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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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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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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波普尔《支持非决定论的论据》(2)  

2013-04-02 20:04:14|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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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波普尔《支持非决定论的论据》(2)

引自《开放的宇宙》

第三章 支持非决定论的论据

http://www.xiexingcun.com/Academic/kfdyz/006.htm

 

21.预测理论知识的增长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对科学知识的增长的预测可能包含些什么。它可能包含我们现在做出这种预测的能力,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将或者(a)把目前人们尚未接受的,也许目前未知的某些理论(当然是尝试性地)看作经受住检验的;或者(b)由现在被接受或者后来被接受的理论,加上初始条件(也许现在尚未知),得出某些现在未知的解释或者预测。在本节中我将讨论对于理论知识的增长的预测,即讨论问题(a)。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预测人们根据新的试验接受先前未被接受的理论。较次要的是一个预备性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预测一种目前尚未知的理论的内容——有人将想到的,或者有人将提出的新观念。

 

我所以说这较为次要,是因为一种理论在它新近被人接受的意义上是新的时候,却常常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新。也许它甚至早已有人提出过,然而由于没有赞成它的证据,或者尚没有需要它或者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已被人们遗忘。这表明,如果我们主要对与新观念的增长相对的“已被接受的”知识的增长感兴趣,那么重要的是在新问题或新证据的基础上对一种理论的尝试性接受。现在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我们新的理论观念的增长的预备性问题。一位心理学家,或者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一位生理学家,完全可能预测一个儿童(或者一只动物)在某些环境刺激的影响下可能形成并且在进行某些试验后可能接受的理论或预期;烧伤的儿童(或者猫)惧怕火。如果我们的心理学(或者生理学或者物理学或者经济学……)知识非常出色,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能够把一种类似的方法应用于我们自己,在今天预测在将于比如说三周后(根据我们关于我们的物质或经济环境的知识)开始作用于我们的某些环境刺激的影响下我们在比如说一个月后将首次想到的理论。

 

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有些荒谬。因为可以论证,假若我们今天提前一个月知道我们会首次想到哪些理论,那么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今天而非一个月后就会想到这种理论;所以,我们并没有预见任何可被描述为未来的知识增长的事物。对于这个我认为有效的论据,人们也许提出如下反对的理由。我们今天会预测一个月后有人会想到一种观念,只有到那时它才会为人所知并有了影响;今天的预测要保密。但是这个反对理由蕴涵着我们从外部而非从内部预测该系统;因为我们采取了措施(保密)不对它产生影响。因此它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预测。而且,甚至假定我们自己的确属于我们对其做了预测的系统,我们也只能决定对我们的结果保密;我们不可天真地假定我们能够科学地预测我们会执行我们的决定——尤其是如果由于我们知识的出人意料的增长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假定我们能够预测关于我们自己的这类事情,就等于回避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实质——自我预测是否可能。

 

另一个反对的理由看上去不同,但最终还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可以预测知识的增长而不理解我们所预测的事物。比如说我们可以预测一位作者将在白纸上写下的黑色形状,和它们对于历史的影响,而不理解他想要传达的所有甚至任何事情。倘若如此,就不能说我们通过预测那些理论而预见了它们。回答又是,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即描述这些形状,我们或者任何了解我们的预测的人现在就能够把它们写下来;如果它们的产生在未来会影响历史,那就没有理由现在不应影响历史。无可否认,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在此这与我们无关。此刻与我们有关的只是,说我们能够从系统内部预测新观念的产生似乎是无意义的。

 

