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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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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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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从科学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  

2013-04-13 06:15:21|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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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从科学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命运

孟建伟

http://hpslib.phil.pku.edu.cn/viewarticle.php?sid=351&st=320

 

60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走出科学主义的牢笼

──关于科学哲学历史境遇及出路的思考

刘啸霆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40711

http://www.csc.pku.edu.cn/art.php?sid=2012

 

正统科学哲学经波普尔发生了“转位”,由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的哲学转为专以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哲学,到库恩上升为主流。科学哲学在自己80年的演化历程中,形成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语言至上、科学自主性等信条。它们维护了科学哲学,也限制了它的发展。为今之道,一是把人文哲学的某些主张和方法引入科学哲学,在更广泛的人类生活文化场境中对科学进行多维理解;二是回到正统科学哲学的主张,用科学来影响和改造一般的哲学。综合这两种探索,使科学理性向生活传统回归,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体化(STES)的进程中实现双重价值。

你在哲学上的目的是什么?

──给苍蝇点明飞出捕蝇瓶的出路

(维特根斯坦)

 

自本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小组以来,科学哲学走过了成绩斐然而又充满曲折的历程。发展到今天,除了整个探索不再有统一的旗帜外,许多时髦一时的工作已开始老化,并走进日益狭窄的象牙之塔,新的迹象表明,整个科学哲学已到了必须重新整理和全面反思的时刻。

 

1历史之迷

 

1929年,《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学派》的发表,正式宣告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从此,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引起了整个世界思想界的震动。他们明确地宣称:“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概念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科学工作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1]这段话准确地概述了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同时强调经验和逻辑的基本特征。

 

按照图尔明的看法,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主要有两个:一是意义理论,二是统一理论。

 

意义理论就是探讨科学的理论和命题的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人类认识的全部要义就是弄清什么是意义。这一点在他们那里基本上通过证实标准得到了澄清。对此,石里克曾给出一个纲领性标准: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就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或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后期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主要表现为卡尔纳普和艾耶尔等人对可证实原则的弱化工作。

统一理论就是探讨科学的统一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哲学的唯一使命就是为科学寻找统一的表述手段和逻辑构架。最方便的途径是寻找描述事件的语言,其关键是寻找物理语句,因为世界严格说来就是物理事件的集合。统一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区别前科学语汇和纯科学语汇,然后找到可观察事物谓词(关于某一事物的属性的谓词),最后把描述各种过程的词汇还原为最基本的记录语句(原子语句)。这样,统一科学的任务就算完结。以后,只要把系统中的逻辑变项代入,就可得出各门科学。可见,统一问题其实是意义问题的逻辑引伸,它解决的是一个统一系统的意义问题;而意义问题讨论的是个别语句的意义,它是统一问题的基础。

 

为了实现上述主张,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语言逻辑构造方法论──寻求意义和证实意义的还原主义方法论和物理主义方法论,科学评价方法论。

 

本世纪50年代以后,逻辑实证主义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开始衰落下去。

 

外部是原因科学发展的冲击。首先,科学理论本身演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完全依存于经验;其次,科学发现、科学创造本身也包含着逻辑,这使人们深感观察是渗透理论的;再次,科学理论的更迭(革命)表现为非常明显的认识转换,这种转换是不连续的、间断的。这三股强大的冲击波,对逻辑实证论的基础主义主张形成了有力的挑战。

 

理论自身的内部原因有三:其一是理论术语与观察术语的矛盾,按逻辑实证论的主张,真正的语句是观察语句,但科学术语还原为观察语句是极其困难的;其二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矛盾,逻辑实证主义诉诸于直接经验,认为整个科学应建立在直接经验(亲知)的基础之上,而实际上科学更多地依赖于间接经验,单凭直接经验是不可能的;其三,是科学语言与人工语言的矛盾,科学语言不是日常语言,但也并不就是理想的人工语言,中性的理想语言是不存在的。这些来自内部的挑战有力地冲击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它们与外部因素一起,最终促使逻辑实证主义迅速衰落下去。

 

