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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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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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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从波普尔的诘难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2013-04-03 15:34:19|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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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从波普尔的诘难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2010年05月03日 09:18

http://www.qqwwr.com/staticpages/20100503/qqwwr4bde245e-518193.shtml

 

摘要: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进行了误读并对其提出指责,否认社会历史有规律可循,否认历史必然性。从反驳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出发,在客观地承认波普尔批判的积极启发意义的同时,能更加清晰地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进行新的阐释,展示其历史的、能动的、辩证的性质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批评。西方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指责为“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1]而大加鞭挞。他否认社会历史有规律可循,倡导自由意志论;否认人们进行历史预言的可能性,进而取消理论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误读。本文从反驳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出发,以梳理历史决定论的几种基本形态为视角,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进行新的阐释,展示其历史理论能动辩证的性质。

 

一、历史决定论的含义及各种形态

 

一般来说,决定论是承认世间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哲学学说。古希腊的留基伯是决定论的先驱,他提出:“没有一种事物的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有一定根据的,都是必然的”[2]。决定论包括四大类型:神学目的历史决定论、唯心论历史决定论(极端理性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旧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特指机械论)和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产生以前的神学目的历史决定论、唯心论历史决定论、旧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都主张一切事物包括道德的选择都要由先前存在的神的旨意或者理性观念所决定。无论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本性抑或是绝对理性观念,都不能摆脱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抽象的观念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窠臼;都不能发现甚至否认历史主体及其生产实践活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当然,更谈不上揭示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和成分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自然性、主体实践的参与性等三个方面同时展开的。它的辩证内核在于揭示历史规律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历史机遇和历史选择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机制、功能,阐明历史自然性发展的过程和迈向人类历史真正的必然性归宿和进程。这就表明: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前,一切形态的历史决定论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都带有十分明显的机械论倾向与特征。

 

二、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1.证伪主义方法论。波普尔提出的证伪原则是与分析学派的证实原则针锋相对的。分析学派提出将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即一个命题如果在经验上是可证实的,就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无意义的。波普尔不承认这一证实原则,在1933年提出了证伪原则。他主张: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应该是证实,而该是证伪,“进行科学检验的真正企图,就是对理论进行证伪”[3]131。科学真理必须经过一切可能证伪的考验,反之,凡是没有可能被证伪的,就决不可能是科学真理。对于科学真理,正面的事例或许不足以证实,但是反面的事例只要有一个就足以证伪了。波普尔讲,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挑剔一个理论的任何错误,“我们必须竭力去证伪它们”;而且,“只有当我们竭尽全力而不能证伪它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它们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3]133。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展开了对归纳主义的严厉批判,他因而被人们誉为批判理性主义大师。但是波普尔把证伪方法绝对化,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从逻辑上讲,波普尔的理论无懈可击;而在经验、实证的层面上,波普尔的证伪方法却是可分析的。波普尔以反例的存在驳斥归纳法的合理性,取消归纳法存在的理由,他的证伪主义方法包含着对归纳方法结论的否定。但是归纳的前提是多数例证的重复,而波普尔对历史规律的诘难恰恰是从对历史过程是单一过程开始进行的,而不是对多数例证的重复的否定,这就是他对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的方法论根基的脆弱之处。

 

2.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他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柏拉图、黑格尔,然后又把矛头指向主要的批判对象——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他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是迄今理论中最纯粹、影响最广泛因而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形式。波普尔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关键在于批判、否定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波普尔认为,自然界的因果联系有严格的确定性、重复性、可检验性,自然界有规律可言;社会历史领域由于介入了人的因素,一切都是单一变化的、不可重复的,所以社会历史领域无规律可言。波普尔赋予自然规律以普遍的性质,而“地球上生命的演化或人类社会的演化,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过程,我们就无法希望去检验一种普遍的假说或发现一种为科学可以接受的自然规律了”[3]95。他认为:“希望我们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现社会运动的定律,正好像是牛顿发现了物体的运动定律那样,那就尤其是这类误解的产物了。既然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相似于或可以类比于物体运动的社会运动,所以就不可能有那类的规律。”[3]101

 

