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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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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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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5)  

2013-04-03 09:43:31|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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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5)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2010-12-29 21:32:45

http://blog.163.com/ybxldh@126/blog/static/69242731201011299324511/

 

29.方法的统一性

 

我在上节里表明,那里所分析的演绎方法是广泛采用的和重要的——比密尔等人所想象的更广泛更重要。为了说明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之间的论争,我将把这个看法作进一步阐明。在这一节里,我要提出关于方法的统一性学说:这就是说,理论的或概括性的科学都采用这个方法,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我暂时把历史科学的问题放一下,而在第31节中讨论。)此外,我时历史决定论的一些学说至今还没有充分考察,在这一节里将要论及,例如概括的问题;本质主义的问题;直觉悟性的作用问题;预测的不精确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以及定量方法的应用问题。

 

我并不是要断言,在理论自然科学方法和理论社会科学方法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区别显然是存在的,甚至在不同的自然科学之间以及不同的社会科学之间也是存在的。(例如,试比较竞争市场和传奇文学的分析。)但是,我同孔德和密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例如曼格尔)一样认为,这两个领域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我的理解可能不是他们所设想的)。这些方法就是演释的因果解释,预测和检验,就象在上一节中所概述的那样。它有时被你为假说的解释法,或者经常地被称为假说方法,因为它并不获得可以验证任何科学命题的绝对确实性,这些命题总是保诗试验性假说的性质,尽管它们的试验性质在经受了大量严格检验之后可能不明显。

 

由于假说具有试验的或暂时的性质,大多数方法论学者把假说视为暂时的,因为它们必然终于被已证实的理论所代替(或者至少为能被证明在某种概率演算意义上具有“高概率”的理论所代替)。我相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它导致一大堆完全不必要的困难。然而,这个问题在这里比较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科学中我们总是致力于解释、预测和检验,而检验假说的方法也总是一样的(见上节)。从要加以检验的假说(例如一个普遍规律)结合,一些不被视为有问题的其他有关命题(例如一些原始条件),我们演释出一些推断。我们只要可能就把这些推断与实验结果或其他观察结果相比较。彼此符合就视为对假说的确认,但不是最终证明;显然彼此不符合就视为反驳或证伪。

 

按照这个分析,在解释、预测和检验之间并无多大区分。其区别不在于逻辑结构,而在于重点的不同:区别在于什么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什么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问题不是发现推断,而发现原始条件或某些普遍规律(或这二者)以便从它们推出已知的“推断”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寻求解释(已知的“推断”就成为我们的“被解释项”)。如果我们把规律和原始条件视为已知的(而不是要去发现的),利用它们只是为了演绎出推断,从而获得新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是在试图作出预测。(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应用我们的科学成果。)如果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前提(或者普遍规律或者原始条件)是有问题的,而把推断与经验的结果相比较,那么我们就涉及对有问题的前提的检验。

 

检验的结果就是选择经得起检验的假说,或者淘汰经不住检验的假说,并因此而拒绝接受它们。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观点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凡检验都可以解释为淘汰假理论——发现理论的弱点以便加以拒绝,如果它被检验所证伪的话。这个观点有时被视为悖论;据说我们的目的是要确立理论,而不是淘汰假理论。然而,正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尽好地确立理论,我们才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检验它;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力图发现理论的缺憾,必须力图证伪它。如果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也不能证伪它,我们就可以说它经受了严格检验。这就是何以不去发现反驳而去发现符合理论的实例没有多大意义之故。因为,如果我们缺乏批判的态度,我们总会发现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我们将寻求和找寻证实,我们将忽视和无视可能危及我们心爱的理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看来是支持某个理论的重大证据是太容易了:如果我们采取批判态度的话,这个理论也许本来会被反驳。为了进行筛选保证最适者理论保存下来,就必须使各种理论为生存而激烈斗争。

 

