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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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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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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2)  

2013-04-14 12:56:29|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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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2)


五、“科学”一词与“封建迷信”

 对“伪科学”一词滥用的实质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特别是“科学”一词总是与“封建迷信”一词汇纠缠在一起,“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破除封建迷信要靠科学”口号连篇。然而,什么是“封建迷信”呢?从郭正谊等在《人民日报》(1995116)一篇文章指出:“近年来,封建迷信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有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过去的庙宇多在深山老林,只有虔诚的香客才去朝拜。现在不少旅游景点,甚至在都市中也开始修庙建寺。有些领导干部也求神拜佛……”。可见,把民族习俗“敬天祭祖”说成“封建迷信”。这完全是在重演明末的"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3]历史悲剧。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和罗马教廷曾禁止中国教徒“敬天祭祖”,把这一民族习俗说成“迷信” 和“异端邪教”。康熙对此严厉痛斥:

 

因自多罗来[4]时,误听教下阎当[5],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怒。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以为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若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尔西洋亦有圣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罗、阎当等知识扁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15]

 

“敬天祭祖”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传统习俗。康熙就“礼仪之争”多次与传教士和罗马教廷交涉,求一调和,但均无效。十七世纪末“礼仪之争”进入高峰,形成中西文化敌对和仇视的局面。在欧洲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Wolff,1663-1754)1721年作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实用哲学”(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讲座,而被指控为宣扬无神论的“歪理邪说”。在中国,一些人打着“崇正破邪”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彻底铲除“天主邪教”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导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

 

六、近代文明的产生

 

陈独秀极端丑化中国文化,质疑“气”为何物?有其历史的局限。其实欧洲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利马窦等天主教传教士的努力下,以“气”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欧洲广为传播,宋明理学成为时尚。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以太漩涡说”就在这一时期出现[6]。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 [7]通过比较张载(1020-1077)的“元气论”和笛卡尔的“以太论”,提出了笛卡尔“以太论”来自张载学说。把“元气”一词译成“以太”,即弥漫于整个宇宙的精灵之气。众所周知,笛卡尔以太论在西文是前无师承的,因为即使在持连续物质世界观点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也不把以太看作是世界的唯一本原[16]

 

德国的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 在致德雷先生的信中论中国哲学明确指出“元气”即“以太”。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素有研究,曾用“0”和“1”两种符号对应阴阳翻译了八卦图,于1703年在《法国皇家科学院》杂志上发表了近代最重要的文献“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并指出“Science”源于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8]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历史中存在着世界观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宇宙第一推动力问题上,西方文化认为是“上帝”,中国文化则认为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翼,两翼生四像,四像生八卦”。由于世界观的分歧,在历史中引发了“礼仪之争”。

 

在罗马教庭纵容下欧洲出现大规模诋毁中国文化和炫耀西方文化的浪潮,一些人对于莱布尼茨承认“二进制”源于八卦图,认为是“神魂颠倒”,损害了“欧洲中心主义”声誉,而极力隐瞒和编造历史[9]。在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第二卷“关于〈易经〉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的补记”一文中只有从1679年开始叙述莱布尼茨,随后跳入1697莱布尼茨与白晋的交往,隐瞒莱布尼茨早期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历史,得出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后才见到伏羲八卦图的结论[10]

 

其实,德国神学家斯比塞尔早已在1660年所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一书中就明确地把伏羲八卦图称为二进制。而莱布尼茨在1672年以前就是《中国文史评析》的忠实读者。莱布尼茨在白晋出示伏羲八卦图之前 16年(即1687-1703),就在柏应理所著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早已熟知伏羲八卦方位图、次序图,以及文王六十四卦图。这要比白晋出示的图还要了解得多得多[11][17]

 

中医理论和中医实践在近代文明史中曾做出杰出的贡献。从“人痘”到“牛痘”,奠定了现代医学基础理论——人体免疫学。十八世纪,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流传达四十年之久。1796年琴纳(E. Jenner1749-1823)以“牛痘”代替“人痘”试验获得成功,1805年“牛痘” 回传中国,20世纪80年代,人类终于消灭了天花[18]

 

从这些历史中人们看到的是近代文明的产生是一个人类文化共建的过程,文化交流的结果。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人民几千年的智慧和结晶。今天,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一切客观存在的现象与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已无东西方可分。

 

七、博学笃志格物明德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science”译成“科学”一词是一个误区。“science 一词是“知识”的意思,而日本人译成“科学”一词,分科之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文理不通,词不达意。这可能正是何祚庥所说的“现在有一些人在利用‘科学’的名词,却不认同‘科学’的理念”社会现象根本所在。中国人在语言翻译上一般有“音译”、“直译”和“意译”,同时强调“信、达、雅”。严复(1854-1921)在翻译《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信”既忠实,译文须忠实于原文;“达”既通达顺畅,读来流畅,符合译文的语言习惯;“雅”是对语言的更高要求,既译文要雅致,是优美的汉语[19]。基于这一标准,严复的《天演论》书中均用“格致”一词对译“science ,而不是“科学”一词[12]