波普尔所批判的历史主义,是指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波普尔否认社会历史领域有规律,进而否认人们可以对历史的未来进程进行预测。作为反对历史决定论的重头筹码,他提出著名的五项式(现概括为三点):“第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第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第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3]6-7为了说明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可预测,波普尔引用了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寓言的论述以表明他的思想立场,即自然界的演变过程和人类无关,而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人息息相关,人本身就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客观规律由于人的介入而受到影响或改变;预言本身参与并影响着历史的过程,所以预言也就不可能是对客观规律的描述或宣告。这就是说,历史主义必然要做预言,而预言又恰好以其自身对历史的作用而取消规律的客观性,预言之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就意味着历史主义预言的自我否定;客观规律一旦渗入主观因素,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引起改变,于是,预言就改变了被预言事物本身,因此,历史没有客观的规律可以预言。波普尔这里的预言是在精确、完全的意义上使用的。他把人看成游离于社会历史规律之外的因素,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是完全、精确的把握,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当成机械决定论来加以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完美无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械论。

 

与否定历史规律、理论历史学存在的意义相关,波普尔提倡自由意志论。他认为,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会扼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历史是由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的,人有自由,人是自己行为和思想的主宰,因而只有他们自己的意识才是他们行为的裁判。波普尔说,是我们自己创造了我们的生活,因而我们自己应对这种创造行为负责、对历史负责,历史取决于历史行为者自己,没有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和决定性,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人的历史活动是自由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由意志论,它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倡导与肯定,这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偏颇理解。

 

三、波普尔诘难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积极意义

 

第一,强调科学知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主张“渐进的社会工程”的一个关键论点是“人类的历史进程受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关于实在本质的描述,相反,它是猜测,“是真正的猜测——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信息的猜测”[4]。在他看来,“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可以设想,整个经济系统,包括机器和社会组织,如果有一天全都被摧毁了,但是只要科学技术知识没有被摧毁,那么,也许不要经过很长时间就可以重建经济体系。可是,反过来,假如知识完全消失了,而机器和物质产品仍然保持着,那么,其结局只可能是一个野蛮的种族占据着一堆高度工业化废物的荒芜情境,而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物质也会很快消失。于是,波普尔得出如下结论:“第三世界已经发展到这远非任何人,甚至所有人能够掌握的地步。它对我们所起的作用,比起我们对它所起的创造作用,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5]171。“我们把我们的理论、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归功于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我们把我们的智力成长归功于它并且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关系及它们对于我们自身的作用归功于它”[6]。

 

在知识经济汹涌澎湃的今天,谁也不能无视科学知识的巨大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增长对历史进程有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而波普尔的这一看法也似乎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吻合,他的见解不愧为一种哲人的远见。马克思认为,科学知识甚至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根据这种智力得到改造”[7]。

 

第二,波普尔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给予人以足够的尊重。基于社会主义在对人的问题上所走的一段弯路,波普尔批判乌托邦主义以社会为目的、对人进行改造以适合新社会的观点。波普尔指出,由于“乌托邦工程”强调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因而就必须对变革“加以严格而全面的控制,那就有可能隐藏着酿成意外变化的危险力量”[8]58。这就迫使“乌托邦主义者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8]54。这样,乌托邦主义者就违背了对社会改造的初衷——“建设一个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新社会”。波普尔还指出,整体主义方法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这种做法“势必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8]71。与此相反,波普尔的“渐进的社会工程则始终以人为目标,去建立适合于人的新社会”,这种观点体现出波普尔对主体——人的极大关注。马克思也特别提醒人们不要把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9]。因此,波普尔揭示了属人世界活动规律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警惕另一种片面性,即无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把人看成仅仅是实现规律的工具。波普尔说:“你不能建造连傻瓜也会干的社会建构,即其功能不大依赖于人的建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8]51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是充分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波普尔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原则,这与当今我们正在大力构建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精神理念有着一种高度的契合。

 