现在我要谈一谈对于在新证据的影响下一种理论被人们接受的预测的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了不陷入和以前一样的麻烦,我们要必须假定上述新证据现在我们还得不到。否则我们的预测就等于指出现在有支持一种尚未接受的理论的证据,按理说现在就应接受这种理论。换言之,这个预测又不会是关于未来的知识增长的预测,而是关于我们现在所知事物的陈述。因此,有必要假定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即根据现在已被接受的理论--预测尚未观察到而当观察到时将会提供支持某种尚未被接受的理论的证据因而使它被人们接受的事件。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种证据,如果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能够预测它会出现,那它就不可能是会证明接受一种新理论有道理的证据。因为能够借助于目前知识预测出的证据或者本质上不会是新的,或者如果是新的,也会相当于一个进一步证实我们目前的理论(而非诱使我们接受一种新理论)的试验。会证明接受一种新理论有道理的那种证据是能够借助于这种新理论而不是借助于我们目前的知识预测的证据;换言之,它必须具有决定性证据的性质。在我看来这个论据不无趣味。尽管有些微不足道——因为它所说的几乎不过是每一个理论都蕴涵着它自己的真理,因此不能预测它遭到摒弃的情况——它却足以驳斥颇有影响的历史决定论学说;因为它表明,我们不能按照科学的程序预测我们的理论知识的增长。(在任何时候,我们至多能够预测我们的知识不再增长——我们目前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完全的。)

 

所有这些仍然未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我们理论知识的增长已经终止,我们的理论知识既完全又正确,那会如何?这仍会允许有某种增长;因为仍然会有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常新的、永远不同的初始条件的无休止的任务。因此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我们会知道所有普遍规律,也知道所有适用于我们自己的有关初始条件的意义上我们是拉普拉斯之魔,那么我们能够预测我们自己未来的预测吗?

 

22.自我预测的不可能性

 

因此我们就来谈一谈与我们知识的增长的可预测性有关的问题中最后一个、最有决定性的、最难解的问题。如下所述:假定提供给我们完美的理论知识和现在或过去的初始条件,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用演绎法预测对于任何特定瞬间我们自己的未来状况,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未来的预测?

 

我当然只将试图证明科学的自我预测的不可能性,即由普遍的理论(假定是正确的)加上关于某人自己的初始状况的正确的初始信息推断出自我预测的不可能性。因为种种非科学的自我预测完全可能是成功的。例如,有的自我预测是以关于以某种方式行动的决定为根据。因而我今天可以预测我明天将发表两次演说。或者我今天可以预测我明天将给我的朋友弗雷德写信,开头写上这样的预测:“听到……你会感到惊讶……”这种预测不是科学类型的预测;它们不是建立在经得住检验的普遍的理论加上初始条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打定主意”的过程的基础上。它们也不能被以这样一条定律加上这个初始条件为基础的科学预测所取代,这条定律即“每当我打定主意第二天写一封信,我总是执行我的决定”,而这个初始条件是“我刚刚打定主意明天给弗雷德写信”;如果说只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的话,也就是说该系统的初始条件是不完全的;我今晚也许会收到一封电报,通知我弗雷德将于明日抵达,或者出现了与我的决定有关的其他新情况。

 

一旦我们假定科学理论与初始条件是已知的,预测任务也是已知的,推导出预测就成为仅仅是计算的问题,在原则上可由预测的或者计算的机器——可称作“计算器”或“预测机”——来进行。这就使我能够以证明没有任何计算器或者预测机能够通过演绎预测它自己的计算或预测的结果的形式来提出我的证明。从计算器的方面表达我们的问题的方法有几个小小的益处。首先,这样做我就对我的决定论的对手们(无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物理主义者”还是“控制论学者”)做出了让步;这会说服他们也以更同情的态度考虑一下我的论据。其次,它使我可以驳斥决定论而不用假定心灵的存在。因此它使我可以提出比不得不依赖于人类预测者的特性进行的驳斥更一般的驳斥。第三,关于机器所说的一切稍加变动也会适用于人类预测者。第四个原因是这种办法给使用这种办法的人强加了某种戒律。据我看它只有一个不利之处:我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相信人是机器的人之一,尽管我毫不相信此类事情。

 