总而言之,这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一切科学的方法。然而,我们获得我们的理论或假说的方法又如何呢?归纳概括又如何呢?从观察到理论的方法又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对于在第1节讨论而在第26节还没有涉及的学说),我将给予两个回答:(a)我不相信我们曾进行过归纳概括;所谓归纳概括指的是我们从观察开始并从观察结果中推导出理论。认为我们为此行事,乃是一种偏见。我认为这种偏见是一种乐观的幻想;我还认为,在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我们都是从性质上属于理论的某种东西入手的,例如有某种假说或偏见或某个问题(往往是技术的问题),它们以某种方式指导我们的观察,帮助我们从无数的观察对象中选择出感兴趣的对象。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淘汰法(它就是第24节讨论的反复试验法)总是可以应用的。然而,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说,我不认为必须坚持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说(b)我们获得我们的理论究竟是由于匆匆做出没有根据的结论还是仅仅由于偶然发现这些理论(即由于“直觉”)或者通过某种归纳过程这样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无关紧要的。“你最初是怎样发现你的理论的呢?”这个问题,只涉及纯属私人的事情,它不同于另一个问题:“你是怎样检验你的理论的呢?”只有后一个问题在科学上是重要的;这里所描述的检验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它导致新的观察并导致理论与观察之间的相互协调。

 

我相信所有这些不但对于自然科学而且对于社会科学都是对的。我们只有在想到要观察的对象之后才能去观察这些对象。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中甚至较之在自然科学中更为显著。因为社会科学的对象,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多半都是抽象的对象;它们是理论的结构(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 (甚至“战争”或“军队”也是抽象概念,有些人可能听起来就感到奇怪。具体的东西是被杀死的许多人;或者穿军装的男女等。)这些理论结构被用来解释我们经验的这些对象,它们是建立某些模式(models)的结果,尤其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目的是解释某些经验。这是自然科学的常用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建立原子、分子、固体、液体等模式)。这是从假说出发通过回归或演绎来进行解释的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事实上是运用假说或理论,以致我们错误地把理论模式看作具体事物。这种错误实在是太普遍了。模式经常如此被采用这一事实,说明了(并且推翻了)方法论本质主义学说,(比较第10节)。它之所以说明了方法本质主义的学说,在于模式在性质上是抽象的或理陀性的,但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看见它,或者在变化着的可观察事件之内或者在它们后面看见它,好象某种永久的灵魂或精髓。它之所以推翻方法论本质主义的学说,乃是因为社会理论的任务是要仔细地用描述性的或唯名主义性的词语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这就是说,依据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

 

对哈耶克教授在《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中的两段话的分析,可以阐明和支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方法统一性。在第一段里,哈耶克教授写道:“希望理解社会科学问题的自然科学家会从他自己的领域里借助类比来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通过直接观察来了解原子的内部,但他不可能用一块物体来作实验,而且,除了在有限的时间中观察到极少数原子的相互作用之外,不可能看到再多的情况。根据他对不同种类的原子的知识,他可以建立所有不同情况的模式,使之联合为一个较大的单元,并使这些模式越来越接近于重现少数实例的一切特性,而使他能够观察较复杂的现象。然而,他从微观世界的知识所能推导出的宏观世界规律总是'演绎的’:由于他对复杂情况数据的知识有限,这些宏观世界规律往往不能使他预测特定情况的精确绪果:而且他也不能通过受控实验来证实这些规律——但可能通过对事件的观察来否证这些规律,而那些事件,按照他们的理论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承认这段话的第一句是针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某些区别而言。但是,至于这段话的其余部分,我认为是谈及方法的完全统一。因为,如果这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正确描述(我并不怀疑),那么,它表明社会科学方法的不同,只在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这种解释,而这是我所拒绝的。我尤其想到“归纳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在自然科学中,我们逐步通过某种概括的方法从观察达到理论,并且我们能够通过某种归纳推理的方法来“证明”或甚至证实我们的理论。我在本书一直主张极不相同的观点——把科学方法解释为演绎的、假说的,通过证伪来筛选的等等。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这种描述与哈那克教授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描述完全相同。(我有理由认为,我对科学方法的解释不是受到社会科学方法的任何知识的影响;因为在我第一次提出科学方法的解释时,我只想到自然科学,而且对社会科学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甚至在上述引语中的第一句活所提到的区别,也不是乍看起来那么重大。毫无疑问,我们对“人类原子的内部”的认识,比我们对自然界的原子的认识更为直接;但这种认识是直觉的。换句话说。我们确实利用对自己的认识来形成关于别人或一切人的假说。但是这些假说必须加以检验,必须用筛选的方法加以处理。(直觉可避免一些人去想象竟有人不喜欢巧克力。)事实上,物理学家在形成他的原子假说时并非借助直接的观察;他往往利用某种联想或直觉,这很容易使他觉得他自己很了解“原子的内部”——甚至知道它们的幻想和偏见。这种直觉是他个人的事情,科学只对假说感兴趣,而他的直觉又可能诱发假说,只要这些直觉有丰富的推论并能够加以适当的检验。(关于哈耶克教授第一句话所提到的其他区别,即进行实验的困难,见本书第24节)