逻辑实证主义衰落后,在科学的哲学内部崛起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分析哲学传统中衍生的是逻辑实用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是在共同的前提内和正统解释相对立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按照正统解释,科学的哲学只研究科学的认识结构问题,不关心科学的发现过程,它所建立的只是揭示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并将其还原为经验的经验科学知识论。与之相反,波普尔把动力学概念引入科学哲学,致力于科学知识的生长,寻找知识进步的标准和模式,即科学发现的逻辑。他用理性主义去反对观察主义,强调理性先于观察,认为理论是理性本身的创造物。当然,理性未必就正确,所以对理性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交由经验证伪。这样,证伪就成了理性的本质特征。由此,波普尔就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意义标准,使正统的科学哲学发生向非正统的转折。波普尔的理论构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出现标志着科学哲学从企图取代形而上学的科学的哲学向纯粹以科学为对象的主流科学哲学的转变。这一作用决不单单是在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中的一种过渡地位。毋宁说波普尔的工作标志着纯粹意义的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但这一理论本身同样是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60年代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派就是秉承波普尔志趣又不满于他的工作而走上思想舞台的。

 

与波普尔不同,奎因是从哲学内部的一般认识论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诘难的。他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结为对经验论两个教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教条及还原论教条的分析。奎因经过分析指出,这两个教条都是站不住脚的。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做法,奎因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和“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建立起富有美国文化特征的逻辑实用主义。

 

较波普尔晚些,但比奎因早些,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发生了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他开启了日常语言学派的活动。尽管人们对日常语言学派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一向不如前两个学派那样重视,但这个学派对哲学本身的影响,可能比其它学派更根本和久远,因而具有它山之石的作用。

 

在正统的科学的哲学一分为“三”以后,历史社会学派便由于托马斯.库恩等人的工作而成为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主流。他们强调科学哲学的研究要以科学史家及社会学家所搜集的关于科学生活的观察资料为基础。阐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70年代,在美国又兴起以夏佩尔等人为代表的把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看作科学哲学主要问题的新历史社会学派。从此,科学哲学由逻辑主义转向了历史主义。

 

问题在于历史主义也不过是以偏纠偏,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它们关于科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吵一直延续至今,并导向具有“女权”特征的规范自然主义。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述这段已经被人絮叨千遍的历史,不过是想再次探寻科学哲学究竟是由于哪些问题和主张的推助,迤逦走到今天。既然人们通常都把从维也纳学派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社会学派看作科学哲学的主流(这里包含着对库恩以来的科学哲学地位的推崇),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从正统解释向当下认可的科学哲学的转变中,波普尔起了“正位”作用,这才是他的工作中最本质的东西。至于后来者的努力,只不过是跟着做而已,虽然方式和结局各有千秋。波普尔的“正位”可以说意义非同寻常,尽管如此,本文在后面的叙述将指明,它对于科学哲学的初衷,却未必是明智的。

 

现在,我们再从问题的角度来反思一下科学哲学的探索。据有关学者统计分析,[2]科学哲学所提出和探讨的根本性问题主要有十个:(1)科学与形而上学问题;(2)科学的本质及其界限问题;(3)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的区分问题;(4)科学发现问题;(5)科学理论的本质及其结构问题;(6)科学说明或科学解释问题;(7)科学检验问题;(8)科学发展或科学成长问题;(9)科学进步问题;(10)科学及其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这些问题按其自然顺序大致与前后不同时间兴起的科学哲学派别关注的焦点相对应,展示了科学哲学发展的“问题”轨迹。由此不难看出,科学哲学的初衷及其在每个时代的兴奋中心,看出它的工作意义及所面临的困难。

 

从这些问题及科学哲学的演变历程,我们察知,作为正统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尽管在“两个教条”的框架内营构自己的理论之厦,但还毕竟是进行着具有哲学意味的探索。而卡尔?波普尔却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导向极致,使科学仅仅成为研究科学知识进步的理论。稍后的托马斯?库恩从另一条道路上发展了科学哲学,但却没有挽回科学哲学的流弊。库恩的工作毋宁说是一种“摧毁”,因为此后的探索愈加缺乏哲学色彩。科学哲学仅仅关注科学进步的模式、科学规范的转换、科学研究纲领的更替、科学研究传统的扬弃等等,放弃了对科学的前提性追索,更无意关心科学的哲学的本意。关于科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重新争吵,又从结果的意义上回到了对科学前提的关注,新兴的规范自然主义主张就是这一争吵的结果,但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迹象。

 

历史的命运竟是:作为一种理论活动,科学哲学无疑是极其成功的;但对其拒斥形而上学的初衷而言,它的努力显然失败了。形而上学在当代不仅没有因为科学哲学的诋毁而消声匿迹,反倒因为它的出现更添了几分喧闹升荣的色彩。是形而上学没有被拒斥掉,还是科学哲学作茧自缚?问题更在于:科学哲学能够安于或可能仅仅作为一种特殊思潮而存在吗?