然而,从预测机的潜在能力方面讨论我们的问题的主要益处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想象一部比较简单的机器,它代表一个初看上去的决定论的理论的一种简化的模型,明确地是从外部可预测的。(它甚至可能是一部能够只处于分离状态的机器,以致所有与初始条件有限的精确性问题有关的问题都可忽略。)同时,可把这部机器看作拉普拉斯之魔的完美化身,完美的物质体现。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把预测机看作下面这样一种机器。预测机已备有(a)所有正确的普遍的物理学定律,(b)所有有关的数学和逻辑演算方法。预测机是这样构造的,当且仅当它处于某种状态——它的零状态——它可以被一项预测任务所刺激。然后它使关闭,不再接受进一步的刺激,开始工作,直至完成任务,算出一个回答即一个预测为止。

 

可把预测任务看作由对于某个系统的初始状况,或在“零时间”的状况,to=O的描述组成;而且,它必须涉及一个瞬间,比如说t1,它是该系统在那时的状况要被预测的那个瞬间。预测将构成预测机的回答。当然,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这个回答:它将代表预测机要得到的增加的知识,因此代表“它的知识的增长”。作为十分无关紧要的假设(但就它简化了某些问题而论是有用的),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发出了它的回答后,预测机就会回到零状态。为使我们的考虑更加具体,我们可以想象预测任务是以纸带(“任务纸带”)的形式提供给机器的,在纸带上打孔,构成代码信息,使用的是类似于摩尔斯电码的代码。回答是以类似的纸带,“回答纸带”的形式发出的。完成任务后,可以假定机器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也就是说(a)可能处于零状态的(在较狭隘意义上的)机器本身,和(b)发出的回答纸带。

 

下面两个关于预测机的假定,(A1)和(A2),是必不可少的。

 

(A1)假如提供给机器的任务充分明确(即,足以使拉普拉斯之魔得出一个预测),预测机总是会得出正确的回答。这个假定是要保证预测机充分有效力。下一个假定是要保证它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一部物质的机器。

 

(A2)预测机进行各种不同的操作是花费时间的。尤其是,在预测机得到预测任务的刺激(插入任务纸带)的瞬间与预测机开始写出(用打孔的方式打出)它的回答的瞬间之间会经过一段时间。而且,写出(用打孔的方式打出)回答也花费一些时间。这个假定排除了例如这样的机器,它们不仅具有完美的理论知识,而且在它们已备有一些回答因此不需要计算的意义上,它们是全知的,或者是半全知的。可以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具有这些条件的机器是特别的,即使它们不仅能以这种方式回答一两个问题而且能回答许多问题亦然。

 

由(A1)和(AZ)这些假定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就自我预测的任务而言,回答只能在被预测的事件之后,或者至多与其同时,才是完全的。这足以证实我们的观点——预测机不能预测它自己的知识的未来增长。然而,如果稍微加强一下我们的假定,我们就可以证明更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证明预测机在执行任务上完全失败。需要补充的两个假定如下所述:

 

(A3)预测机发出的任何两个回答中,较长的回答比较短的回答占用更多的时间。

 

第四个假定是对于我们证明预测机会失败具有决定性的假定,因此必须予以相当详细的讨论。它如下所述:

 

(A4)机器作出的一切回答都用同一种标准代码或者语言明确地描述某个物质系统的状况;换言之,我们排除任何使用一种特殊的代码或者语言的特殊的回答。

 