 

在第8节论述的历史决定论学说认为社会科学必须采取直觉悟性的方法。上面那些论述也可以表明对此该作如何批评。哈耶克教授在第二段论及社会现象时说:“……我们对产生这些社会现象所依据的原理的了解,往往不能使我们预测任何具体情况的准确结果,如果我们能够解释某现象出现所依据的原理并能够根据这知识排除出现某些结果的可能性,例如排除某些事件一起出现的可能性等,那么,我们的知识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只是消极的知识,即它只能使我们排除某些结果而不能使我们充分缩小可能性的范围直至剩下一种可能性”。

 

这段话远不是描述社会科学所特有的情况,而纯属描述自然规律的性质,因为事实上自然规律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排除某些可能性而已,(“你不能用竹篮子打水”;见上面第20节)尤其是,说我们照例不能“预测任何具体情况的精确结果”这句话,揭开了预测的不精确性问题(见前面第5节)。我认为,对于具体的物质世界也完全可以这样说。通常只有采用人工实验隔离,我们才能预测物理事件。(太阳系是一个例外情况——它是自然的隔离,而不是人工的隔离,一旦它受到足够大的外来物体的侵入,这种隔离就会被破坏,而我们所有的预测都会被推翻。)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远远不能预测某个具体情况(例如一场暴风雨或火灾)的准确结果。

 

在这里不妨简单地对复杂性问题(见前面第4节)再说几句话。毫无疑问,对任何具体社会情况的分析都由于其复杂性而极为困难。但是,对于任何具体的自然情况来说,情形也是如此。许多人都有一种偏见,以为社会情况之所以比自然情况更为复杂,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来加以比较,我指的是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其实,后者可以和人工隔离的社会情况,例如监狱或实验性群体相比较。)另一个来源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或者必须回归为这些状态)。然而,这种想法是不妥的;其不妥之处较之如下的不可能要求尤甚,即要求描述具体的化学反应,也要包括原子状态和一切更小的基本粒子的状态(尽管化学的确可以归结为物理学)。这种想法也显示了一般人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实体(例如机构或协会)是具体的自然实体(例如人群),而不是为了解释人与人之间某种选定的抽象关系而建立的抽象模式。

 

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因为,社会情况多半(若不是全部的话)有着理性的因素,固然,人类并非总是很理性地行事(这就是说,如果人们很好地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知识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理性地行事),但是,他们的行为仍然多少是理性的,这使我们能够把人们的行为和相互作用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式,并把这些模式作为近似值来使用。

 

最后一点,在我看来,确实表明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值得考虑的区别——或者,它们方法上的最重要区别,因为其他重要区别,即进行实验的特殊困难(见第24节末尾)和应用数量方法的困难(见下面),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我指的是,在社会科学中可以采取所谓的逻辑构成法或理性构成法,或“零点法(Zeromethod)”我所说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模式,这模式以一切有关的个人都完全合乎理性(或者都拥有完备的知识)作为假定并以模式行为用作零座标以估计人们的实际行为与模式行为的偏离。这个方法的例子是把实际行为(例如在传统偏见影响下的行为等)和基于“纯逻辑选择”所预期的行为相比较,就象经济学方程式所描述的那样。例如,马尔萨克的有趣的“货币幻觉”就可以如此解释。在另一领域中,应用零点法的作法,可以在P.萨根特?弗罗伦斯(P.SargantFlorence)把工业中的“大规模生产的逻辑”与“实际生产的反逻辑”相比较中看到。

 