 

2信条之茧

 

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经由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因素上升为文明演进的主导力量,并获得了代表时代发展的某些全局性特征。一般说来,这是一种积极现象,是一种理性的辉煌。但若因此就企图用科学取代一切,也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事实上,由于本世纪所特有的时代风貌,哲学形而上学在激烈的批评和痛苦的反思中不是毁灭而是获得了新生,由传统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符合主义(correspondence)导向了现代的语言—逻辑走向、主体—体验走向、解释─超越走向,彻底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正因此,它不是为科学哲学所否证而是滋养了科学哲学。关于这一点,科学哲学由于在自身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几个坚定信条的遮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解,虽然它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也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哲学的困惑。

 

这几个基本信条是:经验主义信条、逻辑主义信条、语言至上信条、自主性信条。

 

关于经验主义信条,一般认为它已为卡尔.波普尔所否证,其实不然,它作为一种几百年来形成的认识论传统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人的否决而骤然消失。批判理性主义否证了经验在科学中的先决地位,却并没有否证经验论传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科学哲学队伍正是这一传统下的集合体。由于“经验”,人们看重实证,信奉逻辑,推崇语言。因此,经验主义信条是一切科学哲学的共同纲领。这本是一种特色(也是整个分析哲学的特色),但由于长期的单一发展(拒斥形而上学),遂逐渐变成一种缺点,限制了科学哲学的视野。

 

在逻辑主义由数学而科学、由科学而哲学后,这股潮流曾一度上升为席卷整个思想领域的狂飙,推进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尽管它作为一种信条,其完备性早在30年代就已为数学家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所否证,并且其赖以生存的人工语言也一再受到来自日常语言学派及其它方面的有力冲击,但它依然主导着科学哲学,甚至在认知手段上成为本世纪区分于过去时代的一种标志,以至于不懂现代逻辑,就根本无法彻底了解科学哲学的境遇。姑不论这一现状已经使科学哲学成为个别人的事业,就其基本主张而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波普尔那本著名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恰想表明“发现”其实并无逻辑。逻辑使现代科学日益完备,探索力不断加强,但这一切丝毫不表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更加逻辑化了。逻辑作为主张和传统,是一种冰冷的信条。它在裁剪事实和人类意识时,剪掉了活生生的个性,从而使科学哲学丧失了与整个精神世界对话的前提和勇气。

 

语言是现代科学哲学家们最津津乐道的语词之一。如果将他们对语言的称颂汇集起来,足以成就一部空前绝后的赞美大全。因为语言对科学哲学来说,着实是太重要了。对此,维特根斯坦曾指出:“哲学的目的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学说而是活动。”而“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3]卡尔纳普也说:“哲学应当被关于科学的逻辑所代替,那就是说,应当被对于各门科学的概念和语句的逻辑分析所代替,因为关于科学的逻辑不是别的,而正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4]在这里,语言成了哲学唯一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的意义,一切超出这个范围的问题都是毫无认识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哲学家的活动基本上就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分析活动。语言至上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条。然而,只要我们从多个视野认真反省一下,就不难确信,科学与哲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语言作为一种存在,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现实的交往活动,[5]仍然具有间接性。而哲学混乱的出现,总是有着特定的认识论的与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源,即或存在语言上的原因,也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根本不可能把它看作“是人类活动的本原”。[6]这种将哲学活动仅仅归因于语言分析的做法,实质上否定了哲学的超越意义,也就等于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哲学,难怪维特根斯坦在遭受各方批评之后,发生了哲学转向,将其归之于“语言游戏”。[7]尽管语言游戏有着中外的意义,但作为一种哲学归所却阉割了后者的生活实践基础,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缺失。对此,就连罗素也不无感叹甚至不无轻蔑地说,这种哲学“如果是正确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字典编辑人的一点些微的帮助,最坏就成了茶后饭后闲着没事的一种消遣。”[8]