两种不同的考虑导致了这个假定。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机器作出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机器的全部目的即在于此。因为在含蓄的意义上,一向它提供被研究的系统的初始条件,机器就“知道”了回答。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假定:回答已由机器所备有的定律加上这些初始条件所蕴涵;而且——参见(A1)——机器能够对这个信息作出正确的反应。因此有待机器去做的只是使含蓄的预测明确化。因此(A4)只是更明确地表达了机器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如指出的那样,(A2)具有排除例如特别的预测亦即价值不大的伪计算机的功能。当我们考虑我们可用以支持(A4)的第二种考虑时,对于这种排除的需要就更加明显了。它如下所述: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预测机像一部“科学”机器即根据定律和初始条件推出回答的机器一样工作,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排除某些为自我预测所做的特别安排。例如,我们能够把任何周期性变化的物质系统解释为自我预测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把夜晚解释为对下一天或者下一个夜晚等等的预测。作为极限的例子,我们甚至把一个不变的系统解释为自我预测的系统。例如,由一张空白的纸组成的一部“机器”,若约定好,也许可以被解释为包含有类似下面的词句的预测信息:“只要不受干扰,在任何未来时间t,我的物质状态都将是一张空白的纸的状态。”这些例子足以提醒我们,我们只是对“科学”机器或者演绎的预测机感兴趣,它们不是特别供自我预测使用的,而是能够通过演绎预测至少一大类不同的物质系统(如果可能,其中还包括与其本身十分相似的系统)。我们不可忘记,我们对自我预测的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对预测机是否能够预测它自己的环境中它与其强烈地相互影响的那些部分的变化的问题感兴趣。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只对具有十分一般的预测能力的预测机感兴趣,这些能力远远超出了任何上述的那种特别的自我预测方法。

 

现在这种特别的预测机的使用被我们的假定(A2)含蓄地排除了;然而,没有被(A2)排除的是对于满足了(A2)的预测机的特别的解释方法的采用。例如,我们会同意,一部在其他方面十分“正常”的预测机——即符合(A1)和(A2)的预测机——如果处于零状态,应被解释为表达这样的信息:“我是处于某某状态的物质系统(这里我们必须插入对这个处于零状态的预测机的物理描述),除非在受到一项任务的刺激,我将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这个特定的解释也许可以说被(A2)所排除但是也许有一些类似的解释(例如上述的周期系统)没有这样被排除。

 

为了排除所有这些特别的方法,我们将不得不要求当执行自我预测的任务时,预测机应仍然用与它应用于所有其他任务的方法本质上相同的方法进行工作。在刚刚给出的形式中,这个要求稍微模糊了一些(如“本质上”和“方法”这些词所表明的);同时,它的范围也稍微大了一些;无论如何,它似乎比必要的强了一些。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原来只是假定(A4),它把我们的要求仅限制于回答,限制于简洁陈述时所使用的语言。

 

假定(A4)排除了采用(例如)这种常规的可能性,即,应把处于第n状态的在其他方面正常的预测机解释为在自我描述,在预测它将从这一状态进入第n+1状态(实际上,它即将从这一状态进入第n+1状态,无可否认,这个状态总能够根据前面的状态计算出来)。我们对于预测机所做的假定就是这些。我们现在考虑一下两架结构相同的预测机。1号预测机称作“泰尔”[Tell,意为“讲述”。——译注],因为它要预言2号预测机的状况;2号预测机称作“托尔德”[Told,意为“被讲述”。——译注」,因为它要被泰尔所预言。(泰尔仿佛以托尔德为目标。)

 

我们假定作为预测任务的一部分提供给泰尔的初始条件描述了托尔德在零点(to=o)时的状况,泰尔的任务是预测托尔德在1点钟t1=1)时的状况。提供给泰尔的对于托尔德的初始状况的描述必须包括对于托尔德在零点时被其刺激的预测任务(任务纸带)的描述。于是现在泰尔试图计算托尔德在瞬间t=1点钟时的状况,或者与此相同,托尔德在过了一小时后的状况。按照我们的假定(A1),泰尔总是会成功地完成这个预测托尔德的任务。

 

我们现在假定,恰巧给予泰尔的任务与在零点时要给予托尔德的任务完全相同,换言之,泰尔的任务指定托尔德将在零点受到刺激去预测第三部预测机。(做出这个假定是为了我们后来可以把泰尔的任务解释为自我预测的任务。)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简洁陈述为我们的假定(B)。

 

(B)受到它的预测任务刺激后,泰尔将处于和托尔德在零点受到它的预测任务刺激后恰恰相同的状况。(如果S要与泰尔在得到这个通知后的状况完全相同的话,就有确实的理由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向泰尔提供一项预测任务,通知泰尔说托尔德处于某种状况S。但是作为对我们对手的让步,我在此假定我们成功地向托尔德提供了这样一项任务。)让我们首先假定,我们选择的1小时的时间非常少,以致在1点钟时泰尔还未开始在它的回答纸带上打孔。(显然,倘若如此,那就还未出现任何知识的增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下面的定理(T1):

