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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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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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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13日  

2013-04-13 12:02:10|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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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

江晓原

2008-01-07 11:56:20

http://news.163.com/08/0107/11/41JQKTVR000125LI.html

 

信息时报讯,关于科学主义的论争,是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科学主义是不是等同于科学?科幻作品是不是意味着科普?科技发展的将来,人类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吗?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江晓原教授。

 

2008年开始的时候,一些问题再次浮现:人类最初想要的是什么?人类最终会被带到哪里?

 

《新发现》200711月号上,大篇幅登载了科幻作家刘慈欣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之间,就科幻、科学主义、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的一场精彩的思想交锋。论辩的双方中,刘慈欣认为“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江晓原则说“我一直认为,科学不可以剥夺人的自由意志”。

 

这次对话后来在国内外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科学与人文甚至人性,究竟应该是谁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想要怎样的一个未来?有趣的是,很多海外读者表示支持江晓原的观点,而大陆读者则更多地支持刘慈欣,这或者与刘慈欣作为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拥有的粉丝数量有一定关系?

 

科幻作品在反思科学的去向

 

信息时报:您在科幻电影的研究方面可以说造诣颇深,2007年出版的《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一书,系统地讲述了您对科幻电影的看法。那么您觉得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的盛行,对读者们会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吗?

 

江晓原:以前的观念认为科幻是科普的一部分,一种形式,我们的上一代多半是这样想的,像《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作品,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而另一方面,科幻作家是把自己的作品划分在文学作品的范畴内的——国内的当代科幻作家也希望如此,只是文学界通常并不承认。

 

好莱坞出品的幻想电影,初看起来主题多种多样,但如果仔细将它们分类,则基本上可用七大主题来容纳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星际文明——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二、时空旅行——回到过去能不能改变历史?三、机器人——“生命”和“人”的定义、它们和人类的区别,它们会不会统治世界?四、生物工程——对滥用生物技术的忧虑,人类不能狂妄自大;五、专制社会——西方思想中持久的恐惧;六、生存环境——对未来的忧虑;

 

七、超自然能力——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些电影几乎都是在反思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是否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在思考科学技术的未来。你问大众看科幻作品会不会加强科普观念,其实一个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的主流是反科学主义的。

 

这里有必要解释下什么是“科学主义”。国内有些人不明白它的意思,甚至自称“科学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很坏的词汇,是个贬义词。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有两个显著特征:1、他有一个信念,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也许能解决,现在不能解决的,将来科技发展了一定能解决……而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不到世界尽头的那一天是无法获得证明的;2、他认为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好最高的,可以凌驾于一切其他知识体系之上,不容置疑。

 

科学主义对科学本身有害

 

信息时报:这样听起来“科学主义”仿佛是另一种信仰。

 

江晓原:对啊,它怎么能解决一切问题呢?它可以解决恋爱问题吗?现存很多的知识体系,并不一定其他知识体系比科学好,但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知识体系与它的地位是相等的。

 

信息时报:有论者认为,在中国目前还存在封建迷信思想的时候,谈论“反科学主义”是超前的、不合适的。

 

江晓原:这种看法朴素而幼稚。在中国,一直以来科学主义带着意识形态的强势在被灌输,我们完全不缺少受到科学主义之害的这个环节。再说,由于科技不受制约地发展,环境被破坏了,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难道非要先破坏再治理吗?我们明明可以绕过这些弯路。科学主义对科学本身是有害的:盲目地、不加批判地、失去怀疑精神、失去反思地相信科学的一切,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只是把“科学”当作迷信膜拜的对象而已。

 

信息时报:也有人更激烈地提出,反科学主义是一种反智倾向,您怎么看?

 

江晓原: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荒谬的指控。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科学技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发展的一部分——我们用的电灯、电话,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谁会反对这些呢?我所强调的是,它有应有的地位,但不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信息时报: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或者说反科学主义倾向,是一开始就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吗?

