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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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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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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郎永杰:中世纪大学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贡献  

2013-04-08 23:35:11|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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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郎永杰:中世纪大学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贡献

http://www.sxu.edu.cn/yjjg/sbgjyjzx/news/News_View.asp?NewsID=183

 

摘要

 

诞生于世俗政权与宗教神学权力夹缝中的中世纪大学,对科学知识的回收、保存和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复兴和促进了学术研究,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孕育发展起了基础性的机制保障作用。

 

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于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与宗教神学的权力夹缝中,是分裂而又分权的独特社会的产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灿烂的花朵”———中世纪大学,对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世纪大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中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大学之所以被公认为近代大学的开端,是因为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兴盛、文化繁荣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政治上, 世俗政权和宗教统治都处于相对稳定的巩固发展时期,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对自身发展的作用,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新发展的机会。经济上, 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新兴城市大量涌现,国际贸易日趋活跃,新兴的工商业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各种手工业行会、商会纷纷出现,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成为控制城市的重要力量。在行会的发展和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与规章制度,这成为新的教育组织机构效仿的榜样。文化教育上,长达二百多年的十字军东征,欧洲人接触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了许多学术典籍。他们把阿拉伯文的希腊、印度科学著作译本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著作大量译成拉丁文,特别是1200年到1225年间, 亚里士多德全集被发现,并被翻译成拉丁文。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为中世纪大学发展开拓了一个思想的新世界。随着古希腊学术著作被重新发现,原有的教会学校已经很难满足世俗社会对文化教育发展的需求,而且教会学校也极力禁止古希腊的科学进入学校。此外,中世纪晚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子系统协同互动,社会趋于复杂化。复杂化的社会极其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包括行政人员、公证人员、医生、律师等。人才培养、科学传播探究的需要促生着一种新型机构突破现有宗教神学独裁专制的制度配置。中世纪大学的诞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表征。

 

(二)中世纪大学的发展

 

古希腊的文化典籍的传入,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行会的出现,为大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经济、组织基础。最早的大学建立于12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和萨莱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它们是日后其他西欧大学效仿的榜样。到1300 年已经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发展到了 16所。到1400年,在远至奥地利、波兰、波希米亚的整个中欧又增添了14所。到1500年,在远至苏格兰、匈牙利、斯堪的那维亚等地方再增添28所。由于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师生来自世界各地,研习内容主要是“七艺”,拉丁语是中世纪欧洲的通用语。这就使得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着很强的国际性,各地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到自己所喜爱的大学求学,比如巴黎大学鼎盛时期师生达5 万多人。到了13世纪,随着经院哲学的繁荣,巴黎大学成了欧洲学者云集的中心,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在这里求学与讲学,不同学派与思想的论战也大都在此展开。中世纪大学辐射式发展,不仅为大学独立建制化发展提供了组织机构支撑,而且为大学之间协同进化营造了合作与竞争发展的氛围。  

 

二 中世纪大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解析

 

近现代以来,各国纷纷把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作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基本取向,大学与科学技术相互联系、相互映现和互动变迁已成为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然而,大学与科学之间这种密切联系是否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必然性,是否是一种自然匹配,由于历史观念的差异,存在两种相反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思想认识。

 

 (一)否定论观点

 

由于科学与宗教观念的冲突,欧洲中世纪被多数科学史著作视为“科学的空白期”,欧洲历史上的 “黑暗时期”或者“古典文明和近现代文明之间”的一个“阴谷地带”,断定中世纪大学与近现代科学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历史关联或毫不相干。这种思想观念已成为科学史研究的定式思维,进而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教条思想,遮蔽了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及科学史研究者对中世纪大学与科学发展之间关系重新认识的视线。西蒙?施瓦茨曼在《大学的科学活动》一文中的认识路线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曾指出:“高等教育系统需要科学,甚于科学需要高等教育。”[1](P217)并坚信:“科学研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思想观念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是:两者重叠是成问题的,常常只在少数名牌大学中出现。如果不对此进行历史的和经验的正确分析,就有把观念形态当作现实,或忽视高等教育系统和以科学研究为己任的其他机构所完成的其他职能的危险。”[1](P218)

 