 

(T1)在上述条件下,泰尔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长于1小时。

 

证明是微不足道的。既然泰尔完成了任务,那么它的回答就用打孔的方式完全打了出来。但是过1小时后,由于泰尔必须经历与托尔德相同的状况,而且要在相同的期间内,因此它甚至不可能开始打孔;按照我们的假定,在1点钟时托尔德尚未着手于它的纸带。然后让我们假定我们把泰尔要预测的托尔德的状况的时间选作2点钟而非1点钟,而托尔德在2点钟时已开始在它的纸带上打孔,然而没有完成。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定理(T2):

 

(T2)在上述条件下,泰尔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长于2小时。

 

证明与前面的证明相似。现在让我们最后假定,我们把3点钟选作要预测的托尔德的状况的时间,这段时间的长度恰恰足以便托尔德完成预测任务。我们得到定理(T3):  

 

(T3)在上述条件下,泰尔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恰恰等于3小时。

 

这又是根据泰尔和托尔德是同样的机器的事实得出的结论立足以表明泰尔不能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知识的增长;因为它已完成的回答会姗姗来迟,不能成为预测,这是由于它至多只能与被预测事件一起到达。我认为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令人信服的,我们的三个定理证实了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所需要的一切;在所有情况下预测都将姗姗来迟,不能被看作对机器的未来的知识增长的预测。这个结果是在没有使用(A3)或者(A4)的情况下得出的。这就是说,即使我们特别地采用某种特殊的符号(但必须是倘若使用就会消耗时间的符号),而它使得自我指称成为可能,从而使一个描述进行自我描述成为可能,它也是有效的。(显然,这是对其完全的回答进行的自我计算也许能由机器完成的唯一情况,尽管它姗姗来迟,不能成功地作为自我预测。)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决定使用(A3)和(A4),那么我认为可以表明,自我计算就成为完全不可能的:它不仅会姗姗来迟,而且会完全失败。如果我们采用一个很简单而且又令人信服的进一步假定——实际上它是一个辅助性定理[an auxiliary theorem]或者助定理「lemma」——就可以十分容易地表明这一点。这个助定理断言,用标准语言(借助于比如说一个打孔纸带)对于用(第二个打孔纸带的)标准语言的第二个描述的物理状况的描述,决不会短于那第二个描述(第二个打孔纸带)。我们必须描述第二个描述的每一个符号(纸带中每一个孔的位置),每一个这样的描述都会至少需要一个符号,鉴于这个事实,这个助定理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个助定理得到承认,那么我们就得到下面的定理(T4),它与定理(T3)相抵触,因此表明我们的假定系统一定是前后矛盾的。

 

(T4)在定理(T3)的条件下,泰尔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长于3小时。

 

这项证明又是十分简单的,如果助定理得到承认的话。既然泰尔必须预测托尔德在3点钟时的状况,它就必须描述(a)除它的纸带外的托尔德的状态(它恰巧是托尔德的“零状态”),和(b)托尔德的纸带的状况。但是按照这个助定理,泰尔只是对于(b)的描述就至少会与要描述的纸带同样长。因此泰尔对于(a)和(b)的描述加在一起一定更长。鉴于(A3),这就证实了这个定理。既然(T3)和(T4)彼此相抵触,我们这一套假定就一定是前后矛盾的。这就意味着,假如(A2)、(A3)、(A4)和助定理都得到满足,或者(A1)或者(B)就一定是谬误的。但是这又进一步意味着,或者是因为它不能完成计算,而这意味着(A1)失败,或者是因为不能向它提供所要求的任务,也就是说,对于在向它提供这个描述后它自己的状况的描述,所以预测机将不能预测它自己的未来状况。

 

