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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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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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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波普尔的大学生活  

2013-04-06 00:38:15|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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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波普尔的大学生活

 

摘录自:卡尔?波普尔著,卡尔.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

 

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925年,当我正在从事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工作时,维也纳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学院,名叫教育专科学院。这个学院与维也纳大学有松散的联系。学院是独立的,但其学生除了要上学院的课外,还要学习维也纳大学的课程。大学里的一些课程(如心理学)是学院规定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则由学生选修。这个新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和支持维也纳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会工作者作为学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终生好友如弗里茨?科尔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奥地利驻巴基斯坦大使)和罗伯特?拉梅尔也是,我曾和他们俩进行过许多引人入胜的讨论。

 

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的短暂时期结束之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工作。(没有失业救济或其他任何收入——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有时辅导美国学生外。)但我们热心于学校的改革,热心于学习——即使我们教育无人照管的儿童的经验使我们其中一些人对我们不得不囫囵吞下的大量教育理论产生了怀疑。这些理论主要来自美国(约翰?杜威)和德国(乔治?凯尔欣斯坦纳)。

 

从个人的和智力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学院的这些年对我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那里我结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同学,并且是我工作的最严格的鉴定人之一。从那时起,她就同我一道工作,在工作中,她至少和我一样努力发奋。确实,如果没有她,我的许多工作是决不会完成的。

 

我在教育专科学院的这些年进行了研究、阅读和写作——但是没有发表。那是我(非正式)学校教学的最初几年。在这几年中,我始终为一组同学举办讨论会,这些讨论会都很好,尽管在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正式的,而是在我们徒步旅行、滑雪或在多瑙河的江心岛度假时进行的。在学院里,我从我的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却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尔?布勒那里得益匪浅。(虽然教育专科学院的学生们都去听他讲课,但他却不在这个学院里教课,也不在那里任职。)

 

我除了给讨论会上课外,还要非正式地为我的同学应付我们必须进行的无数次考试中的一些考试作准备。其中心理学考试是由布勒安排的。后来他告诉我(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位大学老师进行的私人交谈中),这是他曾考核过的准备得最充分的一批学生。那时布勒刚受聘来维也纳讲授心理学,而就在那时,他的《儿童的智力发展》一书就已享有盛名了。他也是最初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之一。对我的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是他关于语言的三个水平或三种功能的理论(上面注「78」已提及:表达功能(Kundgabe funktion)符号功能或发放功能(Auslose funktion),以及更高水平上的描述功能(Darstellungs funktion)。他解释说:那两个较低水平的功能对于人类和动物语言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总是存在的,而第三个功能则仅仅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并且有时甚至在人类语言中(如在感叹语中)也不存在。

 

由于许多原因,这个理论对我很重要。它肯定了我的观点,即认为艺术是自我表现的理论是空洞的。它导致我后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艺术是“交往”(即发放)的理论同样是空洞的,因为这两种功能都微不足道地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甚至在动物的语言中。它导致我坚定了我的“客观主义者的”态度,而且它导致我——几年以后——以我所称的论证功能去补充布勒的三种功能。我认为语言的论证功能尤其重要,因为我把论证功能看作是一切批判思维的基础。

 

在教育专科学院的第二年,由卡尔?波拉尼介绍我结识了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教授。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是提奥多?贡佩尔茨的儿子(提奥多?贡佩尔茨是《希腊思想家》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朋友和译者)。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希腊学者,并且对认识论也极感兴趣。他是我仅遇到过的第二位专业哲学家,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大学的哲学教师。在这之前,我已结识了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汉诺威人,我的一位远亲,是列奥纳德?纳尔逊的学生),后来他成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哲学和社会学教师;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60年他去世为止。

 

像列奥纳德?纳尔逊一样,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是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之间进行的讨论常常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我们的争论一半是集中在我对马克思的批评上,另一半则是关于认识论的,主要是康德的所谓“超验演绎”(我认为它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作为论据),他对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法,以及纳尔逊的《论认识论的不可能性》。我们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从1926年一直持续到1956年,在他于1960年去世前几年,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接近一致的看法。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海因里希?贡佩尔茨对我总是很耐心。他以尖刻和挖苦闻名,可是我却从未碰到过。虽然在谈到他的一些知名的同事,如布伦塔诺和马赫等人物的故事时,他可能是最诙谐的。他不时地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并让我发表看法。通常我给他看我的部分手稿,但他很少发表评论。他决不对我不得不说的看法进行批评,但他却常常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那些对我自己的论题有影响的有关论点、书籍和文章上。直到若干年后,我把我第一本书的手稿(仍未发表,见下面第16节)给他时,他才表明他发现我所说的是重要的。后来(1932年12月),他给我写了一封高度评价我那本书的信,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对我所写的作品如此高度评价的信。