否定论者以近现代科学与高等教育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形态来衡量古代科学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世纪大学与科学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的历史现实性和必然性,否认了中世纪大学对古希腊科学的承接和发展作用,否认了近现代科学对古希腊科学的继承和变革发展。这种思想认识势必会得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结论。否定论观点对近现代科学历史分期的习惯认识是以科学独立建制和分化发展的实际水平为标准划定的,着眼于科学发展结果而不是科学演进发展的过程。

 

(二)肯定论观点

 

科学是一种具有特定形态和思想内容的理性文化,也是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活动和探索过程,其典型特征是批判和创新。高等教育本质上是对高深文化的探索、创新和批判。在精神实质上,科学的进化发展机制与高等教育的演进发展机制应该是深度耦合、协同互动的。

 

“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直到十七世纪科学才开始建立独立的地位。”[2](P116)科学独立建制不可能是科学文化发展的突变形态,本身体现了科学的渐进性和革命性相互矛盾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在此之前,科学长期寄生于宗教、神学、政治,依附于教育活动机构持续稳定发展,古代思想家兼具教师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有效地促进了科学与高等教育的互动变迁。

 

古希腊时期科学与高等教育共生发展,促进了科学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孕育产生以及科学传统、科学思想的发展演变。通过希腊化、泛希腊化、古罗马时期高等教育机构的移植、传播,古希腊科学几经曲折反复得以代代传承。中世纪早期希腊的科学典籍经由拜占庭、阿拉伯高等教育机构和翻译机构移植、翻译、选择和研究,使西方世界认识把握了古希腊人的科学思维和理论观点。希腊科学与文化传统虽历经曲折劫难,却一直能在西方社会绵延不绝,其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的重要历史作用、影响和文化贡献。[2](P135)科学典籍的引进、翻译、吸收与高等教育制度的移植建立是同步进行的。正是通过这样曲折的科学文化和高等教育制度的承传过程,古希腊的文明才得以源远流长,为中世纪后期大学的制度化和科学研究活动的体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科学文化发展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中世纪大学和中世纪学术思想演化的关系,我们将突破历史虚无主义的思维模式,把中世纪科学理性的复兴与大学独立建制过程看作相互交织、互动发展的自然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何云坤对中世纪大学与科学的关系给予充分的肯定, 他指出:“学术文化传统的复兴和科学理性的恢复发展,促成了大学的创建和高等教育的体制化变革;而文化的建制化和高等教育的体制化变革,则又为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变革发展奠定了内在机制、发展体制和制度框架基础。因此说,中世纪大学的创建和 85高等教育的体制化变革,对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孕育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启动促进意义和基础性的机制保障作用。”[2](P153)

 

三 中世纪大学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贡献

 

大学与科学互动变迁的历史逻辑,必然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中世纪大学不仅仅是人才培养的摇篮, 而且也是学术研究和中世纪知识分子阶层孕育发展的温床。张应强教授认为:严格说来,中世纪大学并不像一个教育机构,它更像一个学术研究组织。因为人才培养只是它的“副产品”,它突出和追求的是学术的自由研究和知识的广泛传播。[3](P68)中世纪大学对于科学知识的回收、保存和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复兴和促进了学术的研究,而且对近代科学思想的产生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一)师生学术行会模式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

 

中世纪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然而,在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宗教神学的排挤下, 科学依然没有走向体制化,大学的学术行会为知识分子科学研究活动和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中世纪大学分为人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科学研究活动主要在地位较低的人文学院开展,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但是,人文学院的文理基础课程却是医学院、神学院、法学院等专门教育必须学习的知识基础,科学思想、科学研究活动逐渐向各学院渗透,成为中世纪大学不可缺少的教学模式和学术活动模式。

 

雅克?勒戈夫在进行历史考证基础上指出:“新式教学不仅必须给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等新的学科提供位置,而且也必须给科学技术和手工技术这些人类职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提供位置。”[4](P52) 课程讲授基本上采用评注诠释的方式进行,评注就会引起讨论并转化为研究,在研究中不断突破限制和束缚,不断丰富和创新教育教学内容。教师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文诠释者,而成为探求者、思想家,13世纪甚至完全脱离经文,独立追求知识。

 