我想顺便说一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理和建立理性模式的零点方法都不意味着我认为要采取的心理方法。恰恰相反,我相信这些原理可以和如下观点相结合,即:社会科学是比较不依赖于心理学假定的,而心理学则可以作为各门社会科学中的一门,而不能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结束这一节时,我必须说一下在某些理论自然科学和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我所认为的其他重要区别。我认为这是在于应用数量方法的特殊困难,尤其是计量方法(methodsofmeasurenlent)。在这些困难中,有一些困难是可以并且已经由于统计方法的应用而被克服,需求分析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比方说,数理经济学的一些方程式要为纯粹定量应用提供基础,那么这些困难就必须加以克服,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计量,我们就往往不知道有些起反作用的影响是否超过纯粹定量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纯粹的定量研究有时很可能欺骗我们;引用弗里希(Frisch)教授的话来说,其骗人“有如说一个人把小船向前划会因他的脚用力而使小船向后走一样”。但是,有些根本困难无疑是存在的。例如,在物理学中,方程式的参数在原则上可以约简为少量的自然常数——这种约简已在许多重要情况中取得了成功。但在经济学中并不如此;在经济学中,参数本身是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迅速变化的变量。这显然是把重要性、可解释性和量度的可检验性减低了。

 

30.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

 

刚才我为之申辩的理论科学所应用的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这个论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扩展到历史科学的领域去,并且不必放弃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例如社会学或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经常被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不断强调;这是着重于普遍规律与着重于特殊事实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我愿意维护被历史决定论攻击为陈旧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

 

这个观点与科学方法的分析完全相容,尤其是与前几节里提出的因果解释的分析完全相容。情况不过是:理论科学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普遍规律,而历史科学则把一切普遍规律视为当然,而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各个单称命题。例如,给出某一个单称的“被解释项”(一个独特事件)人他们可以寻求某个独特的原始条件(并结合各种可能不被注意的普遍规律)来解释该被解释项。或者,他们可以用来检验一个给出的单称假说,结合别的单称命题作为原始条件,并通过演绎从这些原始条件(也借助各种不被注意的普遍规律)推出某些新的“推断”,这些推断可以是描述很早以前曾发生过的事件,并且可以同经验证据相比较,或者同文献记载相比较。

 

在这种分析的意义上,对独特事件的一切因果解释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因为“原因”总是由独特的原始条件来描述的。这种情况同人们通常的想法完全符合。人们通常认为,对一事物的因果解释就是说明它为何和何以发生,即说明它的“来历”。然而,只有在历史里,我们才真正对独特事件的因果解释感兴趣。在理论科学里,这种因果解释主要用于另一个目的——用于对普遍规律的检验。

 

如果这些考虑是正确的,那么,有些进化论者和历史决定论者一方面鄙视老式的历史而希望把历史改造为理论科学,同时又热中于起源问题,这就有点文不对题了。起源问题是“如何和何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比较不重要的,通常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课题。同我对历史解释的分析相反,也许有人争辩说,历史确实是运用普遍规律的,这与许多历史学家们的看法相反,因为历史学家强调表明,历史对这些普遍规律并无兴趣。对此,我们可以回答:只有联系某些普遍规律,一个独特事件才是另一个独特事件(它的结果)的原因。但是,这些规律可能是很平常的,多半属于常识,以致不必提及,也很少被注意。如果我们说布鲁诺之死的原因是被捆在柱上烧死,我们也不必提到凡生物受剧热就死这个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的假定是暗含在我们的因果解释之中的。

 

在政治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中,有社会学理论,例如权力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Power)。但历史学家在运用这些理论时通常没有注意到它们。他们运用这些理论主要不是作为普遍规律来帮助他去检验他的特定假说,而是暗含在他的用语之中。他在谈到政府、国家、军队的时候,通常不自觉地采用科学的或前科学的社会分析所提供的“模式”(见上节)。

我们可以说,历史科学在它们对待普遍规律的态度上并非相距甚远每当我们遇到把科学实际应用于一个独特的或特定的问题时,我们就发现类似的情况。例如,一位实用化学家在分析某个给出的化合物(例如一块岩石)时是难得考虑到任何普遍规律的。相反,他可能不多加思索地应用某些常规技术,而那些常规技术,从逻辑的观点看,是“这个化合物含有硫黄”之类的单称假说的检验,他的兴趣主要是历史的兴趣,即对一组特定事件或一个单独的物体描述。

 