 

我读了他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就它们的历史方法来说是杰出的:他能够把一个历史问题探究到底,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胡塞尔并且(在谈话中)一直到奥托?韦宁格,他本人认识韦宁格,并认为他几乎是一个天才。我们在心理分析方面看法不一致。这时他相信心理分析,并且在《意象》上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与贡佩尔茨讨论的问题是知识心理学或发现心理学问题,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把这些问题换成发现的逻辑问题。我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任何心理学方法,包括贡佩尔茨的心理学主义。 贡佩尔茨自己曾批判过心理学主义——只是后来才陷入心理学主义。主要是在和他的讨论中,我开始强调我的实在论,我相信存在着一个实在的世界,认识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我开始确信,如果我们要论证这一点,而又不跌进心理学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现象论甚至唯我论——所有我拒绝认真对待的观点的陷阱中,我们就不能从我们的感觉经验(甚至从我们的感情,如同贡佩尔茨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出发。我的社会责任感告诉我,认真对待这类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背叛,就是滥用我们应该用于真正问题上的时间。

 

自从我进入心理学实验室以来,我做了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很快使我确信感觉材料和“简单的”观念或印象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它们是虚构的——是基于把原子学说(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见下文)从物理学搬到心理学的错误企图的发明。格式塔心理学的支持者们也持有类似的批判观点,但是我却觉得他们的观点不够彻底。我发现我的观点与奥斯瓦尔德?屈尔佩及其学派(符茨堡学派),特别是布勒和奥托?塞尔茨的观点相似。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并不用意象来思维,而是用问题及尝试性的解决方法思考。我想,发现我的一些结果已被别人抢先达到,尤其是已由奥托?塞尔茨抢先达到,这是使我离开心理学的一个次要动机。

 

放弃我花费数年时间研究的发现心理学和思维心理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下列顿悟而达到了顶点。我发现联想心理学——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心理学——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翻译为心理学术语而已。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讨论“人是必死的”之类的陈述。这里是两个“术语”和一个“系动词”把它们连接或联合起来。把这译为心理学术语,你将会说思维在于把人的“概念”和必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只需记着这一点去读洛克的著作就会看到是怎么回事:他的主要假定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有效性,并且它描写了我们主观的心理学的思维过程。但是主谓逻辑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东西。(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与一小部分朴素的集合论不适当地混在一起的一小部分布尔代数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竟仍然会把它错认为是实验心理学。

 

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把一个含糊的逻辑学说翻译为一种所谓实验心理学的机制仍在运转,而这种机制甚至对布勒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有危险。

 

因为,在布勒同意并且大为赞赏的屈尔佩的《逻辑学》中,论据被认为是复杂的判断(这从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错误)。结果在判断和论证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区别。进一步的结果是,语言的描述功能(它与“判断”相对应)和语言的论证功能是同一回事;因此,布勒未能像他早已分辨言语的三个功能一样,看到论证功能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

 

