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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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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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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  

2013-04-06 16:44:16|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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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

 

张杨

《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008-03-29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yanjiufangfa/dingliangfangfa/2008-03-29/5019.html

 

目录

一、科学哲学中的证伪及其批评

二、穆勒命题对于证伪主义的挑战

三、社会科学的概率陈述如何被证伪?

四、限界条件理论能挽救证伪主义吗?

(一) 形式理论中的限界条件

(二)经验理论中的限界条件

五、结语: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

六、后 记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作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反动,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认识论原则。本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完全是在自然科学哲学的领域发展起来的,但是在社会科学,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经济学方法论的两部重要著述《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经济学方法论》(布劳格,1992)和近年美国社会科学家对研究方法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设计社会研究》和《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巴比,2003),都把“证伪”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应该予以遵循的方法论准则。

 

以中国为例,大量的方法论著述告诉我们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乃是区别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是抛弃旧理论和发展新理论的依据,但是却很少解释证伪这一复杂的科学哲学机制在社会科学中何以可能。而且,证伪的概念已经超越社会科学范畴,成为我们认识日常社会和历史命题的重要方法,很多报刊上的评论性文章言必称证伪。

 

然而,正本溯源,“证伪”方法论真的适用于这些命题吗?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

 

一、科学哲学中的证伪及其批评

 

“证伪”,是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回应,他认为不是证实,而是“证伪”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波普尔,1986)。

 

为什么选择“证伪”而不是“证实”呢?这可以追溯到休谟的“归纳问题”,也就是有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存在于归纳和演绎之间、证实和证伪之间、肯定规律和否定规律之间:对于一个无限命题而言,不管存在多少单称陈述,都不能合乎逻辑归纳得出,即永远不能被“证实”;而借助于演绎逻辑,仅一个反例,就能驳倒任何全称陈述。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切乌鸦皆黑”的例子,无论观察到多少黑乌鸦也不能最终证实这个命题,但是只要我们发现一只其他颜色的乌鸦就可以证伪这个命题(当然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因果命题)。也就是,证伪相对于证实,有着操作上的可能性和简便性,两者是不对称的。

 

然而,证伪主义方法论自一出现,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就受到各种批评,在早期的包括“约定公理主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批评的基础上,科学哲学家把上述一系列对证伪的批评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迪昂-奎因命题”。“迪昂-奎因命题”的一个简单表述是:“如果原命题有辅助假说集,严格的证伪也不可能”(罗森堡,2004)。

 

因为命题对事实的说明是需要一组辅助假设的,当我们发现反例的时候,证伪的不是核心命题,而是包含辅助假设在内的命题组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辅助假设的问题,导致反例的出现,而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核心命题。关键在于,我们往往并不清楚到底是命题错误还是辅助性假设出现假命题。极端的情况下,原理论的保护者可以构造足够多的辅助性假设,来回答批评者对理论的证伪。

 

“迪昂-奎因命题”指出:“从逻辑的角度看,科学定律既不可能被可获得的证据完全确立,也不可能被有限量证据全盘证伪”,它表明了:“确证或者否证是相当复杂的事情,不仅仅是从一个被检验的假说中导出正面或者负面的例证”(罗森堡,2004)。

 

作为波普尔主义的发展者,拉卡托斯对“迪昂-奎因命题”的批评做出了回应,他用“研究纲领”指包含初始条件、辅助假设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并区分了所谓的“朴素证伪主义”与“精致证伪主义”。他指出,一个“理论系列”的进步或者说“进步的研究纲领”是“具有比它前者超量的经验内容,即,如果它预言某些新的、迄今未被预见的事实。”也就是说,“一个理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也是经验上的进步”(拉卡托斯,1987)。所以,拉卡托斯正确的指出,并没有单个反例证伪或者判决性检验这么简单的事情,理论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依赖于“精致”的证伪主义,即提出一套比过去的理论包含更多经验内容的新理论。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论在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中引起共鸣,但即便如此,拉卡托斯仅仅是从科学史或者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区分“进步”、“退步”、“朴素”、“精致”这些概念,他并没有能够从科学哲学或者认识论的角度发展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也并没能够从逻辑上解决“迪昂-奎因”问题。

 

也就是说,证伪主义哪怕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是一个反例就能证伪一个理论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非常严格的过程。那么,社会科学的命题同样是由核心命题和辅助性假说构成,严格地讲同样具有证伪的不可能性。事实上,如果要想使用“证伪”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判据的话,除了也面临“迪昂-奎因命题”的诘问外,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下面进行讨论。