 

江晓原:西方科幻作品带有反科学主义的倾向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从历史上看,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特》就有反科学主义的意味,她对科学的描写不是很光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开始,几乎在所有的科幻作品中,未来社会都是暗淡悲惨的。不是资源耗竭,就是惊天浩劫,不是环境毁坏,就是人类被奴役、被异化或者被灭绝,要不就是未来社会的高度专制。

 

在中国提起西方科幻小说,很多人首先会想起的是儒勒?凡尔纳,他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八十天环游地球》等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中国读者唯一能接触到的科幻读物。这是因为以前国内对科幻作品的引进有很强的筛选,文革前认为儒勒?凡尔纳是“唯一合适”的科幻作家,他符合我们宣传教育的需要。但他其实是18世纪后期的作家,他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当时人们只看到科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还没有看到科学作为怪物的一面,但他晚年也开始悲观了。

 

由于宣传教育的需要,也因为我们封闭的视野中只能看见凡尔纳式的作品,在文革前我国的科幻小说是等同于科普的。文革后科幻复兴,在80年代经历过一次打击,90年代后与国际接轨,国外主流的科幻作品被翻译被介绍进来的有很多,20062007两年这种引进工作尤其繁荣。目前国内科幻作家普遍也在反思科学技术疯狂发展的前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国内唯一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作家是刘慈欣,但他的作品其实也是悲观的。

 

科学在裹胁人类前行

 

信息时报:那么,科学将把我们带往何方?

 

江晓原: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答案,不知道科学将把人类带向哪里。

 

很长历史阶段中,我们认为科学将把我们指引向美好的未来,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事实与这种想法构成冲突。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人的需求来指引的,人们需要比马车快一些的运输工具,就去发明蒸汽机车;我们需要让农田丰收,所以发明了化肥;需要解决疾病,所以发明了药品……这些发明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方便、美好。直到20世纪后半叶开始,才有负面的东西开始显现出来。

 

现在我们渐渐发现,科学技术在自身加速发展,而不是我们人类的需要在推动它的发展。科学技术,它几乎有了自由意志,它在开发我们的需求。手机、互联网的发明,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没有它们之前,我们并没有这样的需求。可是它发明出来了,我们就离不开它了。

 

信息时报:可我觉得,手机、互联网这些东西,也是人类自身的需求啊?我们需要更方便地联络,需要共享信息……举个例子:没有手机、互联网这些工具的时候,编辑想要联系一位采访对象,可能要花一两星期去写信、等回信,有时候还要坐火车去外地,花3天的附加时间去筹备一次2小时的会面,这不是对人类生命的极大浪费吗?

 

江晓原:你之前联系作者要花两个星期,现在用手机、用Email可能5分钟就好了,看起来工作效率是提高了,可是你的上司会因为你5分钟做了两个星期的工作,就让你休息两星期吗?他只会要求你再去联系70个作者,你本来只用集中精力处理与一个人的交流,现在多了70倍,你的压力是变大了还是减小了呢?

 

以前《手机》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面对媒体采访我表述了类似的意见:科学技术的疯狂发展开发了我们并非必要的需求,给现代人带来了焦虑与压力。没有网络游戏的时候,谁想着要它呢?可是开发出来了,大家上了瘾也就离不开了。说是办公无纸化很环保,可是电脑普及之后对纸张更浪费了,一个资料动辄打印几十份,其实其中很多是不必要的份数,要是手写的话会这样吗?举个海尔的例子,它开发了一种小型洗衣机,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二台洗衣机,专门用来洗手帕和夏天的小件衣物,主妇们很喜欢。这个例子一般是被作为善于发掘受众新的需求的正面例子来讲述的,可我们不妨问一问:我们真的需要两台洗衣机吗?这是典型的科学技术开发人类需求的一个样本。

 

信息时报:科学技术为什么能拥有或者说获得这种开发人类需求,裹胁着人类步伐越走越快的能力?