能够把布勒的表达功能与他的交往功能(或符号功能、发放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或人即使没有被刺激作用的“接受器”也能自我表达。能够把表达和交往功能与布勒的描述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人类都能传达恐惧,而毋需描述恐惧的对象。而后我发现能够把描述功能(按照布勒的意见,是人特有的高级功能)与论证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因为存在着像地图一样的语言,它们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论证性的。(顺便说一句,这使得地图与科学理论之间大家熟知的类比成为一种特别不幸的类比。理论基本上是论证的陈述系统:它们的主要点是它们用演绎法说明。而地图则是非论证性的。当然,每一个理论也是描述性的,如一张地图那样——正如它像所有的描述性语言一样是交往性的,因为它使人们得以行动;并且也是表达性的,因为它是交往者的“状态”的征候——这个交往者也许碰巧是台计算机。)因此有第二种情况,即逻辑上的错误导致心理学上的错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语言学倾向的心理学和先天的生物学需要的心理学是人类语言的使用和成就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对逻辑的研究要优先于对主观思维过程的研究。并且它使我非常怀疑我那时接受的很多心理学理论。例如:我开始认识到条件反射的理论是错误的。不存在像条件反射那样的东西。必须把巴甫洛夫的狗解释为在获得食物方面寻求不变量(这方面基本上是“可塑的”,换言之,通过试错法可进行探索),并且解释为形成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期望或预期。人们可以称这一点为“条件”,但它并不是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所形成的一种反射,而是对所预期的东西的一种发现(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发现)。因此,用这种观点来看,甚至巴甫洛夫的表面上是经验的结果和别赫捷列夫的反射论以及大部分现代学习理论的结果都已证明,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他们的发现;因为反射论及条件理论,不过是翻译为神经病学术语的联想心理学。

 

1928年,我递交了哲学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尽管是间接地,但它是这些年我对思维心理学和发现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我终于离开了心理学。我留下了未完成的心理学工作,甚至没有在我写的大多数稿子中留下一篇誊清的稿子;而《论思维心理学中的方法问题》这篇论文是仓促写就的,起初只是打算将其作为我的心理学工作的导论,虽然是我转向方法论的标志。

 

我认为我的论文很糟,我甚至从没有再看它一眼。我还感到我的两次“严格”的考试(“Rigorosum”是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公开口试的名称)也很糟糕,一次是考音乐史,另一次考哲学和心理学。布勒以前考过我心理学,没有问我任何心理学方面的问题,而是鼓励我谈一下我对逻辑以及科学逻辑方面的观点。石里克主要考我哲学史,我在回答莱布尼兹的问题上是如此糟糕以致我认为我的考试不及格。当我听说我以最高分数“得到一致同意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这两科考试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然我轻松又愉快,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克服我理应不及格的感觉。

 

16.知识理论:《研究的逻辑》

 

我在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成为合格的(初级)中学数学和物理学教师。为了这次取得资格的考试,我写了一篇关于几何学中公理问题的论文,其中有一章论非欧几里得几何。

 

只是在哲学博士考试之后,我才根据事实综合考虑,以前的想法变得清晰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从培根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是归纳科学,而归纳是通过反复的观察或实验而建立或辩护理论的过程——如此根深蒂固。其原因是:科学家们必须把他们的活动与伪科学以及与神学和形而上学划分开来,而且他们从培根那里接受了归纳法作为他们的分界标准。(另一方面,他们渴望用在可靠性方面可与宗教来源相比拟的知识来源来为他们的理论辩护。)但是多年来,我掌握了一个更好的分界标准:可检验性或可否证性。

 

因此,我不陷入分界的困境就能抛弃归纳法,而且我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应用我的试错法成果:用演绎方法论来代替归纳方法论。通过对理论的演绎结果的否证和反驳而对理论加以否证和反驳,显然是一种演绎推理(modus tollens)。这种观点意味着:科学理论,如果未被否证,将永远是假说或猜想。

 

因此,科学方法的全部问题就澄清了,同它一起澄清的还有科学进步的问题。进步在于向告诉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的理论——具有更丰富内容的理论移动。但一个理论说得越多,它排斥和禁止的东西就越多,并且否证它的机会就越多。所以具有更多内容的理论能够受到更严格的检验。这种考虑导致了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科学进步成了并不在于观察的累积,而是在于推翻不那么好的理论并且用更好的理论,尤其是内容更丰富的理论代替它们。因此在理论之间存在着竞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

 

当然,我们认为只不过是猜想或假说的理论不需要辩护(更不需要用并不存在的归纳法来辩护,任何人对这种归纳法都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描述)。然而,根据对相互竞争的猜想的批判讨论,我们有时候能够提出一些理由来选择其中的一个猜想。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并且——如果我可以如此说的话——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它与马赫派实证主义者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维特根斯坦派所说的迥然不同。我于1926或1927年听说过这个学派,先从奥托?纽拉特在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后是在他给社会民主青年团的一次谈话中听到。(这是我曾参加过的惟一的一次党派会议,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自1919或1920年以来对纽拉特已有一点了解。)我阅读了维也纳学派和恩斯特?马赫学会的纲领性文献;尤其是我的老师,数学家汉斯?哈恩所写的一本小册子。此外,在我写博士论文前几年我读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及已出版的卡尔纳普的一些著作。