这个结果当然依赖于助定理,并依赖于(A3)和(A4)。但是甚至没有助定理,没有(A3)和(A4),我也已表明预测机不能够预测它自己的未来预测的结果——至少在“被预测的”事件实际发生之前不能够。因而我们不能预测我们自己的知识的未来增长。

 

23.对“科学”决定论的驳斥

 

我们已证明,即使制造一部体现了拉普拉斯之魔的能力并按照最简单的机械原理运行的预测机——也就是说,代表了人们毫无疑问地承认其决定论性质的物质系统的预测机——是可能的,自我预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无可否认,我们的证明不能用来驳斥决定论。但是它能用来驳斥“科学”决定论,并随之驳斥任何关于把决定论观点建立在任何科学结果或者建立在科学是成功的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宣称。

 

因为如果自我预测是不可能的,那么显然预测机不能预测它自己的活动对于它自己的近处环境(即它自己的环境中它对其有明显影响的那个部分)的影响。这进一步意味着,从内部的预测不能以可能选择的任何精确程度进行,而只在预测机和它的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被忽略的范围内进行。这个结果得到科学的成功的证实;我们把科学预测的方法只应用于那些丝毫不受或者只轻微地受到预测过程的影响的系统。从另一方面说,“科学”决定论要求,原则上我们应能够以我们所选择的任何精确程度从内部预测我们的世界中的任何事情;既然我们自己就在我们的世界中,这个学说就遭到从内部以任意的精确性进行预测的不可能性的驳斥,而这是自我预测的不可能性的结果。

 

假如所有这些预测机都在该系统之内,这个结果就不能被任何使用一个以上的预测机的尝试所动摇:除我们的1号预测机之外的一架预测机可以预测1号预测机的困难;它的状况;及它对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影响;但是它将不能够预测它自己的影响(例如对于1号预测机的影响)。而且,一个相互作用的预测机的“社会”总是可以在形式上被看作一部复杂的预测机;而我们的结果适用于具有任何复杂程度的预测机。由于对它的驳斥实际上只是通过运用逻辑进行的,因此“科学”决定论原来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学说。因而任何事物都不能支持“科学”决定论;求助于初看上去的决定论的科学,无论它多么完全,都不能支持任何其他形式的决定论。因此康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任何哲学家都无需担心建立在科学(无论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的成功的基础上的决定论对他的道德信念提出的难题。

 

我们对“科学”决定论的驳斥似乎为用我们的批评尚未触及的第三种变体取代“科学”决定论留下余地。(我是鉴于在第12节中所讨论的两种变体而称它为第三种变体的。)第三种变体可以这样表述:至少在要预测的事件发生之后,在这种意义即对于该系统的足够充分的描述(加上自然法则)在逻辑上蕴涵了预测的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件被该系统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物质系统都是可预测的。这个预测不总是能够预先计算的这一事实并不影响逻辑状况——就像可从我们在我们的证明中假定了一个决定论的系统这个事实中能看到的那样。因此可以说,我的证明并没有达到目的。

 

我对这种批评的回答是,它未抓住我的要点。我不想驳斥我认为不可反驳的决定论;我希望驳斥我所称的“科学”决定论。的确,在驳斥“科学”决定论时,我没有驳斥此处提到的第三种变体。但是我驳斥了这样的人,他们提到科学预测的实际成功,断言这种成功证明这种假定有道理,即,我们在原则上能够改进我们的预测,以致使它们如我们所愿意的那样精确。换言之,我不仅希望驳斥“科学”决定论,而且希望驳斥那些说决定论(而非“科学”决定论)被科学经验证明有道理,它不过是合理的推断的人们。我已通过表明它甚至在决定论的世界里都无效来驳斥这种赞成决定论的很重要的论据。显而易见,这个论据依其意图本身一定与诸如提出的“第三种变体”之类的其他形式的决定论相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任何理由相信这第三种变体的决定论是正确的,或者世界具有这第三种变体所描述的那种结构。

 