 

自从30年代法国科学史家科瓦雷(A.Koyre)提出科学内史论主张以来,科学自主发展观点便渐为人知,逐步成为科学家们的一种内在信条。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与飞跃发展,终使科学哲学登上了人类的思想舞台。承认科学发展的自主性,这无疑是人类科学认识的巨大进步,并为排除科学以外的不正当干扰提供了比较可信的理论依据。但科学因此就自我标榜、自封偶像,无疑又犯了另一面的错误,原因是科学并不存在于真空中。由于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学派从30年代开始就从语言方面清除这一点;稍后,奎因则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提出质疑;到60年代,更由于库恩关于科学进步问题的一系列工作而打碎了科学哲学的梦像;及至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彻底摧毁了有关科学的各种“神话”,科学回到了历史。其实,在我们通常认可的科学之外,人类的生活视野极其广阔。单就科学活动的共同体而言,就已从最初的有共同前景与旨趣的科学家集团,演变为具有社会纵深与辐射力的产学研联合体(PER)。也由于这一现象,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人类生活中才进行了历史的理论对话。这正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由于找到了当时的思想症结和一些特殊的出发点,科学哲学在80年的历程中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最终并没有否定掉形而上学,而只是否定了一些纠缠着科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与信条,真正的形而上学依然故我。并且由于这一点,科学哲学又筑就了新的信条,甚至营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之网。试看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等等,哪一个不具有形而上学特性。而且,与科学哲学家们的理想相反,科学哲学除了描述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科学现象之外,对现实中正在进行着的真正科学活动,并无实质的助益。科学家们不会仅仅因为哲学家们的说教,而轻易转变自己的兴奋中心与研究方式;转变了的科学家,也并没有做出更多的甚至是有益的工作。正因此,科学史家们对科学哲学的工作表现出了“空前的冷漠态度”,甚至“干脆是对之不予理睬”。[9]难道这种“两不干、”的局面是科学哲学家们喜欢看到的吗?

 

3、消解之维

 

如今,人们已习惯于接受这一看法,即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10]但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哲学反思?

 

在文明以来的人类意识演化中,哲学通过与一切实证科学的渐次分离逐步沉淀出了自己为各流派所基本认同的品性,即超越性、批判性和反思性。超越性又称间接性,它是哲学与一些实证科学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基本差别,是其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批判性又称内在性,它是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的本性,是哲学和人之思联结一体的逻辑纽带与生存方式。反思性是哲学自为自足,避免僵化和教条的自我调控机制和进化的自动力。由此决定哲学的研究对象就只能是那些根本性、本源性,一句话属人性的问题,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人是哲学的奥秘”。[11]

 

接以上看法,科学哲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或把科学作为哲学的对象来分析,就只能研究科学中那些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那些带有根本性、本源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一种终极关怀,它必然逻辑地导向这样一种结局──对科学进行前提批判。抑或对科学进行人文性批判。[12]这是超越科学的重要标志。由于才能推开正统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紧闭着的门窗,使之能在更广泛的人类生活文化场境中对科学进行多维的理解。实际上,无论是历史社会学派,还是新历史社会学派,都在进行这种转向研究,尽管对他们的成就不敢作过高估计。最近,一些西方哲学家(如麦迪森、野家启一、海兰、玛库斯等)尝试把欧洲大陆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纲领引入科学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13]如按这一主张的方向进行操作,科学哲学的一些信条可望得到某种消解。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理论工程,但是借助后现代文化的推扶,科学哲学还是有可能挣脱现代科学主义的羁绊。

 

问题之二是,信条消解后的科学哲学该如何定位,它还是“科学哲学”吗?