 

我很清楚,所有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寻找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分界标准,不如说是寻找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标准。并且我也清楚,我原来的分界标准要比他们的更好。因为,首先,他们正在企图找到的标准使形而上学成为无意义的胡说,十足的胡言乱语,而任何这种标准必定导致困难,因为形而上学思想常常是科学思想的先驱。其次,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分界不过是转移问题。正如维也纳学派所承认的,那需要另一个标准,即区别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标准。为此,他们采取了可证实性,这种可证实性被认为就是可被观察陈述证明。但这只是表述归纳主义者的由来已久的标准的另一种方法;在归纳与可证实性两个概念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然而根据我的理论,科学不是归纳的;归纳是已被休谟戳穿的一个神话。(后来艾耶尔承认的一个更加不大引起兴趣的论点是把可证实性作为有意义的标准来使用的十足荒谬性:人们怎么能够说因为一个理论不能得到证实,它就是无稽之谈呢?为了判断一个理论是否能够得到证实不必理解一个理论吗?而一个可理解的理论会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吗?)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对于他们的每一个主要问题,我都有比他们更好的答案——更严谨的答案。

 

我相当详细地研究了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写了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未发表)。从我达到的观点来看,这是相当一目了然的。我只认识一个我可以把这些想法向他说明的人,他就是海因里希?贡佩尔茨。关于我的一个主要观点——科学理论始终是假说或者猜测——他要我去查看阿历克西斯?梅农《论假定》一书(1902年德文版),我发现这本书不仅是心理学主义的,而且暗地里假定——正如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1900,1901年德文版)一书中认为的那样——科学理论是真的。若干年来,我发现人们很难承认理论在逻辑上是与假说相同的。盛行的观点是假说是尚未被证明的理论,而理论是已被证明的,或已被确证的假说。甚至那些承认所有理论都有假说性质的人仍然相信理论需要某种辩护;如果理论不能表明是真的,那么它们的真理性必须是高度可见的。

 

根据我的意见,在所有这一切中的决定性论点,即一切科学理论的假说性质,是爱因斯坦革命的一个相当平常的结果,它表明:甚至极为成功地经过检验的理论,例如牛顿的理论,也应该认为只不过是假说,是对真理的接近。

 

由于我拥护演绎主义——理论是假说-演绎体系,以及科学方法不是归纳的观点,贡佩尔茨建议我去请教维也纳学派的一个成员,《科学方法的基本形式》一书的作者维克多?克拉夫特教授。《科学方法的基本形式》是对在科学方面实际使用的若干方法的最有价值的描述,并且它表明至少一些方法不是归纳的而是演绎的——假说-演绎的。贡佩尔茨把我介绍给维克多?克拉夫特(与朱利叶斯?克拉夫特没有关系),我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一座公园“人民公园”里与他会过几次面。维克多?克拉夫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维也纳学派成员(除非我不把齐尔塞尔包括在内,根据费格尔的说法,他不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他准备认真注意我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比我后来遇到的大多数成员更认真。但是我记得当我预言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会发展为新形式的烦琐哲学和咬文嚼字时,他是多么震惊。我认为这个预言实现了。我提到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对概念的阐明”的纲领性观点。

 

在1929年或1930年(1930年以后我终于被任命为中学教师),我遇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个成员赫尔伯特?费格尔。这次会面是由舅舅瓦尔特?施夫——维也纳大学的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安排的,舅舅知道我的哲学兴趣,他成为我一生中决定性的人物。我在朱利叶斯?克拉夫特、贡佩尔茨以及维克多?克拉夫特对我的观点所表现的兴趣中得到鼓励以前,已得到了一些鼓励。但是虽然他们知道我已写了许多(未发表的)论文,但他们谁也没有鼓励我去发表我的思想。贡佩尔茨使我对发表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困难得没有希望这一事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代已经变了。)维克多?克拉夫特论科学方法的重要著作只是靠一项专门基金才得以发表这一事实支持了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通宵达旦的交谈期间,赫尔伯特?费格尔告诉我他不仅发现我的思想是重要的,几乎是革命性的,而且我应该以书的形式发表它们。