 

二、穆勒命题对于证伪主义的挑战

 

社会科学在进行因果性解释的时候,往往只能找到导致因变量的某些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并不一定是充分条件(即还有其他因素也是导致因变量的条件),甚至也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即存在其他一组自变量导致因变量的可能性)。笔者在这里,进一步把这些问题总结归类为三个问题:他因性问题、共因性问题和多因性问题。并以最简单的社会科学命题为例来讨论这三类问题对于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挑战。

 

他因性问题:即经过严格的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发现A与C只有一种统计上的关联性,而另外一个自变量B才是导致C的原因,甚至是导致A与C共同出现(变化)的原因。这是进行理论建构和检验最常出现的一种情形。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新的发现“证伪”了原命题(尽管我们后文讨论后会发现,这种证伪的机制和波普尔的原意并不相同)。

 

共因性问题:如有人提出“苏格兰比英格兰更具备新教精神,苏格兰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精神,由此证伪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联”,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效证伪,因为韦伯早就指出新教伦理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必要条件(当然是极为关键的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尚有其他条件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出现,而这些条件可能正是同为新教国家的英国具备而苏格兰不具备的。

 

多因性问题:比如有人用儒教伦理(B)导致了亚洲的资本主义经济(C),同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发展出新教伦理(A)来试图证伪韦伯的命题,姑且不论这里面理论上和经验上(时空错置等)的谬误,从纯粹逻辑角度考虑就没有认识到产生同一结果的多种原因组合的可能性。

 

笔者在这里举韦伯的这个经典命题为例,并不是说就毫无保留的接受韦伯的理论,只是想说明,如果要批判或者证伪韦伯的命题,不是简单举一些反例就可以证伪的事情,这比找到一个白乌鸦来证伪“所有乌鸦皆黑”这个命题困难得多。姑且不论严格的理论建构所需要做的大量思考、分析工作,从逻辑上而言,举出一些在经验上确实成立的反例是不足以“证伪”一个成熟的理论的,这些经验证据并不足以构成自然科学中的“判决性实验”。

 

经过上文讨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由于存在共因性问题和多因性问题,发现原命题的一个反例,我们决不能马上认为这是对命题的证伪,而有可能这是一个新的必要条件,或者是一组新的必要条件中的一个却并不构成对原命题的否定。

 

三、社会科学的概率陈述如何被证伪?

 

自然科学特别是其基本学科:物理,主要的命题都是全称命题(包括用函数形式、微积分形式或博弈论模型等表达的命题)如F=ma;而社会科学恰好相反,除了经济学有相当丰富的形式模型为代表的全称命题外,绝大部分社会科学都是概率形式的命题(即统计模型或其变体),用文字表达即是“某个类属越具备A特征……,则越倾向于出现C结果”等类似形式的命题。所以,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发展起来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能否移用于社会科学,我们还需要做更仔细的讨论。

 

事实上,波普尔已经指出证伪只适用于“全称命题”,因为从逻辑上讲,只有“全称命题”才具备“单个反例证伪”(如对乌鸦命题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的可能性,而“或然性命题”则不可以。

 

具个最简单例子;发现一只白色的乌鸦我们就可以说证伪了“一切乌鸦皆黑”这个命题,而发现一个富人不投票给共和党我们并不能证伪“80%的富人投票给共和党”这个事实,或者“美国人越富有,越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这个规律,或者“个人经济条件影响政治选择”这个更具一般性的命题,因为这些命题并不排除也有富人不投票给共和党这一事实。

 

波普尔甚至已经指出:“概率陈述就是不可证伪的。概率假说并不排除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概率陈述不可能同一个单称陈述发生矛盾,或被它反驳;它们也不可能被任何有限数目的单称陈述所反驳;因此也就不会被任何有限数目的观察所反驳”(波普尔, 1986)。

 

波普尔这番表述,已经非常明确指出全称陈述(全称命题)和概率陈述(或然性命题)在证伪方面的根本差异。所以,“波普尔在他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中引入‘可证伪性’来取代‘可证实性’,是因为科学理论命题在逻辑上的全称性质以及全称命题的涵盖范围的无限性质所使然。……然而,对社会学理论来说,一般而言,其理论命题并不具有全称陈述的性质,绝大多数表面上具有全称陈述外貌的社会学理论命题,如果稍微深入地探究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不过是对大多数个体或情境作出概括性描述或预测的命题。因此,从根本上说来,对于社会学理论命题,不能仅仅由于否定性单称陈述为真就去证伪它,换言之,不能引入波普尔意义上的可证伪性作为社会学理论是否有意义的标准”(覃方明,1998)。

 

四、限界条件理论能挽救证伪主义吗?