我相信这个分析澄清了某些历史学方法论学者之间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争论。一派历史决定论者断言,历史学不是纯粹地列举事实,而是以某种因果联系来表明事实,因而历史学必须对表述历史规律感兴趣,因为因果联系从根本上说是由规律决定的。另一派历史决定论者则争论说,甚至只出现一次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独一无二”事件,也可以是别的事件的原因,而这就是历史所关心的那种因果联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派都是部分地对和部分地错。普遍规律和特定事件对于任何因果解释都是必要的,只是在理论科学之外,普遍规律通常不大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这使我们转到历史事件独特性的问题上。当我们研究典型事件的历史解释时,这些事件必定被视为典型的,是属于某种或某类事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应用演绎的因果解释方法。然而,历史学不但关心特定事件的解释,同时也关心对特定事件本身的描述。历史学的一个极重要任务无疑是去描述令人感兴趣的那些特殊的或独有的事情。这就是说,把并不给予因果解释的那些方面写进去,例如没有因果联系的几个事件“偶然”同时发生等等。历史学的这两个任务,即弄清因果联系和描述这些因果联系所联结的“偶然”情况,都是必要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一个事件有时可以被视为典型的(从它的因果解释的角度来看),有时又可以被视为独一无二的。

 

这些考虑可以应用到在第3节中讨论的“新颖性”的问题上。那里提到的“排列的新”和“内在的新”之间的区别,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从因果解释来看以及从独特事件的鉴定来看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既然新事物可以合理的加以分析和预测,它不可能是“内在的”这就推翻了历史决定论所主张的关于社会科学必须能够用来预测内在新事件出现的学说——这个主张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基于对预测和因果解释的不充分分析。

 

31.历史学中的境况逻辑,历史解释。

 

难道一切不过如此吗?历史决定论者要求改造历史学——提倡一种起理论历史学作用的社会学,或历史发展的学说(见第12节和第16节),难道就一无是处吗?历史决定论者关于“时期”、关于时代的“精神”或“风格”,关于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以及关于抓住人们心灵并象潮水一般推动每一个人(而不是由人来推动)的运动等想法,难道就一无是处吗?例如,每个人只要读过托尔斯泰(他无疑是历史决定论者,但他率直地表明他的动机)在《战争与和平》中关于西方人去东方和俄罗斯人去西方这两个相反动向的构思,就不会否认历史决定论对一个实在的需要做出了回答。我们必须提出更好的回答来满足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才有切实的希望去清除历史决定论。

 

托尔斯泰的历史决定论是对一种写历史的方法的抗议。这种方法无形中接受领袖原则的真理;这个方法把很多(如果托尔斯泰是对的话,事实上他无疑是对的,那就不只是很多,而且是太多)事情归功于伟大人物,归功于领袖。托尔斯泰试图表明(我认为他是成功的表明),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和1812年的其他领导人物的行动和决定,在可以称之为事件逻辑面前,并无多大影响。托尔斯泰正确指出,被忽视的但又极其重要的决定和行动,是参加这场战争、焚烧莫斯科和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的决定和行动。他相信他能在这些事件中看到某种历史的决定——命运,历史规律或计划。他在他的历史决定论中,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他代表一种极其典型的结合(对于他的时代,而且我猜想,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是典型的),即把民主——个人主义的因素和集体——民族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

 

这个例子也许会提醒我们,在历史决定论中有着一些合理因素,它反对把政治历史仅仅说成是伟大的帝王将相的历史那种天真写法。历史决定论者正确地感到,比这种方法更好的方法是可能的。正是这种感觉使他们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军队“精神”的想法那么诱人。

 

我对这些“精神”毫不赞同,不论他们以唯心主义版本出现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化身出现。我充分同情对此嗤之以鼻的那些人。但是,我仍然感到那些说法至少表明有一个空位存在;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用比较容易理解的办法,例如对传统所造成的问题进行分析,来充填这个空位。所以,对境况逻辑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就有其必要了。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多少不自觉地运用这个概念。例如,托尔斯泰如何描述俄罗斯军队不作任何战斗就放弃莫斯科并撤到能够找到粮食的地方去并非由于任何决定而是由于“必须”。除了这种境况逻辑之外,或者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我们需要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研究各种社会建构(各种观念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建构来传播和吸引人们),研究新传统如何产生以及传统如何起作用和被推翻。换句话说,这些集体(如国家、政府或市场)的个人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模式,必须用政治形势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等模式来补充。(关于进步的这种分析将在下节看到。)历史学家可以运用这些模式,部分地同别的模式一样,部分地结合他们所运用的其他普遍规律以寻求解释。然而,这仍然是不够的;这还不能满足历史决定论要满足的一切实际需要。