 

“五四运动”一些学者抛弃“格物致知”使用“科学”一词,充满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科学主义”在“科学”一词上大做文章,肆意把民间风俗说成“封建迷信”,把“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医”说成“伪科学”,使“科学”一词已经约定俗成为主流语境。“科学”一词只有代表着“西方文化”,从西方传入的某个学说或者某个观念。中医为什么是“伪科学”?“伪科学者”解释把中医的核心理论阴阳五行说成“科学” 的是“伪科学”。这就是识别“伪科学”的个标准,也就是说并非什么都可以借用“科学”一词,特别是中国文化。

 

从这里看到“科学”一词陷入一种“皇权”局面,封建社会“万岁”一词只能帝王拥有,如果百姓使用这一词无疑就是在犯罪。面对这种局面,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摆脱和结束“科学”与“伪科学” 这一长达百年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之争,也許只有采取对“科学”一词避讳的方式,选择“格物致知”,不再认同“science”译成“科学”一词。

 

“格物致知”一词与拉丁文的“scientia”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 “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丁肇中先生明确指出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20]

 

在中国“格物致知”一词对译拉丁文的“scientia”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赢得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学人们的认同。2003年《物理学报》创刊7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题词写道“格物唯实,推理求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题词写道“格物致知,勇创一流”。

 

“博学笃志,格物明德”是路甬祥於2003年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题写的校训。他认为研究生院的学科主要侧重于自然科学与高技术领域,这跟其他领域一样,要汲取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自己所掌握,这就是“博学”;在这个基础上,要能够有所创新,让科学技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所以要有“志”,通过我们的学习与创新,来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做出贡献,“笃志”是广泛的概念。“格物”就是指要按科学知识、科学规律办事。“明德”,就是指做人的品德,要心里很清楚,做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利,是否起积极作用,是否会损害自然,因为实际上损害自然也就损害了人类自身。“格物明德”总体的解释就是指获得知识,掌握了规律,那么就要按规律来办事,包括做技术创新也要符合科学的道理,应用技术也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技术本身就是把双刃剑,不加以驾驭的科学应用,就可能破坏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好的后果[21]。这一校训,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八、结束语

 

由宋正海等人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引发人们开始对“科学”一词定义的讨论。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在定义“科学”前,首先搞清“科学”一词的来源。“science”在中文能否译成“科学”一词?

 

丁肇中先生用“格物致知精神”代替“科学精神”,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其《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已编入中学课本,影响着中国走向和谐的未来。他认为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自然,研究人文,或者在个人行动上,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像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废伪科学”和“反伪科学”两大阵营根本分歧在于对近代人类文明产生过程的认知问题。“废伪科学”把近代人类文明产生视为一个文化共建的过程,而“反伪科学”则否认文明共建。

 

目前,“废伪科学”和“反伪科学”辩论,巅峰对决,史无前列,可谓中国历时近百年来“科玄论战”的最终较量。

 

 

[文章注释]

 

[1]西文science是指法语和英文,两者字母拼写相同,在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时代主要使用拉丁文scientia “格物致知”一词对译拉丁文scientia

 

[2]“理学”源于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盛行于宋明时期。其派系繁多,主流派由气学到象数学复到道学再到心学。张载提出虚空即气,以气为宇宙本体,邵雍则以象数演变探寻自然发展规律。二程和朱熹道学在吸收气学、象数学重要成分的同时,将社会伦理原则上升为宇宙本体。陆九渊和王阳明心学强调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理学做为一个探索自然和认识社会的体系是十分庞大的。元代理学家张理通过研究两宋象数易学,建立了独特的易学体系,推衍河图洛书、太极生八卦及六十四卦,以图式符号为形式,重点突出其中的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卦象及其相关的卦气说。宋代象数易学,各有偏重,周敦颐作《太极图》属象学,刘牧河洛之学、邵雍先天之学属于数学,朱熹、蔡元定揉河洛和先天学,也是数学。张理“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纲领,将河洛和先后二天说皆纳入其中”,把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改造成为象学,出现象学和数学融合为一体。同时将象学赋予丰富的义理。他的四象八卦图,是以宇宙衍化为基础而画出的,是一张宇宙衍化图,其四象八卦并不直接含二或三画的卦,而是象征了自然界四大类或八大类事物。除此之外,他还把四象八卦图赋予了社会人生之理。他从四象八卦图中推衍出四象八卦六位之图”、“四象八卦六节之图”、“四象八卦六体之图”、“四象八卦六脉之图”、“四象八卦六经之图”、“四象八卦六律之图”、“四象八卦六典之图”、“四象八卦六师之图”,形成一个解说自然社会人生的普适图式。

 