 

而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试图挽救波普尔主义努力,除了来自经济学外(如前文提到,对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一些形式模型而言,证伪主义确有一定意义),引起较大影响和讨论的是科恩(Cohen)师徒发展的“限界条件”理论。那么,“限界条件”是否能够确立证伪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检验科学命题和判断理论的科学性这样的地位呢?

 

1985年,科恩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第一篇讨论“限界条件”的文章,1997年他的弟子哈威廉把他们的限界条件研究介绍到中文学术界,“笔者力图促成这一争论的国际化。现将自己近期思想总结出来呈上,敬请中国同仁指正并希望能引起争鸣”(哈威廉,1997)。

 

科恩等在文章中指出的现状:“尽管社会科学借用了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作为理论标准,但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因为单个否证而拒绝理论的。”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任何一个社会科学通则命题,既是对的又是错的。”即既有能够证实它的经验现象,也有能够证伪它的经验现象,这是统计命题的固有特点决定的,那么,“什么时候,单个否证能够证伪一种理论?这是社会科学家的方法论中心问题”,或者更重要的是,按照波普尔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如何进步,知识如何累积?”(Walker & Cohen, 1985)。

 

于是,他们发明了“限界条件”这一概念:“一系列对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件的说明,这些条件划定了特定理论的特定适用范围及应用界限。”并指出“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配备相应的‘限界条件’。只有明确阐述限界条件,一个理论定律才能真正被放到社会现实中与‘限界条件’所限定的社会事实相碰撞,由此接受社会事实的检验。”“‘限界条件’可以应用于理论的证伪。

 

一个理论定律的限界条件越窄、越严格,则越难于被证伪……理论定律的预测力和确定性与限界条件的宽窄密切相联。限界条件的宽度在这里成了理论定律普适度的前提。在限界条件不断放宽的情况下,如此理论定律仍能以其确定性成功地展示其预测力,则此理论定律在严酷的证伪过程中的存活率就会很大。

 

……在可证伪的理论中,最有力的是那些对证伪敏感度最高的理论”。那么理论如何进步呢?“只有通过不断放松限界条件而达到更广阔的概括性和更准确的预测性的理论定律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定律。表面看来,附加越多的限界,则理论的可应用范围越窄,其预测力越弱,但真正有力量的理论是不会被研究者所划定的限界条件所困住的,它会强有力地不断拓宽限界条件。”“通过一次次的证伪与‘限界’。理论定律与社会现实的对应与相符程度会越来越大,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就体现在这种不断的检验与修正的过程之中,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也由此而更为精确。”(哈威廉, 1997)。

 

应该指出,“限界条件理论”给出了建构社会科学理论一条可能的道路,但是其理论在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候却依然遇到问题:

 

按照此种理论,当我们发现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某项经验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选择设定一些“限界条件”来保护核心理论。而这种做法,有时是必要的,比如相对论发现后,牛顿运动理论已经失去普遍有效性,但我们依然可以设定“非微观粒子”和“非高速运动”两个边界条件,来继续保护牛顿理论;有时候则是“退步”的表现,会导致理论命题所能涵盖的经验内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拉卡托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惜添加越来越多的命题,来保卫马克思一些已经解释有误和预测失败的命题,其结果是造成理论流派一定程度的僵化和退步(拉卡托斯, 1987)。

 

而所谓“限界条件”放宽的过程正是拉卡托斯设计的科学“进步”的过程,因为放宽限界条件,理论自然具有更高的“抽象度”,也就能够解释更多的“经验现象”,这就是进步的研究纲领。本质上而言,这依然只是个科学史的说明,而不是从逻辑上解决证伪的困境。甚至,在科学史上,也不是每个例子都自然的符合“进步”或者“放宽限界条件”的过程。

 