 

如果我们把历史科学同理论科学加以比较,并且根据这个比较来考察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科学对普遍规律不感兴趣从而使他们陷入困境。因为在理论科学里,规律和别的东西一样是作为有关观察的注意中心而起作用的,或者作为进行观察的观点。在历史学中,普遍规律多半是很平常的和不自觉地被运用的,因此未能起到这个作用。这个功能必定由别的东西所取代。因为,毫无疑问,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按着因果链条追溯到远古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我们要着手研究的每一个具体结果,都有各种各样的无数部分原因;这就是说,原始条件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我们不感兴趣的。

 

摆脱这个困难的唯一途径,我认为就是自觉地把特意选择的观点引进自己写的历史中去;这就是说,写我们感兴趣的那种历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歪曲事实,并塞进事先设想的观念框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没有塞进去的事实。恰恰相反,与我们观点有呆的而又可以获得的全部证据,都应加以仔细而客观的考虑(在“科学的客观性”的意义上,在下节讨论)。这只意味着,对于与我们观点无关因而我们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实,我们就不必多费心思了。

 

这种选择的方法起到了历史研究的作用,这些作用在一些方面类似于科学中的理论作用。因此,选择方法之所以常常被当作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些方法所引出的一些罕见思想,可以作为可检验的假说来提出,不论单称的还是全称的假说,都完全可以看作科学的假说。但是,这些历史的“方法”或“观点”照例是不能被检验的。它们是无法反驳的,因而显著相符也是毫无价值的,即使符合的情况多如天上的星星。既然这种选择性观点或历史兴趣中心不能成为可检验的假说,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历史解释。

 

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理论,这是它的重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并不这样说,它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别富有成果——从某种重要性来看)。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在另一方面,古典历史学家虽然正确地反对这种做法,但他们却容易犯另一种错误。为了客观,他们认为必须避免采取任何选择性观点;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们往往不自觉地采取了某些观点。这必然使他们力图客观的努力受到挫折,因为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的观点,他就不可能对他的观点采取批判态度并认识其限度。摆脱这个困境的途径显然就是要认识到,采取某个观点是必然的;坦率他说出这个观点,并且永远认识到,这是许多观点中之一,即使它相当于一个理论,它也不能是可检验的。

 

32.关于进步的社会建构学说

 

为了使我们的考察不那么抽象,我在这一节里以极简略的概述来勾划一个关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理论。以这种方法,我将举例说明在最后四节所提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境况逻辑以及避开心理因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论点。我采用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作为例子,因为无疑正是这个事件唤起十九世纪近代历史决定论,而且也因为我在前面已讨论了密尔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观点。

 

回想一下,孔德和密尔都认为,进步是一个无条件的或绝对的趋势,它可以回归为人性规律。孔德写道:“连续规律尽管由一切可能的权威用历史观察的方法来说明,也不应被视为定论,除非它合理地回归为证实的人性理论……”他相信进步规律(Lawofprogress)可以从人们的一种倾向演绎出来,这种倾向驱使人们不断完善他们的人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密尔和孔德一模一样,他试图把他们的进步规律回归为他们所说的“人性的进步”,而人性进步的第一个“推动力……就是希望增进物质上的舒适”。按照孔德和密尔二人的观点,这个趋势或类规律(quasi-law)的无条件性或绝对性使我们能够从它演绎出历史的最初阶段或时期,而不需要任何原始的历史条件或观察材料和资料。于是,历史的全过程在原则上就可以如此演绎出来;密尔认为,唯一的困难在于“这个系列如此之长……,每一个接着出现的时期都是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部分组成,而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计算的。”

 