 

我从来没想到要写一本书。我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纯粹兴趣发挥了我的思想,并且为我自己而把其中一些写了下来,因为我发现这不仅有助于把它们弄透彻,而且对于自我批判也是必需的。那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正统的康德主义者,并且是一个实在论者。我对唯心主义作了让步:我们的理论是由我们的心主动产生的,而不是实在给我们打下的印记,并且它们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然而我强调否证是与实在的正面冲突。我也把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解释为符合我们的理论总有假说性质的观点。我也自认为是伦理学上的康德主义者。而且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认为我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简直就是阅读康德著作的结果,是理解了他的一些论点的结果。

 

我认为:没有赫尔伯特?费格尔的鼓励,我决不会写一本书。著书既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也不适合我对待自己所采取的态度。我恰恰没有把握的是,我感兴趣的是否别人也有足够的兴趣。再者,在费格尔去美国之后就再没有人鼓励我,我把我和费格尔的使人激动的会见告诉了贡佩尔茨,他明确地劝阻我,我父亲也是如此,他担心我最后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的妻子也反对这个想法,因为她要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和她一同去滑冰和爬山——这是我们俩最喜爱的运动。但是一旦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她便自学打字,而且自从那以后她把我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打了许多遍。(当我打写的东西时,我总有遗漏——我习惯于做太多的修改。)

 

我写的这本书论述了两个问题——归纳问题和分界问题——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我把这本书叫做《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对叔本华的一部著作标题(《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引喻。

 

一旦打好了几章,我便马上把它们交给我的朋友和在教育专科学院的一位老同事罗伯特?拉默尔审阅。他是我所遇到过的一个最认真、最苛刻的读者:他对于没有彻底明白的每一个论点,论据中的每一点遗漏,以及我留下的每一处不精练的结尾都提出了质疑。我相当快地写完了初稿,但是由于听到拉默尔的不断的批评,我决不再写得那么快了。我还学会了决不为人们对我所写的任何东西提出不够清楚的责备进行辩解。如果一个认真的读者发现了不清楚的段落,那就必须重写。所以我养成了始终一遍又一遍写了又重写使文章简练明了的习惯。我认为这个习惯几乎应完全归功于罗伯特?拉默尔。可以说我写作时仿佛有人经常在背后看着我,不断地向我指出不清楚的段落。当然我非常了解:一个人决不能够预知一切可能的误解;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想到那些希望读懂的读者,是能够避免一些误解的。

 

通过拉默尔我较早就结识了弗朗茨?乌尔巴赫,他是在维也纳大学镭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实验物理学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音乐是其中之一),他给了我许多鼓励。他还把我介绍给弗里茨?魏斯曼,他第一个表达了著名的意义标准,那么多年来维也纳学派认为这个标准就是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魏斯曼对我的批评很感兴趣。可以这样说,我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倡议,我才第一次应邀在形成了维也纳学派光环的一些“外围”团体中宣读批判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一些论文。

 

维也纳学派本身——正如我所了解的,石里克的私人学术研讨会——是在星期四晚上聚会。其成员只是那些由石里克邀请参加的人。我从未受到邀请,我也从不转弯抹角地要求得到这种邀请。但是还有在维克多?克拉夫特或埃德加?齐尔塞尔的寓所以及其他地方聚会的其他一些团体,而且还有卡尔?曼格尔著名的“数学学术讨论会”。有几个我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团体邀请我去介绍我对维也纳学派主要学说的批判。正是在埃德加?齐尔塞尔的寓所里,在一间挤得满满的房间里,我宣读了我的第一篇论文。我仍然记得这次怯场。

 

在一些早期的交谈中,我还讨论了与概率论有关的问题。在所有现存解释中,我发现所谓的“频率解释”是最使人信服的,而理查德?冯?米塞斯形式的解释又似乎是最使人满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困难问题,尤其是如果人们从概率陈述是假说的观点来看它,那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中心问题是:它们是可检验的吗?我试图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些次要的问题,而且从那时候以来我已多方面改进了我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一些一直没有发表。)

 

