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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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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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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  

2013-04-08 14:37:23|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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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

钱兆华

http://hpslib.phil.pku.edu.cn/viewarticle.php?sid=2466&st=40

 

谁也不能否认,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1],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文化基因是决定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

 

不言而喻,“西方科学几乎是惟一存留到今天的科学形态,取得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卓越成就,并展现了发展的远景”。[2]那么,为什么西方科学几乎是惟一存留到今天,并成为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努力学习的科学形态呢?而且为什么从总体上看非西方国家在科学(当然指西方科学)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呢?这无疑是由于西方科学携带了西方文化的全套基因,这种文化基因的特殊性不仅使西方科学能发挥出特殊的社会功能,变成一种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物质力量,而且这种文化基因本身也是促进其科学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或根本动力。这说明,非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都是由于文化基因的不匹配、不吻合、不协调所致。

 

换句话说,我们要想对症下药地采取措施,把科学真正搞上去,首先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促进其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或根本动力——文化基因究竟是什么,其他诸如经济、政治、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外在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因为实际上这些原因严格地讲并不是原因,它们本身也是文化基因的结果。文化基因决定了社会的一切方面。

 

西方科学所需的或所携带的相应的文化基因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1 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

 

翻开西方哲学史或科学史人们会发现,古希腊的哲学家几乎全是自然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就是其代表。

 

古希腊人之所以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把认识自然界看作是人类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学术活动,是由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摆脱愚蠢,显然,他们是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3]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4]因而人们为了摆脱对自然现象,尤其是对象地震、洪灾、生病、火山爆发、日月星辰、纷繁复杂的物质形态这些常见的和灾难性的自然现象的无知,就必须研究自然界,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试探性解释。很显然,这些研究成果就是古希腊繁荣的自然哲学理论。正是由于古希腊人特别重视研究自然界,因而自然哲学或科学就成了整个希腊文化的主向度。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看,“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的文化。希腊文化起源于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同时也是科学。所以说,希腊文化起源于科学。”[5]

 

古希腊人的这种仅仅为了“求知”,为了“脱出愚蠢”而从事自由学术研究,并不赋予其任何实用目的的价值取向为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科学史上,法拉弟花了11年时间研究磁生电的方法,并最终得到电磁感应原理,他决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原理会成为后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电气技术的基础;麦克斯韦也决不是为了今天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才把法拉弟的电磁学理论抽象化、数学化,并预言电磁波存在的;普朗克也决不是为了今天的量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超导技术才提出量子假说的;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更不是为了今天的转基因技术才去研究生物的遗传现象的。事实上,西方科学的几乎所有重大成果的获得都与实用目的无关。当然,其中许多成果后来都变成了技术,有了实用价值,但那只是科学的“副产品”。

 

对此,科学史家丹皮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了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大多数人把实践看作是推动科学前进的主要动力,把科学的目的看作是完全为了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经济,实在是对西方科学的一个大误解。

 

2 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

 

“西方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猜测或揭示。”[7]而这种注重寻找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传统正是古希腊理智的一个鲜明特征。

 

留基伯首先“提出了因果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8]在德谟克利特看来,他宁肯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亚里士多德更把认识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看作是哲学探索的基本任务。他明确指出:“认识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人们在掌握一样东西的为什么(即根本原因)之前,是不会认为自己认识了它的”。[9]“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0]所以,“我们必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11]

 

古希腊人的这种注重探寻自然现象背后原因以统一地解释某类现象的传统,经过文艺复兴后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不断地推动科学的进步。西方科学用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解释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折射、色散、干涉、衍射等现象;用引力假说解释苹果和抛物体为什么总落到地上,而不飞到天上去的现象;用电场和磁场假说解释电荷和磁体不相互接触也能相互作用的现象;用原子行星模型假说解释a粒子的大角散射现象;用能量子假说解释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现象;用相对论假说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现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值得强调的是,用原因解释现象,不满足或甚至鄙视经验知识,既是西方科学的本质,也是西方科学的核心。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即能变为电气技术、无线电通讯技术、原子能技术、超导技术、转基因技术、宇航技术等,其根源就在于此。当然,这也是西方科学与其他科学形态的本质差异之所在。

 

3 喜欢、擅长运用理性思维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猜测或揭示才是西方科学的本质,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揭示出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呢?回答是:通过理性思维。那么究竟什么是理性思维呢?理性思维的实质就在于“合逻辑地推理”。

 

最早提出运用人类的理性思维认识世界的人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逻各斯”(Logos)主宰支配着整个世界,逻各斯是永恒的,但人们不能凭感官认识或把握它。不过,逻各斯并非不可知,人们只要用心思索就可把握它。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

 

