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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日志

 
 
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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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普尔的少年时代  

2013-04-06 00:29:28|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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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普尔的少年时代

 

摘录自:卡尔?波普尔著,卡尔.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

 

1.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在我20岁的时候,我跟维也纳一位名叫阿达尔伯特?波什的家具木工老师傅当学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从1922年到1924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的相貌酷似乔治?克莱孟梭,但却是一个非常温和而又善良的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每当工场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时常给我传授他那无限渊博的知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作各种永动机的模型,并且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说,你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啦!”他特别喜欢问我历史问题,当我确实答不上来(虽然我这个徒弟是个大学生——这是一件使他非常自豪的事)时,他就自作回答。他会问:“你知道是谁发明了长统马靴吗?不知道吧,是弗里德兰公爵华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发明的。”在他自己提出一两个更难的问题,并由他自己得意洋洋地解答后,我的师傅便会以朴实的自豪神情说:“好啦,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我什么都知道。”

 

我相信,从我亲爱的无所不知的师傅阿达尔伯特?波什那里学到的知识理论,比从我的其他任何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除了我的师傅以外,没有任何人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使我变成一个苏格拉底的信徒。因为正是我的师傅使我不仅懂得我是多么浅薄无知,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是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每当我在制作写字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充满了属于认识论领域的形形色色的想法。那时我们承担了制作30张两边有许许多多抽屉中间可容膝的红木写字台的任务。我担心,由于我专心致志于认识论,其中一些写字台的质量,尤其是法国罩光添的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我的师傅提出过这一点,并且这也使我深深认识到:对于这类工作,我太无知,太容易出错了。所以1924年10月我决心结束我的学徒生涯,我应当寻找某种比制作红木写字台更容易的工作。有一年的时间,我从事教育那些无人管教的孩子的社会工作,我以前干过这种工作,并发现十分困难。然后在我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主要从事学习和写作后,我结婚了,并且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并幸福地安居下来。这是在1930年。

 

那时,除了教书以外,我没有专业上的抱负,虽然1934年末,在我出版了《研究的逻辑》一书后,我对教学工作有些厌倦了。所以在1937年我有机会放弃教学工作并成为一个专业哲学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时,我已快35岁了,找想我终于解决了如何制作写字台的问题,然而我还是全神贯注于认识论。

 

2.童年的记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于1902年 7 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代伊特区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智力生活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来悦,我的确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1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得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残酷。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双目失明的悲剧,使我的心碎了。这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时,维也纳一贫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孩子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管理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建立和管理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的庞大的公共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被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中:“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必定使人大吃一惊,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聚会。奥匈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它的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的话,那么奥地利议会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议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股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现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毁灭了。维也纳大学拥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远离一切政党,并且不支持政府中的任何一方。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伦?基尔凯郭尔和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谈的戒律。

 

3.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除了餐厅外,在餐厅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册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亲姓施夫,我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将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在他的专业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吕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父亲还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毋宁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的历史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发现贺拉斯的一些欢快的诗歌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勒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书名为《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鹅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历险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著名的。但对我来说她的其他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和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三个R。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孩子的惟一必要的东西;有些孩子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勒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取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对它的兴趣)。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4.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昂特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这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对暴力措施的恐惧,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如何瓦解一无所知(在罗杰?马丁?杜?加尔《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而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想必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住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还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有关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的传闻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泛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者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疑难。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连小孩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是8岁的时候,我就偶然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我不知怎么听到有关太阳系和空间(无疑是牛顿空间)的无限性的问题,我感到困惑:我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我的父亲建议我去问他的一个兄弟,并告诉我他的兄弟非常善于解释这类问题。这位叔叔首先问我对于不断延续的数系是否感到困难。我不感到困难。然后他要我想象一堆叠着的砖,并且把一块又一块砖加在砖堆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它永远填不满宇宙的空间。我有点犹豫地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回答,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当然我表述不出我仍然感到的疑虑:这就是潜在的无限和实际的无限之间的区别,以及把实际的无限还原为潜在的无限的不可能性。当然这个问题是康德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的一部分(空间部分),并且它是(尤其是如果加上时间部分的话)一个严重的仍然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宇宙是一个半径有限的封闭的黎曼空间来解决它的希望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当然,我没有想到,使我困惑的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像我叔叔那样的聪明的成年人应当理解的问题,而我还太无知或许太年轻或是太愚蠢了,以致不能完全把握它。

 

我记得许多类似的问题——严肃的问题,而不是困惑——是在后来出现的,当时我才十二三岁。例如达尔文理论中悬而未决的生命起源问题,以及生命是否只是一个化学过程(我选择了有机体是火焰的理论)等问题。

 

我想,这些是任何一个曾经听说过达尔文的人(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关的实验工作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它们成为非哲学问题。我们最不应该以专横武断的方式判定哲学问题不存在,或者判定它们是无法解决的(尽管也许是不可解决的)。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直如此。我认为,那些使我伤脑筋的问题有哪一个很久以前没有得到过解决,那是决不可能的;这些问题之中有哪一个会是新的,就更不可能了。我不怀疑像伟大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那样的人——《一元论世纪》杂志的编辑——会知道所有的答案。我想我的困难完全是由于我的理解有限所致。

 

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我记得第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对我智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我摈弃认为词及其意义(或它们的“真正意义”)有重要性那种态度而引起的。

 

我想大约是15岁时,父亲建议我读几卷斯特林堡的自传。我想不起是书中的哪几节促使我在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我所感觉的斯特林堡的蒙昧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某些词的“真正”意义中引出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我记得当我试图坚持我的不同看法时,我心烦意乱地、确实是震惊地发现,父亲不明白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我们的讨论持续得越久,就越明显。直到深夜,我们才中止了争论。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没有对父亲产生很多影响。在关于重要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我记得在这次讨论之后,我力图使自己永远牢记:决不要争论词及其意义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争论是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而且,我记得,我不怀疑这一简明的原则必定是众所周知并得到公认的;我觉得斯特林堡和我父亲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是落后于时代了。

 

数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时我委屈了他们,因为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义的重要性的人几乎是普遍的。我后来称之为“本质论”的那种态度仍然流传很广,而我作为一个学童所感到的那种失败感在以后的数年中经常萦绕在脑际。

 

当我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一些哲学书籍的时候,这种失败感第一次重复出现了。我很快发现斯特林堡和父亲的态度是很普遍的。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并且使我对哲学产生了厌恶感。父亲建议我试读斯宾诺莎的书(也许是作为一种治疗〕。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试读他的《书信》,而是试读他的《伦理学》和《笛卡尔哲学原理》,这两本书都充满了在我看来似乎是武断的、不得要领的和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的定义。它使我终身厌恶关于上帝的推论(我仍然认为神学是由于缺乏信念所致。)我还觉得在学校里使我最为着迷的科目——几何学的方法和斯宾诺莎的超几何学的方法之间的相似是很表面的。康德就不同了。虽然我发现《批判》太费解,但是我能够明白它谈的是真正的问题。我记得在我试读了(我想我不大懂,但是肯定很喜欢)《批判》第二版(班诺?埃尔德曼版)的序言之后,我翻阅了数页,对二律背反的奇怪安排感到惊异和费解。我没有掌握要领。我不能理解康德(或任何人)说理性会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但我从第一对二律背反表中看到真正的问题得到了论证,并且从序言中我也看到要理解这些事情,需要数学和物理学。

 

但是,在这里我感到我必须转到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上,而这种讨论对我的影响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仍然分道扬镳,并只由于它对我作为一个哲学家以后的生涯竟是如此关键,所以我感到我必须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一问题,甚至不惜多说些离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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