这一概念。科学总是不断地向更真的内容前进,但永远也不能达到完全的真,而它接近真理的程度就是“逼真度”。因此,波普尔说,我们是真理的探求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

 

既然科学的进化有自己的逻辑,知识的成长类似于有机体的自主进化,那么,知识是否也具有某种存在论的地位呢?波普尔认为客观知识的世界与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样具有客观性、自主性和实在性,这就是波普尔关于“世界1、2、3”的理论:“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10]

 

具体说来,在“世界3”的各个成员中,尤为突出的是理论体系,但同样重要的还有问题和问题境况,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批判性辩论,它类似于物理状态或意识状态,因而可称之为讨论的状态或批判辩论的状态;当然,其中还包括期刊、书籍和图书馆的内容。但波普尔并不是要回到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上去,因为“世界3”毕竟是“世界2”创造的,是猜测性的、可变的。他所强调的是知识世界的自主性,是它对我们的精神、自我、理性,我们的智力成长,我们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想和实践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按照波普尔的观点,世界1与世界2之间、世界2与世界3之间,以及世界3与世界1之间,都具有相互的作用和影响。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将知识领域看作是一个独立或者相对独立的“世界”,意味着科学知识的运动具有自身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就是“P1àTTàEEàP2”。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科学家们发明创造的思维活动和方式,而且也需要研究作为“客观知识”的科学知识自身的运动规律。

 

波普尔出身于逻辑实证主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更了解逻辑实证主义的局限。从“证实原则”到“证伪原则”的转变,不仅标志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也标志着传统的科学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先是库恩,然后是波普尔的两个学生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以“异端邪说”的大手笔,为波普尔开始的新的科学观加上了一重重缤纷色彩。

 

 

  评论这张
 
阅读(43)|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