 

为此,必须回到正统解释的主张,因为科学哲学还有着广泛的涵指,就是用科学来重建哲学。

人们往往把维特根斯坦看作科学哲学的思想前驱。其实,维氏无论前期后期,其主旨无不在于用科学来改造哲学。比他更明显的是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所做出的努力。胡塞尔与逻辑实证主义一样,也是从研究逻辑和数学的基础问题入手开始哲学探索的,但却得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结论。他批评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还原为感觉经验,动摇了科学的基础。其本人则强调哲学是“严密科学”、“科学的科学”,为科学提供规范和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不同于经验方法和推理方法的所谓现象学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主观意识领域,从中探求事物的本质和世界的本原。胡塞尔的现象学经过海德格尔与欧洲大陆流行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合流,汇成一股强劲的存在主义思潮。它对人类现代精神的影响,要比科学哲学更加广泛而深远。正因此,以罗蒂为代表的一些年轻分析哲学家才主张将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整个分析哲学同胡塞尔、海德格尔或社威等人的哲学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颇值关注的思想取向,这也正是以波普尔和库恩为代表的主流科学哲学家们所始料不及的。  

 

这样做的难结在于,科学哲学为哲学提供了什么?一句话,提供了现代科学的精神传统。如果简单作一下划类分析,主要不外三点:(1)它强调实证的精神,不迷信任何权威,主张用科学的探索对那种毫无真凭实据的思辨玄想予以严厉批判(拒斥),并寻找它的致错根源(两类命题)。(2)它强调科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运动形式的思想价值,主张用严格的科学的逻辑来取代哲学中单凭主观臆想和特设手段建立起来的偶然联系与空洞说教。(3)它强调对负载哲学的语言进行科学分析,因为“妨碍我们在哲学上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在于我们自己进行思考时固执地迷恋于日常语言”。[14]事实上,很多哲学混乱的产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滥用或误用语言。这一点也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所认同。伽达默尔认为“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课题”,“理解”或“解释意识”总表现为语言,因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世界起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形式”。[15]而解释学所要达成的“视界融合”,其中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实现对本文语言的某种准确无误的理解。理解了语言,也就理解了本文,理解了存在。由于后一点,科学哲学便将其得益于分析哲学的全部传统都用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它的基本精神也通过分析哲学影响了整个西方思潮,内在地推动了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汇流。当然,这条回到哲学形而上学的路径本身仍将是极其曲折和漫长的。不能想象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在这一夜之间就“达成”愿望。

 

事实上,整个现代哲学已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关注和阐释了一些相近的基本问题,为上述努力拓展了深广的思想背景。当新历史社会学派张扬科学合理性的时候,哲学解释学早已对历史表示出崇高的敬意,并别出心裁地引入“合法的先见”范畴;而维特根斯坦则在其“语言游戏说”中用“家族相似”取代了“共同本质”,用“公共规则”取代了“私人语言”,因而“消解”了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论”及长期争论的“他人心灵是否可知”的假哲学困惑。这些“趋同”的迹象表明,那种长期统治着整个世界的貌似“精确”的“科学”的时代──“尤理森”(Ur-izen)时代的终结和近代以来一直张扬至今的“理智梦”的破灭。[16]一个新的超越工业理性的富有诗意与情味的思想时代正在到来。哲学由于其对人类生活的全景关注而正在回到生活中去。[17]当此之时,科学哲学自是不能等闲视之,它那由不断争鸣和毁坏而构筑的探索过程早已成为一个“碑铭(grafiti)整体”,[18]并作为传统支撑着在世纪之交的新的理论探索[19]。而对于科学活动本身向生活传统的回归,“STES”(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兴起恰恰为之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背景和外部的摹板。STES兴起的主因在于:科学和技术在当代已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系统;而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又不断激增,并使社会活动中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大大增加;于是,科学技术全面作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科技进步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又是生态危机的“罪魁”,正因此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增加。这样,科学发展的外在条件、目的、模式就与科学进步的内在逻辑、方法、动力等具有了同等重要的认知价值。它在理论上可使以往关于科学哲学的探索同技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等研究联合起来,探究建构新型的哲学;在实践上又可使科技界与经济界、政界、教育界联合起来,开拓新的科学活动方式,为人类能够在地球上“诗意地居住”提供双重尺度[20],从而成为推进科学哲学发展的新主动轴。这正是处于现代科学主义困境下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转机和应有的视域。

 

其实,科学哲学的历史境遇也是整个西方精神的境遇,随着世纪之交东西文化的全面碰撞与交融,远景的科学哲学必将由于东方的复兴而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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