就以牛顿运动理论为例,牛顿本人认为其理论是具有普遍效力的,他并没有给出一个“边界”,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人们才意识到牛顿运动理论是有边界的,而相对论是对这一边界的突破——牛顿理论可以视为相对论在宏观低速物体中的特例。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如科恩描述的有意识设定和放宽“限界条件”的过程,但谁也不能否认牛顿的理论贡献——而且,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设定“限界条件”比原有的理论更难,这是很多理论建构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能设定这些理论的边界,有时候甚至意味着已经有的新的理论呼之欲出了。

 

也就是说,最根本的,限界条件理论并不能解决社会科学概率命题中使用证伪的不可能性。因为,即使我们设定了严格而狭窄的边界,但是得到的命题往往依然是“概率命题”,比如哪怕是对中国很小一个城市的同质人群的调查,我们发现解释他们某种行为的原因依然只是一个概率分布,更抽象的理论建构就更是如此。

 

综上,笔者认为,“限界条件”在形式理论的证伪主义具有一定意义,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对“限界条件”往往也有严格的规定,对限界条件的检验往往意味着理论的进步;而对于大部分基于归纳逻辑建构的统计理论,当然好的研究需要指出研究的范围和命题的边界,但是这个“限界条件”理论本身并不能使得证伪主义可以成为一种经验命题的原则。下面我们分两种类型讨论:

 

(一)形式理论中的限界条件

 

对于演绎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推崇者,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采用的是给定初始条件的演绎推理,对这一方法论的早期而精确的阐述(也许在方法论意义上至今没有被超越)来自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穆勒把这种方法称为“先验方法”或“演绎方法”。

 

“演绎法中采用的是古典逻辑,那么,如果逻辑正确,给定假定是正确的,结论也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Hands,1990),也即“理论假说思想或核心一旦确定,其后的推理过程则完全是一种逻辑推理过程”(陈璋,1998)。所以,“假设条件是认识西方经济理论及其方法论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困难的部分”(陈璋,1998)。

 

在这种假设-演绎方法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评价一些经济学家的工作,特别是基于新古典主义模型的纯粹数量经济学家的工作,他们往往远离现实,进行着以数学为工具的理论演绎,他们的成就是在这个公理体系中不断得到新的定理,尽管这些定理有时候不能直接用到现实甚至与现实有所抵牾。以最具有公理结构的一般均衡理论为例,“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公理性数学结构(阿罗模型、德布鲁模型等)与实证经济学没有关系。”或者说“一般均衡理论是特定条件下的结果,只有这些特定条件满足,市场才能与一般均衡理论完全一致。”(道,2005)。

 

在这种情况下,证伪集中在“指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二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赵鼎新,2006),从而对对原有假设条件进行修正或创新.相反,“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是驳不倒这些理论的”(赵鼎新,2006)。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的创新并不能完全抛弃原有理论。事实上,不同的理论假设代表了对现实世界和经验现象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理论建构。

 

(二)经验理论中的限界条件

 

基于归纳法的统计理论中的限界条件,我们前文已经谈到,波普尔演绎主义意义上的“单个反例证伪”是不可能的,但需要指出,在发展归纳理论的时候,指出限界条件依然相当重要;而我们在引用归纳理论的时候,去分析其限界条件也相当重要。否则,会产生理论的不当移植。

 

我们发现,在诸如政治学的研究中,类似于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这样的概念,不仅给我们一些理论启示,更重要的是圈定了其研究范围和背景,对于归纳理论而言,最重要的限界或许是“时”和“空”,当我们提到这个理论是发展于“多元主义”政治背景下的时候,该理论往往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而当我们提“法团主义”的时候,则可能是根据欧洲经验发展起来的理论。

 

指出这一点,对于试图“证伪”理论而言相当重要,当我们发现某个在多元主义经验下发展起来的归纳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某个威权主义国家的现象,我们并不能说证伪了这个理论,而是没有意识到其限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限界条件外的事实去证伪一个有着严格限界条件的理论(特别是我们借鉴较多的来源于美国学者的理论,他们往往没有给出限界条件,实际上他们预设了美国或者最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时空背景,比如各种投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政策理论等,而我们在引用或者批判的时候应该尤其注意)。

 

除了上述这点以外,在限界条件内对现有的理论的修正(不是证伪)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指出该理论并未能很好的解释其试图解释的经验现象,这不能依赖于单个反例和少数反例的证伪,而必须是严格的抽样检验过程;二是任何归纳理论或者统计理论都有不能解释的异常案例,可以对这些异常案例进行仔细分析,甚至可以发展出包容异常案例在内的新的理论,能够解释更多的经验事实,从而构成对理论的发展。这在前文已经讨论过。