密尔这个“回归法”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我们承认他的前提和推理,也不能推出社会的或历史的结局是有意义的。进步可以由于某种非人力所能为的自然环境的损害而变得微不足道。除此之外,密尔的前提只根据“人性”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其他方面,例如健忘或懒惰。因此,只要我们观察到任何与密尔所描述的进步恰恰相反的情况,我们都完全可以同样地把这些观察“回归”为“人性”。(的确,最流行的所谓历史理论的说法之一,不就是把各个帝国的衰亡解释为懒惰和贪食等性格吗?)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不能引用“人性”的某些倾向来解释的事件是极少的。但是,能够解释一切的方法可能恰恰有可能什么也解释不了。

 

如果我们用较为站得住的理论来取代这个过于天真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两个重大修改。第一,我们必须力图发现进步的条件,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力图想象(比方说)进步被阻止的条件。这就直接导致如下的认识:先是心理倾向不足以解释进步,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进步所依赖的条件。第二,我们必须抛弃心理倾向的学说,而采取较好的另一种学说:我建议对进步条件采取建构的(Institutional)和技术的分析。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呢?关闭或控制实验研究机构,压制或控制科学期刊和其他讨论手段。制止科学讨论会,压制各个大学和其他学校,压制书籍报纸文章的发行,并最终压制言论。所有这些确实可以加以压制的东西,都是一些社会建构(Sociol institutions)。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语言,科学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科学,也没有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传统。写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印刷和出版组织以及科学方法的其他一切建构性工具(institional instruments)都是社会建构。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又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由人来代表的这种情况必定是建构的组织,如果我们希望它确实起作用的话。这些建构必须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归根结底,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构,即有赖于民主。

 

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而天真的看法则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状态,在于他的修养、细心和超脱的科学精神。这种天真看法是作为怀疑看法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因为怀疑的看法认为科学家是不可能客观的。根据这个看法,在自然科学中缺乏客观性的情况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自然科学里,科学家的感情不会被激动,但是,由于社会科学涉及社会偏见、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所以在社会科学里,缺乏科学的客观性就至关重大了。由所谓“知识社会学”(见本书第6节和第26节)所详尽发挥的这种学说,完全无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或建构性(Socialorintitutionalcharacter),因为它基于一种天真看法,认为客观性依赖于科学家个人的心性。它看不见如下事实:自然科学课题的枯燥和超脱并不妨碍偏见和自私对科学家的信念的影响,如果我们真的信赖科学家的超脱精神,那么,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就成为不可能。“知识社会学”所忽视的,恰恰就是知识的社会学——科学的社会性或公众性(Public character);它不知道科学的主观交流性(inter subjectivity)以及传播和讨论新观念的科学机构正是科学客观性的保证。所有这些也使科学家个人的思想受到某种限制。

 

关于这个方面,我会提及在第6节(客观性和评价)所提出的学说。该节提出了如下论点:由于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必然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所以知道这种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不可能对他所不感兴趣的客观性保持足够的科学态度。然而,这种情况并非社会科学所特有。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也有同样情形。他虽然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但他也会认识到新式飞机的发明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刚才我已概述了科学和工业进步所依赖的社会建构方面的条件。现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条件多半不能说是必要的,它们合起来也不是充分的。这些条件之所以不是必要的,乃是因为没有这些社会建构(也许语言除外),科学进步并非绝不可能。人们毕竟已经从说话“进步”到书写及其他(尽管这种早期的发展,严格说来,也许不是科学的进步)。

 

在另一方面,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构组织,科学进步也会在某一天停止。例如,说不定有某种神秘主义的流行病。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有些知识分子确实已经退回到神秘主义去而与科学进步(或与开放社会的要求)相对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照此行事。也许人们会设计出一套进一步的社会建构,例如教育的建构,以抵制观点的统一和鼓励不同意见来消除这个可能性。还有,进步观念及其热烈宣传也会产生某种效果。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确实保证进步。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比方说)存在着传播极乐世界幻想的种种细菌或病毒的逻辑可能性。

 

因此,我们发现,甚至最好的建构也不可能是连笨旦也会操作的。我以前说过:“建构好比堡垒,它们不但要设计得好,并且要恰当配备人员。”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正直的人一定对科学研究感兴趣。我们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富于想象力并热衷于提出新假说的人。归根结底,在这些事情上往往在于纯粹的偶然。因为真理不是明显的;孔德和密尔误以为“障碍”(说的是宗教)一旦消除,只要愿意就能看见真理。