巴门尼德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通过人的理性思维认识把握客观世界的思想,并把它推向极端。他认为,“凡不能设想的就都是不可能的,即令感官告诉我们它的确产生了。”[12]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应宁可相信自己的思维,也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因为“感官不能发现真理,只有思维才能发现真理。感官知觉是非实在的,是非存在;只有思维才是实在的,是真存在。”[13]柏拉图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建立起了他的本体论学说,从而为科学认识确立了对象。亚里士多德对理性思维方法所作出的最杰出贡献就在于他制定了理性思维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形式逻辑。在他看来,作为理性思维规则的形式逻辑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文艺复兴后,吉希腊的理性思维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科学研究或科学认识中不仅得到了全面继承,而且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直到20世纪的分析哲学、批判理性主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里我们终于弄清楚了,牛顿之所以提出万有引力假说,是因为万有引力是对苹果总是掉到地上,不飞到天上去的一个合逻辑的解释;菲涅耳之所以提出光是横渡的观点,是因为光是横渡是对光的偏振现象的一个合逻辑的解释;普朗克之所以提出能量子假说,是因为能量子是对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现象的一个合逻辑的解释;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光量子假说,是因为光量子是对光电效应现象的一个合逻辑的解释等。其实,西方科学的所有理论几乎都是理性思维的产物,都是对自然现象的合逻辑的解释。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的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真谛。

 

4 追求思维的严谨性、明晰性和精确性,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

 

既然理性思维的实质就是合逻辑地推理,那么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做到合逻辑地推理,以保证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呢?回答是:首先必须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因为内涵明确的概念是逻辑推理的前提,否则,如果概念含混不清,就谈不上逻辑推理。既然科学概念对人们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精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如此重要,那么对科学概念的严格定义当然就是必须的。

 

西方人注重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的传统肇始于苏格拉底,这与苏格拉底的“善辩”或通过问答方法求真知也许有直接关系。因为要想揭露对方的错误,必须要从逻辑上进行分析和推理,而在问答中保持概念的明晰、前后一致是进行逻辑推理的首要条件。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清楚:“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14]

 

苏格拉底最早的弟子欧几里德(不是数学家欧几里德)创立了麦加拉学派,该学派以好辩和重视对概念的严格定义著称。欧几里德的学生欧布里德留下了许多著名辩题,其中有“说谎者”,“谷堆”,“秃头”等。这些辩题所涉及的实际都是对概念如何严格定义的问题。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对概念的定义作了深入研究,在逻辑学史上提出了第一个范畴分类表,列举了十大范畴。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概念都表示某种一般的事物,即一类特定事物的某种必然而经常具有的属性。”[15]

 

在这里我们也许又明白了,西方人之所以一定要对诸如力、动量、动能、加速度、刚体、化学元素、单质、氧化反应、还原反应、酸、盐、蛋白质、细胞、角、射线、质数等等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决不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理解它们,是因为这是理性思维——合逻辑地推理的前提,同时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

 

5 相信世界是简单的、有序的、统一的,因而可以凭理性思维找到其中的规律

 

西方人关于世界是简单的、有序的思想滥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是万物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都受“数”的支配,因为数是简单的、有序的,所以整个世界也是简单的、有序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其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诞生和整个发展过程。例如,象哥白尼、开普勒等人都是忠实的,甚至是狂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

 

如果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在哲学方面使西方人树立了世界是简单的、有序的、统一的信念,那么基督教则在宗教信仰方面使西方人更加巩固了这一信念。既然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肯定会按一定法则、一定目的来创造世界,而不会随心所欲地胡乱堆砌一个世界。因此,我们的宇宙必定是合规则的,合逻辑的,可以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这就是西方人总喜欢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自然知识的重要原因。

 

6 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喜欢标新立异,自创理论

 

众所周知,科学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怀疑和批判。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意味着科学生命的终结。西方科学之所以能持续向前发展,不断出现旧理论的淘汰和新理论的诞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人们喜欢标新立异,自创理论。

 

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持续了500多年时间,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皮浪认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固定下来当作教训,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说出相反的命题来。”[16]在他看来,“怀疑论体系的主要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它对立这个原则,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停止独断,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论。”[17]皮浪及其之后的怀疑主义思想不仅代表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几乎不存在任何权威,每一位哲学家除了相信自己外,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不仅是他自己离开老师,独立门户的充分理由,而且也许是后来所有学生在学术上与老师分道扬镳的理由。

 

从科学史看,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决定因素。试想,如果哥白尼对“地心说”深信不疑,他会创立“日心说”吗?!如果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生物进化论吗?!如果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相对论吗?!所以说,科学上的怀疑、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也不需要怀疑和批判。

 

7 十分重视运用逻辑和实验方法对知识进行检验和论证

 

从逻辑上讲,如果科学是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猜测,那么对这些猜测进行检验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倘若没有确定的方法对猜测进行令人信服的检验,那么谁都可以胡说一通。然而,用什么确定的方法对猜测进行检验呢?很显然,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是检验猜测是否正确的仅有的两种方法。只要稍懂自然科学的人都清楚,如果不借助逻辑和实验方法对科学进行检验和论证,科学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

 

翻开科学史人们不难发现,西方人一贯十分重视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在他们看来,没有经过检验和论证的知识是不可靠的。因此,他们把“猜想”和“定理”,“假说”和“理论”分得很清。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仍然叫“猜想”,是因为它还没有被逻辑最终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费马大定理、四色定理之所以叫定理,是因为它们已经被逻辑严格证明。而万有引力假说、量子假说、热的分子运动假说、光的波动假说之所以现在都叫理论,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实验所确证。