 

五、结语: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

 

那么,总结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以下几种对于证伪主义用于社会科学的否定: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一个成熟的理论由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共同构成,而辅助性假说决定了证伪的困难性,需要更严格的理论探讨。

 

对于社会科学命题,其因果关系可能包含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或者说多因性问题和共因性问题的存在进一步使得简单证伪不可能,比如前文具的韦伯的经典命题不能被苏格兰或者东亚的案例简单证伪。

 

对于概率性质的社会科学命题,单个反例证伪的不可能性,因为或然性命题本身并不排除部分反例或者异常案例的存在,这一点最为重要。比如前文举出的用“作为民主的印度经济绩效不佳”来证伪“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正相关”,就是属于典型的试图运用单个案例证伪一个统计规律,这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

 

在注意到证伪的不适用前提下,引入“限界条件”理论后,对于形式理论和统计理论,我们需要注意:

 

对于诸如一般均衡理论的形式理论而言,可以对其假设进行“证伪”,并根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模型(如对市场交易成本为0的假设的证伪,发展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原理论和新理论在不同的抽象层次都有意义(前文所举唐斯和奥尔森的例子)。

 

对于根据经验发展的统计理论而言,首先如果指定或者能够识别理论边界的话,用边界外的现象证伪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其次,由于命题的概率性,无所谓证伪,只有以抽样检验理论解释事实的效力,以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新理论。

 

总之,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不能草率的使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即单个反例证伪的方便性)来检验理论的适用能力,更不能把可证伪性拔高到科学与非科学的判断标准的层次。

 

六、后 记

 

我们记得波普尔、拉卡托斯等证伪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的批评,这些理论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具有“统一性”的理论,即具有全称命题性质的理论,却又未能设定理论的边界,以至于当出现很多否定性事实后,这些学派“源源不断地设计它们实际的辅助理论”(拉卡托斯,1987),而并没有预言新的事实。

 

但是,波普尔、拉卡托斯对社会科学的统计理论的批评甚至更为激烈,如前文波普尔已经指出“证伪主义”不适用于概率性命题,拉卡托斯则根本认为社会科学的某些统计命题是“垃圾” !在他那篇著名的长文中,他写道:“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译注)打击那种拼凑起来的,难以想象的一系列缺乏创造力的‘经验’调节,例如,这些调节相当频繁地出现在现代社会心理学里。这样的调节,借助于所谓的‘统计技巧’,可以做出某些‘新’的预见,甚至可在这些预见里呼唤出那么点风牛马不相及的真理来。但这种理论化决没有统一的思想,决没有助发现力,决没有连续性。它们与真正的研究纲领无涉,因而就总体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说拉卡托斯在正文中还算比较温和的话,他在注脚里面的批评就表达了他对社会科学发展进程的严重不满:“社会科学中的统计方法的功能难道主要是提供这样一种机制吗?——产生虚假的确证并因而是假象的‘科学进步’,事实上,这些东西不过就是增加伪造的知识的那种垃圾罢了。……因而,研究纲领方法论就能帮助我们设计一些定律去剔除可能破坏我们的文明环境的这种知识污染,这种污染的破坏甚至比工业或者交通环境污染破坏我们的自然环境还要来得快”(拉卡托斯,1987)。

 

所以,当我们读到作为自然科学哲学家的波普尔和拉卡托斯对社会科学统计理论如此激烈的批评后,我们还会认为他们基于自然科学总结出来的“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他们二位也不会同意我们对此的“误解”和“移植”吧。

 

当然,笔者对拉卡托斯对社会科学统计模型的批评并不赞同,因为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发展自然科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规律具有一些根本的不可能性,而且社会科学需要更多的解释一些单个事实(如某次重要的革命),而这几乎不是能用普遍规律解决的。事实上,这里面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二字确实有不同之处。虽然都是要增进我们对经验知识的抽象化理解外,但前者是以数学方法和演绎逻辑为代表的建立普遍规律,而后者目前还是通过归纳逻辑和统计方法提出一些中层机制或者近似于因果性的规律;二是在社会科学中如何做理论。一条道路是纯理论的建构,这个需要学习自然科学,经济学在这方面进步最大,即给定一组假设条件进行演绎法推理;第二种道路就是继续走归纳法和统计理论路数,但是这种方法也确实对于我们增进对人类社会的了解(哪怕是片面的、即时的了解)提供了很多信息和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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