 

江晓原: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现在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开发得越多才能越容易地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它和其他利益共同体一样,在需求着有限的社会资源,如果它掌握了特殊的话语权,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就会掩盖其利益共同体的本质,以及它与其他利益共同体的冲突。

 

在现代化被普遍接受之后,这一现象尤其明显。西方哲学家们反思认为,与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触动灵感发现万有引力不同,如今科学早已不再是科学家的个人行为,而是由全体纳税人供养着的,因而这个利益共同体同样有义务接受社会的反思、鉴别与制约。

 

 

《看!科学主义》前言

江晓原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1db4f9c90697b15c0151c4381132ba1d4020bd1843e93732c465321a3e52878564291d27d141cb2141eb1ac6d2f6b1420c0cb95d6198eac925f7ed578292042db1405d46df78c1c72dc79c702b2b21be0bcf23196a9d7d5d85f598b0f127af7aacd05&p=97608e1f86cc40f20ebe9b7f7f&user=baidu

 

编这本文集,最初是在一次在北京的聚会上,华杰、田松提出的创意,当时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书名也在这次聚会中定下来的。并议定由我来编辑。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张天蔚社长闻讯,很快就决定出版这本文集,令人感动。这本文集的书名,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怪怪的,这背后确实有一点故事,我不妨就借此机会说一说。

 

2002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科学文化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京沪两地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出版人和媒体工作者。会后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反响——当然以赞成和欣赏的居多。因为我们经常使用“科学文化”的概念,“科学文化研讨会”以后又每年都举行一次,媒体的朋友遂提出了“科学文化人”之说,常用来指称以本书诸作者为主的一群学者。

 

不料,“科学文化人”对“科学主义”及其消极作用的揭示和批评,引起了一些人士的误解。这些人士还想当然地以为“科学主义”就是“热爱科学”或“崇尚科学”之意,不了解“科学主义”在当代已经成为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贬义词,遂让一腔毫无必要的义愤充塞于他们胸臆之中,甚至将“科学文化人”指责为“反科学文化人”。

 

又不料,由于“科学文化人”中某些浪漫才子生性潇洒豪迈,飞扬跳脱,面对“反科学文化人”的错误指责,不屑自辩其诬,反倒笑而受之,竟索性在某些场合自称为“反科学文化人”,调侃起来(例如,将伊媚尔信箱取名antiscience@……,不过后面的固定签名中又有“说明:本人从来不反科学”字样,等等)。

 

更不料,此笑而受之之举,又被个别不是深度误解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大做文章,甚至上纲上线。幸好如今政治开明,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那种有碍和谐社会建构的事情已经不太容易发生了。

 

从最近几年来围绕“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的争论来看,绝大部分发表意见者都认为“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而且都知道“反科学主义”绝不意味着反对科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以正面建设为主,对有关概念及其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而对这些观念的背景和意义作进一步探讨和阐释,显然是很有好处的。

 

顺着上述因缘和思路,《看!科学主义》这个书名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了。这个书名,有一点好奇,有一点调侃,却又有着更多的严肃和认真。最初是刘兵想出来的,后来大家在若干个候选书名中反复挑选,一致认为这个最佳。

 

本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是心平气和之作——事实上,本书诸作者皆为性格温和开朗之人, “三不政策”——“不骂人,不吵架,不停步”(参见本书“不要轻信自己拥有真理——《敬畏自然》序”一文)——确实是诸位作者的共识。我们喜欢的是摆事实,讲道理;行文的风格则常有讲故事,打比方,偶尔也掉书袋,也不拒绝调侃或自嘲。

 

本书收入了署名刘兵、刘华杰、田松、蒋劲松、辛普里、柯文慧和江晓原的文章,总共75篇。文集的主体被分为六个单元,这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划分(其中有些文章显然可以放在不止一个单元中)。这六个单元的标题是大家议定的,具体哪篇文章放在哪个单元,每人也都给出了建议。但最终各文在各单元的位置,以及每个单元中各篇文章的顺序,则是我“主观武断”的结果。