[3]"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始於明末1610年利玛窦死后,一直迁延到1939年历时三百多年。礼仪之争由教会帮派的争论,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界。祭祖敬孔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传统世俗。当时康熙派遣白晋等就礼仪之争多次与罗马教廷交涉,求一调和,均无效,因此,康熙皇帝于1720年珠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随后,在1773年教皇克莱孟十四世发出“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通谕,宣布解散耶稣会,此通谕1775年传到中国,在华耶稣会逐告解体。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告一段落,进入排斥和敌意时期。1939年罗马天主教废除以往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允许天下的中国天主教徒进行祭祀祖先和孔子的仪式。

 

[4]多罗(J.B.Morales,),罗马教廷特使。1705年来华处理教士间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争端,并传达禁止教徒奉行中国礼仪。

 

[5]阎当(C.Maignot,1652-1730),福建主教。1693年阎当在福建发出命令,要求教区内严禁中国礼仪,摘去各地教堂中仿制的康熙赐给汤若望的“敬天”大匾。同时发动欧洲神学界把中国礼仪定为异端邪教。

 

[6]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1644年出版《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一书,提出“以太漩涡说”以解释天体间相互吸引和运转。

 

[7]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曾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英文总教习;他翻译和编译过多种书籍,内容包括基督教神学、数学、心理学、西方教育制度、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等。在《翰林集》中通过比较张载(1020-1077)的元气论和笛卡尔的以太旋涡。

 

[8]Explication de l'arithmique binaire, qui se sert des seuls caracteres 0 et 1, 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tilit?et sur ce qu'elle donne le sens des anciennes figures Chinois de FOHY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Ann MDCCIII.收稿日期为170355日。

 

[9]由于莱布尼茨称伏羲为“科学的始祖”和临终前宣布二进制源于《易经》,使一些欧洲科学主义者不满。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1922年《通报》中以中国远古时代没有“0”,试图否定二进制源于《易经》。但这种辩解十分离题,因为二进制和《易经》就是用任何两种符号“逢二进一”, 0”只是一种符号。李约瑟在伯希和的基础上想到白晋所示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附会,这两张图是宋朝邵雍所作,试图说明莱布尼茨对伏羲八卦图不了解。但问题是即使伏羲八卦为邵雍所作,不也是“逢二进一”吗?同时李约瑟利用《易经》占卜否定莱布尼茨,认为《易经》占卜者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算术方面的研究或思考。并以占卜者将《易经》定为封建迷信,证明科学与巫术在二进制的区别。当对莱布尼茨为什么要鼓吹八卦时,李约瑟就解释不清了。艾田蒲(R.Etiemble,1909-2002)在《中国之欧洲》更直爽,明确的指定《易经》是一团谬误,将热衷于《易经》研究的学者称为伪学者。同时也把莱布尼茨和白晋等视为一群巫合之徒,在胡思乱想,陷入荒谬之中,不可自拔。伯希和、李约瑟、艾田蒲等均为欧洲著名史学者但在探讨二进制与八卦问题上却脱离历史轨迹。

 

[10]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是与王铃博士合作而成,全书除王铃和鲁桂珍二人协作外还有R.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罗宾、K.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   

 

[11] 斯比塞尔(G.Spizel,1639-1691)是德国奥斯根堡当时著名的神学家。1660年斯比塞尔在荷兰莱顿出版了《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书。 这本书名过去有人叫做《中国文学》或《论中国的宗教》等。斯比塞尔在书中把《易图》称之为二进制,就目前现有的文献记载是首次。在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一书中还没有用“binarium”一词,他只是这样的叙述“ex his per Yn & Yang multiplicatis figuras octo”。 莱布尼茨与其有过较密切的交往。在1669年莱布尼茨的“自然反对无神者的声明”(Confessio naturae contra atheistas)一文就发表在其主编的刊物 (Epistola ad Reiserum de eradicando atheismo)上。从1669年到1672年仅在柏林科学院出版的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书中就收集了莱布尼茨与斯比塞尔的12封通信。从这些通信中可知莱布尼茨在1672年以前就已通过斯比塞尔开始全面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化。他阅读的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不仅局限于《中国文史评析》一书,如在1672227日的信中,莱布尼茨告诉斯比塞尔,他阅读了法国来华传教士聂仲迁(A.Greslon,1614-1695)1671年出版的《鞑靼统治时代之中国历史》(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一书,以及其他耶稣会士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在信中讲述了“熙朝历狱”,汤若望(A.Schall,1592-1666)因删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引起文化之争,惨死狱中,以及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8)继任钦天监。莱布尼茨在信中还特别谈到“中医科学”(Sinensium Scientiam Medicam) 并由此比较了欧洲解剖学、化学、生理学等,以及对中医的认识。可见,莱布尼茨与斯比塞尔也并不局限于对中国哲学的探讨。

 

[12]据朱发建考证,一般认为在1896年出版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之前可能是中国首用“科学”一词的文章。但《天演论》译于18941896年之间,文中均用“格致”一词,并未使用“科学”一词;1897年开译、1902年出版的《原富》一书才有“格致”、“科学”并用。故严复是否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仍为悬案。

 

20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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