相反,有一切理由相信,可估算性的问题足以使人们摈弃这第三种变体。甚至假定在对于该系统的状况的充分详细的真实描述加上自然法则会蕴涵预测的意义上这些数据存在,也有一切理由相信,我们无法收集能蕴涵对于我们的预测任务的解决办法的足够的数据。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预测都需要哪些数据。但是这一点可由引入第四种变体来回答:一个真实的、充分详细的描述,如果可以得到的话,总是会蕴涵着对任何预测任务的解决办法。但是显而易见,这第四种变体至少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它使用了一个原则上不可反驳的存在假定;关于我们不知如何获得的一个真实的描述的存在的假定。

 

总之,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驳斥“第三种变体”,由于非常简单的机械世界似乎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因此它似乎是不能用纯辑逻驳斥的。我的目的不过是表明科学预测的无庸置疑的成功不可用作支持决定论的宇宙论的论据:支持关于我们的世界具有“第三种变体”所提出的性质的猜想。 “科学”决定论在此遭到驳斥的方式在我看来十分有趣。它不仅表明我们不能用关于我们自己的未来行动的科学预测取代我们的决定(由于这种预测是不可能的);它也表明赞成决定论的决定性论据是理性认识本身的存在。我们是“自由的”(或者无论你希望怎样称呼它),不是因为我们受到偶然性而非严格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是因为世界的逐渐理性化--用知识之网捕捉世界的尝试——在知识本身的增长中的任何时刻都是有限度的,而知识本身的增长当然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个过程。没有某种预知——至少是一种科学的、假设的预知——的理性行动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预知却原来非常有限,以致为行动——即为“自由”行动——留下了余地。

 

24.圣奥古斯丁、笛卡儿和霍尔丹的一个论据

 

在我看来,我们对于“科学”决定论的驳斥与J.B.S.霍尔丹的论据有某种联系。相似的但稍微弱一些的论据笛卡儿曾提出过,更早一些时候,圣奥古斯丁提出过。这个论据的要点按笛卡儿所说是,对真理的批评的把握和对一种论据的恰当评价必须是我们自由的、自愿的行动(而非一架录音机的反应);如笛卡儿所指出的,坚持错误和偏见可能在于未能或者拒绝这样自由地行动--在于允许自己无批判地被比如说被公认的学说所决定,因而仍然受到思想灌输的支配。

 

霍尔丹出色而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念;诚然,不是作为对决定论的批评,而是作为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我本身不是唯物主义者”,霍尔丹写道,“因为如果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在我看来我们无法知道它是正确的。如果我的见解是在我的大脑中进行的化学过程的结果,它们就被化学定律而不是逻辑规律所决定。”显而易见,霍尔丹在此所批评的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观念(在历史上,它是“科学”决定论的最重要的变体),而是“科学”决定论观念本身。因为我们求助于力学和化学的定律还是一般的自然法则无关紧要。结论是相同的:如果我的见解完全是被自然法则和初始条件所决定,那么它们就不是被逻辑规律所决定。(这里以及在霍尔丹那段文字中,“逻辑”不仅意味着形式逻辑,而且类似论辩术和对证据进行理性权衡的艺术。)

 

可以这样说来反对霍尔丹的论据,一部机械计算机,尽管我们可以假定其活动方式被物理定律所快走,然而仍能按照逻辑规律工作。制造收集经验证据并按其行动的机器似乎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困难。(任何一个自动记录的温度计都收集观察证据,任何恒温器都按照这样的证据行动。)这似乎驳斥了霍尔丹的论据。但是这个表面上的驳斥却不得要领。无论如何,它不适用于我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类似论据。我的论据是以人类语言的四种不同职能间的区分为基础的:(1)表达职能,或者被认为有机体状况的征兆的语言;(2)信号职能,或者被看做激起其他有机体的反应的语言;(3)描述职能,或者被看做描述(无论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事态的语言;和(4)论辩职能,或者被看做理性批评的工具(例如与纯粹的反断言相对照)。前两个也是一切动物语言的职能。最后两个可称为“高级”职能:它们导致真实或虚假的描述和有效或无效论据的观念。(我相信我们可以区分语言的进一步的职能--例如约定或者劝告或者告诫职能。)