 

科学史上运用逻辑方法所揭示出的伽利略悖论、无穷小悖论、罗素悖论、麦克斯韦妖佯谬、薛定谔猫佯谬、光度佯谬、引力佯谬等就曾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人类的有些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是无法仅仅用逻辑方法来检验的,如何保证这些知识的确实为“真”呢?很显然,实验方法由于能获得定向的、纯粹的、系统的、精确的经验,因此能帮助人们严格地检验它们。实验方法的创立及其广泛运用无疑应归功于伽利略。

 

现在看来,运用逻辑和实验方法对所获得的知识进行严格检验和论证确实是西方人获得关于自然界“真知”的两大创举,这两大创举正是西方科学及其技术在几百年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

 

8 具有一贯的“主客二分”传统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即客体,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西方人一贯强调“主客二分”的传统恰恰为科学准备了本体论基础。

 

“主客二分”的思想最早产生于柏拉图哲学。柏拉图把客体的本体世界和主体对立地确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知识论。罗素在谈到柏拉图的知识论时,引述了他在《理想国》中的一段解释:“正如巴门尼德所说,知识必须要有一个对象,而对象必须是某种存在事物,否则便没有知识。”[18]很显然,在这里柏拉图把人类的知识看成是对客观对象的一种认识。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的认识论。他说:“因为感觉决不只是感觉自身,而必有某些外于感觉者先感觉而存在;主动的总是先于被动的,这两个相关名词也可适用于感觉问题。”[19]这说明亚里士多德把主体和客体看作是相互独立的存在。

 

这种“主客二分”传统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它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客体是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还导致了科学实在论和不可知论,因为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必须是:主体和客体,“我”与客观世界是独立存在的,甚至是对立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要通过观察和实验方法去认识自然,而不象中国人那样试图用冥思苦想的方法去“格”出事物的“理”或“道”来;为什么西方人没有中国人头脑中的那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

 

9 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经过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后,西方文化中又增添了所谓的自由、人权、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构起的社会政治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学术的自由和繁荣,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谁也不能否认,近代以来自由、人权、民主、平等思想已经逐渐成为西方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独立革命、南北战争都直接与这些思想密切相关。

 

不言而喻,西方文化中的这种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化、多样化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平等争鸣。这种自由化、多元化和平等争鸣的风气对科学的“进化”(发展)而言,无疑起了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作用。实际上,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非常类似于商品的竞争或生物的生存竞争。大家可想而知,如果市场上某种商品只有一个品牌在销售,没有或不允许其他品牌与之竞争,那么该种商品的质量肯定不会提高,价格也不会降低,更不会被淘汰。这当然是以人民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为代价的。同样道理,如果某一学科只允许或规定一种理论存在,那么这种理论也肯定不会得到发展,其代价当然就是该学科的停滞不前。

 

然而大家不要忘记,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争鸣,或者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必须以人的自由、权利、平等为前提,而且还必须获得法律制度上的保证,而这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10.基督教适宜西方科学的生长

 

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应当说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既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次要的,而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则是主要的。基督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鼓励信徒研究自然。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因此研究自然就是研究上帝的创造物,而研究上帝的创造物是基督徒认识上帝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因为只有摘清楚自然界的奥秘,才能真正认识到上帝的伟大,才能从内心赞美上帝。这无疑给基督徒研究自然界提供了充分理由,并激励他们去这样做。这就是说,“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20]

 

第二,基督教增强了基督徒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信心。基督教不仅坚信宇宙是上帝创造的,而且还坚信全能的、理性的上帝是按一定法则、方式或原则来创造宇宙的,因此宇宙是一个有序的、有规律的、完美的整体。正如丹皮尔所说:“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21]事实上,西方人之所以热衷于把表面上看上去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整理成有条理的知识,热衷于用数学语言,用某某规律(定律)去描述这些自然知识,跟他们的这种信念是直接相关的。

 

第三,教会学校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培养了奠基人。我们已经知道,基督教为了让信徒们更好地理解上帝,更直接地体会到上帝的伟大和无所不能,一直鼓励信徒研究自然。因此,在欧洲最早的大学里除讲授神学、拉丁语、艺术、逻辑等课程外,自然哲学(包括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几何学等)也是其重要的必修课。而这些最早的大学几乎清一色地都是教会所办。教会大学在培养了大量的神职人员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罗吉尔?培根、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开普勒、布鲁诺就是其代表。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早期教会所办的大学,就不可能培养出一大批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因而就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诞生。

 

以上我们初步分析了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大多从古希腊就开始产生,一直绵延至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或极少这样的文化基因,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它并没有因为我们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科学和应用西方科学而发生重大变化。用这一假说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即西方科学)为什么会突然落后?我们现在都致力于科学创新,但为什么科学的原创能力仍然很差?13亿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未有一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用这一假说也可以很容易地预言,中国在未来50年里要想在科学方面赶上或超过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在文化方面实施大规模的“基因工程”。可想而知,如果50年后我们在科学及其技术方面不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那时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决不是我们应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应如何保住中华民族的“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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