维也纳学派的若干成员,其中有一些参加了这些会议,邀请我亲自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当中有汉斯?哈恩(他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菲利普?弗朗克以及理查德?冯?米塞斯(在他们对维也纳的频繁访问时)。理论物理学家汉斯?梯尔林邀请我在他的学术研讨会讲话;卡尔?曼格尔邀请我作为他的学术讨论会成员。正是卡尔?曼格尔向我提议我应当试图把他的维度理论应用在可检验性程度的比较上(我向他请教他对这一论点的建议)。

 

1932年初,我完成了那时被看作是《知识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书的第一卷。书一开头主要是对维也纳学派学说的批判性讨论以及对这个学说的纠正,也用了一些很长的章节致力于对康德和弗里斯的批判。这本一直没有出版的书,首先由费格尔读过,然后是卡尔纳普、石里克、弗朗克、哈恩、纽拉特,以及这个学派的其他一些成员;还有贡佩尔茨也读过。

 

1933年,石里克和弗朗克同意这本书在他们主编的《科学世界观论文集》丛书里出版。(这是大部分由维也纳学派成员所写的一套丛书。)但是,出版者斯普林格坚持这本书一定要大加精简。当这本书被接受时,我已写完了第二卷的大部分。这就意味着只能在出版者准备出版的页数内提交一份我的著作的纲要。经石里克和弗朗克的同意,我拿出了一份从两卷中摘录组成的新的手稿。但是甚至这份手稿也由于太长而被出版者退还。他们坚持最多不超过15个印张(240页)。最后的摘录——它最后作为《研究的逻辑》得以发表——是由我的舅舅瓦尔特?施夫编辑的,他无情地砍掉了大约全文的一半。我想,经过如此艰苦的努力而达到的清晰和明确,这一点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在这里几乎不可能提供一个成为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的那个纲要的提纲。但有一两点我要提及。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知识理论,同时也是一篇关于方法——科学方法的专题论文。这种结合是可能的,因为我把人类知识看成是由我们的理论、假说、猜想组成的,看成是我们智力活动的产物。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对“知识”的看法:我们可以把“知识”看成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是有机体的主现状态。但是我却选择把它看作一种陈述的系统——要经受讨论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就是客观的,并且它是假说性的或猜测性的。

 

这种看待“知识”的方式使我有可能重新表述休谟的归纳问题。在这种客观的重新表述中,归纳问题不再是我们的信仰问题——或我们信仰的理性问题——而是单称陈述(“可观察的”单个事实的描述)与全称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在这种形式中,归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全称理论不是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来的,所以归纳法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可被单称陈述反驳,因为它们可与可观察事实的描述相冲突。

 

再说,甚至在我们的理论受到检验之前,我们就可以在客观意义上谈论“较好的”或“较差的”的理论:较好的理论是那些具有更多的内容和更强的说明力的理论(都与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有关),我表明这些理论也是更可检验的理论,而且——如果它们经受住检验的话——是更经得住检验的理论。

 

归纳问题的这种解决产生一种科学方法的新理论,引起一种对批判方法、试错法的分析:提出大胆假说,使它们接受最严格的批判以便弄清我们在何处犯了错误。

 

从这种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我们从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总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定的问题境况中,而且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总是尝试性的,是一个理论、一个假说、一个猜想。将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加以比较和批判讨论以便发现它们的缺点,并且总在改变、总不定论的批判讨论结果构成所谓的“当代科学”。

 

因此归纳法是不存在的:我们决不能根据事实论证理论,除非用反驳和“否证”的方法。这种科学可以被描述为选择性的。达尔文主义的。与之相对照,断言我们是用归纳进行的或强调证实(而不是否证的)的方法理论是典型的拉马克主义的:他们强调环境的训导,而不是环境的选择。

 

可以提及的(虽然这不是《研究的逻辑》的一个论点)是:归纳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法还指明了通向解决更古老的问题——我们信仰的理性问题的道路。因为我们第一次可以用行动的观念来代替信仰的观念;我们可以说行动(或不行动)是“理性的”,如果行动的执行与当时流行的科学批判讨论的状态是一致的话。对于“理性的”来说,再也没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义词了(当然,信仰决不是理性的:中止信仰才是理性的,参照下面注释[226])。

我对归纳法问题的解决遭到了广泛的误解。我打算在我的《对我的批评者的答复》中更多地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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