 

简言之,我的命题是这样的。无可否认,我们在描述或者论辩时必然也表达与发信号。但是尽管描述和论辩职能也包含着这两种低级职能,然而它们却不可还原为这两种低级职能。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说描述是表达自己和发出信号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却不仅仅如此。因为一个描述的真实性是与比如说一个表达的适当性或者一种对刺激的反应的适当性不同的事物;它也不同于一个信号对于某种情况的适当性,或者不同于它引起适合于情况的反应的效能。因为即使做出这个描述的意图是欺骗或者掩饰,一个描述实际上也可能是真实的;即使它从未被任何人相信,即使它从未成功地引起适当的反应,它实际上也可能是真实的。论辩的职能同样不能还原为两种低级职能--表达与发信号——即使所有的论辩都要表达和发出信号。因为一个论辩的有效性不能被还原为比如说它的劝导效能(这会是还原为有效的发信号):有效的论辩也许不能说服任何人;正如许多世纪以来无效的论辩说服了许多人一样。

 

因而描述与论辩不仅仅是表达与信号。以自然法则为依据的决定论的语言理论只能解释这两种低级职能:它一定认为一切语言都是征兆性的,对它的一切反应都是对信号的反应。任何求助于机器的理论也是如此。计算机对收到的信号做出反应;它计算的结果是它内部状况的表达或者征兆。从“科学”决定论的观点看,它们不会是任何别的东西。使用有效的计算或论辩方法的机器和使用无效的方法的机器间的差异是任何把自己局限于“科学”决定论的因果关系方法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此“科学”决定论必然或者忽略语言的“高级”和“低级”职能间的差异或者断言高级职能可还原为低级职能: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由于它们不能讲清论辩的职能与结构。

 

在我看来,这些观点没有笛卡儿和霍尔丹的论据那种特有的形而上学的或者仅从个人偏见出发的性质;能够以合理的理由详细地为之辩护(在此我不想这样做),把它们看作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理论的几个部分。然而它们仍然使我提出与笛卡儿和霍尔丹相似的论据:在断言两种高级职能不能被“诸如行为主义,……附带现象论,心身平行论,双语解答,物理主义和唯物主义之类哲学”——也就是说,被力图主张“物质世界因果的完全性”的理论——所解释后,我又写道:“就它们证实了——当然是非故意地——论据的不存在而言,所有这些都是自我拆台的。”显然,对“科学”决定论也可以这样说。从人类理智预测世界的能力出发——它认为原则上这种能力是无限的——它在其结论中没有给理性论证、我们辨别真伪的能力和强行灌输思想与学习的差异留下余地。

 

这恰恰是霍尔丹的论点。它是这样一种断言,如果“科学”决定论是正确的,我们不能以理性的方式知道它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它,或者不相信它,但不是因为我们自由地判断赞成它的论据或者理由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恰巧被这样决定(被这样强行灌输思想)以致相信它,或者不相信它,甚至相信我们是理性地判断它,并接受它。当然,这个有些怪异的论据并未驳斥“科学”决定论的学说。即使承认它是有效的,世界仍会是如“科学”决定论所描述的那样。但是通过指出如果“科学”决定论是正确的,我们无法知道这一点或者理性地讨论这一点,霍尔丹已驳斥了“科学”决定论源于其中的观念。他没有纯粹驳斥这个学说,但是他无疑连同它的哲学背景驳斥了这个学说。他仿佛在它的精神上驳斥了它,那就是理性主义的或者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因为我认为他已表明,“科学”决定论把纯理性变为错觉。它蕴涵着对一种过于乐观的人类理智观的自我驳斥。

 

在前面几节所讨论的我的来自自我预测的不可能性的论据和霍尔丹的论据有下面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使用纯理性的观念并试图表明把纯理性看作是预先决定的或者看作是可理性预测的有着逻辑上的困难。在其他方面,这两个论据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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