 

我们认为这个分析的结果可以加以概括。在绝大多数的,或者在全部的建构社会学(institutionalsocialtheories)中,人的因素将仍然是一个非理性的成份。与此相反的学说却教导我们,要把社会理论回归为心理学,就象把化学回归为物理学一样。我认为这是出于一种误解。它出自一种错误的信念,以为这种“方法论心性主义”(methodological psycholgism)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必然结论,以为它是如下难以反驳的学说的必然结论,这个学说认为我们必须把一切集合体的现象理解为由于个人的行为、相互作用,意念、希望和思想所造成,是由于个人所创造和保存的传统所造成。然而,我们并非必须接受心性主义才能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建立理性模式的“零点法”也不是一个心理的方法,而是一个逻辑的方法。

 

事实上,心理学不能是社会科学的基础。首先是因为它本身恰恰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社会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对人性的研究就以对这些建构的理解为前提;其次是因为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们行为的未意料的结果或反应。在这里“未意料的”(unintended)不一定指“不是有意识地想望的、它特别指那些可能破坏行为者全部利益的反应,不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有些人也许说,喜欢住在山上和过宁静生活可以从心理方面加以解释,但是,如果事实上有许多人喜欢住在山上却不能享受宁静生活,那么这个事实就不是一个心理事实;这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理论的问题。

 

就此,我们得出了与孔德和密尔那个至今还很时髦的方法极不相同的结论。我们不把社会学问题回归为人性心理学这个貌似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人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和一切社会建构中终归是不确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它确实终归不能由社会建构完全控制的因素(这是斯宾诺莎最早发现的);因为每当企图完全控制它就必然导致专制;这意味着人的因素是万能的——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妄想是万能的。

 

那么,人的因素能否由妄想的反面——科学来控制呢?毫无疑问,生物学和生理学能够或不久就能够解决“改造人的问题”。然而,改造人就必然破坏科学的客观性和破坏科学本身,因为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都有赖于思想的自由竞争,也就是有赖于自由。如果理性的成长要继续下去,人的理性能够幸存,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的意见、意念和目的就不得加以干预(除了在政治自由受到危害的极端情况下)。甚至对共同目的的激动人心的呼吁,不论如何美好,也是呼吁人们放弃一切有分歧的道德观念以及放弃不同道德观念所引起的相互批评和争论。这是放弃理性思维的呼吁。

 

要求对人性加以“科学的”控制的进化论者,没有认识到这个要求如何是自杀性的。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而不是导致人权平等,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

 

33.结论,历史决定论的感情吸引力

 

历史决定论是极其古老的思想倾向。它的最古老形式,例如关于城邦和种族的生命循环学说,较之据说存在着所谓隐藏在命运盲目决定背后的目的那种原始神学,确实还要古老。尽管所隐藏的目的这种神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但它却甚至在最近的历史决定论里留下了明白无误的痕迹。历史决定论的每一种说法都显示出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未来的感觉。

 

然而,现代历史决定论者似乎不知道他们学说如此古老。他们相信(他们对现代主义的崇拜难道允许他们不相信吗?)他们牌号的历史决定论是人类思维的最新和最大胆的成就,这个成就如此惊人地新颖,以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它。的确,他们相信正是他们自己发现了变革问题(这是思辨形而上学的最古老问题之一)。他们的“动态”思维与前几代人的“静态”思维不同,他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进步,是由于我们现在“生活在革命之中、革命大大加速我们的发展,以致现在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直接体验社会变化。这种说法显然纯属神话。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已发生过重大的革命,并且自赫拉克利特的时代以来,人们已多次发现变革。

 

把这种易受攻击的思想作为大胆的和革命的思想而提出来,我认为这反而透露出一种不自觉的保守主义;对这种变化怀着如此热烈感情的人,说不定会吃惊地怀疑,它是不是矛盾情绪的唯一方面呢,是否有某种需要我们加以克服的同样巨大的内在阻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何以带着宗教热情来宣称这种老掉牙的哲学是最时髦因而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归根结底害怕变化的人正是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如此不能合理地对待批评,要别人如此听从他们的教导,难道不是由于害怕变化吗?的确,历史决定论者似乎因为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而希望获得补偿,从而倾向于相信变化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受一个不变规律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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