 

本书诸作者皆为勤于写作之人,故几年下来,每人都在“科学主义”问题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收入本书中的文章则经过了两道筛选——先由作者自选,每人选择自己感到有意思的文章若干篇,集中到我处,再由我从各人提供的文章中选择,我也确实“利用职权”舍去了若干篇文章,这是要向除我以外的诸位作者告罪的。

 

2006922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问题 

作者:大好江山

http://topic.xywy.com/wenzhang/20051001/382134.html

 

自五四以来,思想先锋横扫旧世界的思想观点,整顿亚文化圈的意识形态,以图达到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目的。当此之时,传统文化在胡适理性大棒的轰击与鲁迅尖刻匕首的解构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终于在民族灾难深重,时人急于找到自身之外的责任的大背景下遭到重创。

 

五四先贤主要倡导的是科学与民主,试图通过传播科学与民主观念整合中国社会资源,但是随着批判的深入,救亡的迫切要求,终至于模糊了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界限,民主与民主崇拜的区别。本文就是要简单说说科学与科学主义问题。

 

平心而论,科学进而至于科学主义,并不是五四人的首创,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大致是照搬西方科学主义观点的。从二十年代科学玄学论战的文献中我们可见,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更多地是一种科学主义观念而不是科学本身。

 

所谓科学主义,其实是一种坚决以简明扼要的科学原则用量化的方式解说一切事物的固执态度,这种态度不关心科学研究的主题内容、研究方法与学术态度乃至相应的科学精神,只关心对科学的“信仰”程度。这种对科学“信仰”的维护捍卫一如当年对神权的维护捍卫,既是人们对普遍秩序与简易法则的心理诉求,又是对秩序法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强横苛求。我们暂时不准备在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其成因,只想说明一点,当年表决处死苏格拉底、簇拥着烧死布鲁诺的正是他们的精神祖先。

 

那么这种科学主义在西方是如何形成的呢?十六世纪,西方基督教分裂,为科学的兴起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其间先后出现了哥白尼、牛顿那样的科学巨人。事实上,牛顿物理学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随后兴起的工业革命浪潮将这种权威的科学思想泛化为科学的权威地位,既然科学在一个世纪焕发的生产力比人类此前所有世纪焕发生产力的总和还多,人们有什么理由不信任科学呢?更何况末日审判遥遥无期,灵魂拯救的终极关怀也只好转卖给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滚滚财源。科学更加从一种认识世界的自主精神与有效方法变成一种信仰,具体地说是一种认定既成的科学进展与成就可以解说与评价所有无限的事物与现象的信念。当这种解说与评价僭越为终极尺度对世间万物作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评判的时候,对科学的信仰便走上了意识形态的舞台,丧失了科学之根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彻底蜕变为一种形而上的科学主义观念。

 

在文化史上,对科学的信仰曾经极大地焕发人的主体意识,对西方人摆脱教会束缚,解放个人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的名字便是这种自由觉醒光荣标志。但是科学主义,却在形成伊始便以其教条主义的伪权威立场阻挠着所有事物的真正进步。科学主义的教条谬见大致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牛顿物理学作为世界观的僭越,在牛顿物理学中,整个宇宙的发生与发展是严密地按着某种可知规律发生着的宇宙,每个事件都是他之前的某些历史事件综合的结果,这样一个严密地遵循因果律的宇宙模式其实只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其二是达尔文进化论作为世界观的僭越,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整个宇宙的发生与发展是在稳步进化的一元过程中展开的,每一种运动变化从其发展方向上都是一种进步,这种泛进步的坚强信念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观念。

 