第三,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启发意义。波普尔的“渐进的社会工程”从微观角度阐述社会发展,并强调社会理论的不完善性和发展的必然性,指出了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个开放的体系,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另外,试错法作为“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方法论基础,也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波普尔认为,“渐进的修补”和批判性分析相结合,不论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都是取得实际成果的主要方法,因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社会的改进提出批评和建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人们力图发现某种经济行为或政治行为会不会产生预期的或所希望的结果,从而使社会科学获得巨大的进步。“这种方法确实可以称之为古典的方法,而这就是当我把技术方法归结为社会科学或归结为‘渐进工程’的时候,我心中所想的方法。”[8]46波普尔的方法实际上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一切重要方面应持的基本准则、目标和观念。波普尔特别反感那些借用马克思之名、套用一些难以理解的马克思所用过的词汇故弄玄虚的学究人物,这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充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因为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历史的宿命论,或形而上学式的历史决定论,限制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总体理论体系的论证方面,而不涉及具体的、时代性的技术和机制的研究,那就只能走向经院哲学,是死路一条。从这点来看,波普尔确确实实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警示课。与时俱进地实施发展马克思主义工程,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我们何作何为?我们的批评者波普尔似乎已经教我们怎么做了:一方面,克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其坚持者必须从现实的国情、活生生的人出发,不断地研究和审视当代所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总之,要把总体工程与零碎(渐进)工程、整体方法与渐进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

 

四、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能动的历史决定论

 

波普尔大力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理论中最纯粹、影响最广泛,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形式。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作为他所谓的“历史决定论”的典型来攻击,实在是一种严重的歪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辩证决定论。这种辩证性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历史必然性是在众多偶然性因素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种“中轴线”。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现实中,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它是在众多的偶然性因素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一种近似值、一种平均数。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着,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0]247对社会历史或者任何一种社会规律进行考察,如果只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狭小的范围,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非常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恩格斯曾指出:“如果你划出曲线的中轴线,你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0]733所以,恩格斯的“合力论”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0]679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进行历史实践活动,这样,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冲突、交互作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态势,使得社会历史进程难以用单一决定论的因果联系加以描述,而只能选择用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因果联系加以解释。波普尔以历史事件的一维性、单一性来否认历史必然性,就在于他以偏概全,把历史必然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他从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出发,得出历史活动没有普遍规律的错误结论,说明他看不到可重复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2.历史规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选择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历史规律不像历史上其它一切形态的决定论把某种预成的、先定的、神意或者形而上学的理念强加给人们,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观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脱离客观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特征。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绝对意义的决定论,更不是“宿命论”。它给人们通向未来的实践活动提供的并不是单一的、惟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从而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观条件是人的活动的基础,但并不绝对地限制人的活动,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也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因此,客观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一定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违背客观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完全能并有必要充分发挥主体的选择性和能动性、创造性,这实际上也就是普遍性跟特殊性、整体性跟个体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事实证明,在相同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集团、民族或国家、群体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出现种种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地域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可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制度。这都是主体选择、主体有目的创造的结果。

 

 

3.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非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确指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历史活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强调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当时的经济条件是极其有价值的,但是,把经济背景看成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则是错误的。在这里,波普尔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并没有把经济因素看作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或者原因,而其他一切因素都是经济因素被动的结果。为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0]705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制约性,但它并没有把历史决定性等同于经济必然性,而是认为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当时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相反,经济必然性要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能发生作用。以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而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见解。

 

另外,波普尔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与机械决定论等同起来加以驳斥。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从机械决定论出发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因而肯定人类社会历史有规律。他提出诘难说,你们既然认为社会运动有规律,那么,就请你们根据这些规律制定一个社会现象的日历,怎么可以认为社会运动是有规律的呢?波普尔的这种批判是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的简单类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固然有一致的方面,但是,这种一致只是表面现象。在本质上,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只承认因果必然性的客观性,否认偶然性存在,是一种完全的、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表现为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只承认因果规律的客观性,否认其他规律的存在,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仅承认因果规律、必然性的存在,而且承认偶然性的存在,并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历史过程的发展演变,认为历史必然性不过是偶然性中的一般性和可能性,而且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同时,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实践和创造活动所推动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已经实现了历史决定论的根本性变革,是对不科学的非决定论和僵化的机械决定论的超越,是一种科学的、辩证的、能动的决定论。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诘难有点“屠龙术”味道,因为马克思早已扬弃了机械决定论和波普尔自己所持的非决定论等社会历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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