(二)神学的科学化、理性化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现实需求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2](P165)中世纪大学产生后,长达 20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带回了许多高水平的拜占庭和阿拉伯学术典籍,并大量译成拉丁文成为大学重要的学习研究资料。大量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进入中世纪大学,对占支配地位的神学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神学与科学长期激烈论战,逐渐形成三个主要的学派。最右翼的学派以神学院的大部分教授为代表,他们主张把亚里士多德学说乃至所有科学学科从神学理论体系中驱逐出去,彻底恢复原来的教父哲学和奥古斯丁哲学;中间的学派以托马斯? 阿奎那为主要代表,以艺术学院的绝大多数教授为骨干队伍,他们想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和一切有用的科学知识,把过去神学上的所有问题都进行新的研究和修正,以建立新的系统化的神学理论体系;而最左翼的学派则以奥卡姆等人为代表,由艺术学院的教师和法学院、医学院的极少数教授组成,他们只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著作,想依靠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方法取得真理,并想借此把作为神学的奴仆的哲学和科学彻底解放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2](P211)论战的结果是中间学派适应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在科学和宗教神学之间保持了各自发展的张力,促进了神学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中世纪欧洲和其他许多文明社会之间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区别是:尽管中世纪欧洲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对其他信仰采取不宽容态度,它却对自己的理智能力缺乏信心。当面临《圣经》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圣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许多矛盾时,它只能诉诸古代异教徒的理智力的帮助。[1](P31)神学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为中世纪大学学术复兴提供了契机,使古代哲学和科学的移植、引进以及理性文化的传播、拓展得以以寄生、依附的形式展开,逐渐实现对宗教神学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和超越。

 

 (三)中世纪大学为学术自由探索奠定了基础

 

里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专门研究学术自由的著作中指出,学术自由连续的历史是与从12世纪以来的大学史相伴而生的,其意在肯定学术自由的开端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5]中世纪大学拒斥大学之外的教会势力、世俗势力对大学事务的干涉,大学自治是学术行会追求的目标。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是与其特权交织在一起的,大学在不断斗争中获取的特权充分体现了大学与世俗政权、教会、城市等外部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不是大学内部学术活动的权利与责任、思想与信仰等问题。中世纪大学在权力夹缝中能够独立自主发展,“首先靠它们的团结和坚定;同时它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从大学成员的存在中得到许多好处,他们是一批不容忽视的经济上的主顾,并为培训顾问与官 86员们提供无与伦比的教育场所,还是造成赫赫声望的基础,因此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强硬方法不会不奏效。”[4](P52)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自治性大学为中世纪知识分子学术自由探索提供了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被基督教长期禁锢的人的理性精神、追求真理的本性在适宜的环境中得以释放出来。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这样说:“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 ‘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4](P52)

 

(四)古希腊科学典籍的翻译、引进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知识基础

 

中世纪加洛林时代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样的对待,修士们的“手写文书”初衷虽是丰富教堂财富,增加个人收益,但客观上对古希腊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保存、传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元 1000年至1200年的“翻译时代”被著名的中世纪科学史研究专家爱德华?格兰特(Edward Grant)称为中世纪“黎明的曙光”[6]。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 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都通过翻译工作者的艰辛劳动引入西方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知识中蕴藏的自然法则、理性批判精神汇入宗教神学意识形态和行为框架之内,为学术研究奠定了知识基础和理性思维基础。

 

随着古希腊学术著作被重新发现和翻译,在神学科学化和理性化进程中,中世纪大学为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逻辑学、物理学、宇宙学和数学基础,逐渐成为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的基础课程。格兰特指出:“很明显,中世纪高等教育基本上以逻辑和科学的课目为主,逻辑和科学作为所有文科学生高等教育的基础是空前绝后的。”[6] 起初以神学课享有盛誉的巴黎大学,在学术著作大量引进的冲击下,几乎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例如《物理学》、《论动物》、《论天国与地球》、《理智与感官》、《睡眠与行走》、《记忆与回想》、《论生命与死亡》等,以促使思想的理性进程。牛津大学在 13世纪和15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占据了课程的中心内容,在文学院的课程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动物》、《论生命的生殖与死亡》等。[7]尤其是在巴黎大学为教皇所禁止的自然哲学以及市民法,在牛津大学一直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传授和研究。沐浴着希腊和阿拉伯理性的思想文化,中世纪大学师生学习吸收科学和辩证法思想并加以评注,理性的精神和思想方法得以提升,探求自然秩序、自然法则、自然规律的科学研究活动成为中世纪大学的重要职能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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