幸运的是牛顿体系的理论僭越已经被量子理论打破,熵增理论也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僭越。牛顿的理论成了科学发展的一个环节而不再具有终极权威的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回到了生物学领域而不再成为自然与人文的普遍法则。不幸的是,科学主义者由于缺乏开放的科学观念与健康的科学态度,依然死守着某种肇端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某些关于科学的伪权威臆想。更为不幸的是,科学主义走向没落的前夕却在中国找到了壮大滋生的土壤。

 

为什么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会在中国找到契合之处呢?这大致说来有四方面原因:首先,中国传统中有机秩序的人文理想与科学主义的一元立场颇能融洽;其次,中国传统中缺乏足以制衡西方富强诱惑且能为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第三,中国尊崇思想意识的人文传统更易于接受蜕变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第四,迫切的救亡需要不耐烦整合过于复杂的科学内容而更倾向于急切应用简易明了的科学主义教条。综上四端,中国具备了科学主义泛滥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那么在孔家店的废墟上重树“科”家店的灵幡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了。

 

近百年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思想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亚文化圈,代表着西方的权威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人思想观念进步与否的庸俗标志。八十多年前中国先贤所呼吁的科学便是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独断论。回顾八十年前的那次科学玄学论战,我们不难发现,当时鼓吹的科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输入,而不是科学成果、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输入,换句话说是抽象的关于科学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科学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这种滥觞可以说是西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文化殖民态势。

 

文化殖民态势日益严重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前不久上海召开一个国际范围的华人无力学术会议,居然要求与会文章必须是英语的,华人的学术会议规定使用英语的限制,正可见文化殖民的强势冲击。遗憾的是,现今中国的科学主义者通常不承认这是文化殖民的态势,他们摇身躲到科学的背后打着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挂在门楣上,自己则躺在科学的旧货箱里梦想着圣彼得的威权与荣耀。我这样说无意强调极端的文化民族意识,更无意指责那些热衷科学主义的人是文化汉奸,我这样说只是想提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性质与现实危害。

 

科学主义从胡适等人的鼓吹至于今日,的确有深入人心的态势,人们经常会说“这样是不科学的”、“讲科学有病去医院”、“某某某是伪科学”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真正认真想过他日常挂在嘴上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大部分这类口头科学和花和尚嘴里的“阿弥陀佛”相差无几,无非是一种苍白的语言惯性。这种科学主义对真正科学普及的危害实在是比愚昧对科学普及的危害要大得不知其几许。

 

令人痛心的是,科学主义者并不完全是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盲从之辈,其中不乏各领域各行业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不同的方面接受着科学知识的教育熏陶,甚至从事科学事业,通过十几年围绕职称、住房、薪水之类个人利益的打拼,便自以为赢得了科学方面的话语权,转而用科学主义的大棒横扫天下,围剿异己,用抽象的科学理念大言吓人,沽名自誉。这些人是科学主义死硬的中坚,活跃的灵魂。他们才是科学的蛀虫,科学精神的死敌。

 

八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凡事冠之以“科学”是很体面的事儿了,“科学”终于在前仆后继的鼓吹下家喻户晓,抚今追昔,胡适们也许可以放心去了。但是把人们嘴里的“三从四德”变成“科学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孔家店对人的束缚变成“科”家店对人的威慑又有什么意义呢?究其实质,无非是使科学主义替代杀人“礼教”成为新的思想霸权而已。

 

当今,不求甚解的浅尝辄止与急功近利的庸俗传播不是正在中国造成新一代的盲目迷信和愚昧专横,养育新一代的火刑柱边的添柴人与喝彩者吗?这倒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我们不能澄清尊重科学与尊奉科学主义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区分科学主义的自大专横与科学的自信坚定,我们就很可能会让后来的先驱者成为我们时代偏见的殉道者。对科学本身的漠不关心与对科学权威的贪婪艳羡的苟合,生育出“我难以了解的就是不科学的”这样的怪胎完全是情理之中的。“我难以了解的就是不科学的”也算是科学主义的一个牢固信念吧?

 

这恐怕也不是五四先贤们始料可及的变故吧? (文章出处:德明中医) 相关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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