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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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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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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素与上海新文化运动  

2013-04-12 08:05:03|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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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素与上海新文化运动

2007-11-20 15:54:06

http://www.sxgov.cn/pl/plwh/504622.shtml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除精研学问外,罗素一生还以社会活动家著称于世。1920年,他曾经来华访问10个月,给刚刚兴起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

 

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从上海开始的。

 

 “我是来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

 

19208月,出于对中国的神往,罗素决定前来中国研究中国问题。19201012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旅行,罗素与他的学生多拉小姐乘坐“波多”号轮船抵达上海。一上岸,他们发现码头上没有欢迎的人群,不禁大吃一惊,罗素甚至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幽默,让他白跑一趟。这当然是虚惊一场,原来他们乘坐的轮船提前到达了,得到罗素已经抵达上海的消息,迎接的人才匆匆赶去。

 

其实,罗素要担心的是英国方面的特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因积极反战,被英国警察局监禁过半年。这一回英国方面也怕他“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就在他在船上彷徨时,英国领事馆的人已经盯上他了,并与英国外交部、国防部函电交涉,差点将他押回英国。

 

罗素日后回忆,初见的上海如同任何一个西方大都市,和他习惯的伦敦并无多少区别。但是距租界不远,便是破败的贫民区,这使他感觉到了上海的畸形。对于白人社会的派对、外滩的高楼大厦,他没有什么兴趣,他关心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因为他是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而来的。

 

当时一位青年学者杨端六在《和罗素先生的谈话》一文中,谈到罗素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和对中国政治改良的看法。他问罗素:“这次访华,你是来研究中国的哲学呢,还是中国的社会状况?”罗素回答说:“研究哲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

 

据当时《申报》、《时事新报》等载,罗素于1014日游览上海华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往沪南闸北,途中所见事事物物一一询问,而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屡令停车,步行观察。”这些举止,与罗素来华访问的初衷是一致的。

 

作为一个形而上的大学者,却能形而下地观察社会,同情贫民百姓,或许是罗素能够在哲学和社会政治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要原因。

 

罗素在上海期间,住在位于今西藏中路汉口路的一品香旅馆,度过了访华的最初五天。一品香旅馆向来以中式西餐闻名,早期一品香旅馆是二层楼的中式楼房,20年代后翻造为大楼建筑,是接待外国人较多的著名旅馆。

 

 “孔子第二”

 

对于外国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热情,尤其是对待像罗素这样的外国名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欢迎他,有人组织了“罗素研究会”,有人甚至创办了《罗素月刊》。梁启超等人则特别组织了一个 “讲学社”,专司接待工作。《申报》、《时事新报》等上海各报纸,对罗素的中国之行广为宣传,在宴会上,中国主人频频奉承罗素,要他做“孔子第二”,为中国人指点迷津,提供安邦治国之大计。罗素只是笑笑,不轻易发表演讲,在他看来,听演讲不如读书。1015日,罗素在一品香旅馆接受了《申报》记者的采访,并于次日下午参观了申报馆。

 

《申报》系当时上海第一大报,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开创了中国报业的新时代,记者对罗素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罗索“盎然有学者风,一手持烟斗,坐安乐椅上,与记者谈话”,“烟斗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静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

 

“谈话时,博士还随时与记者以烟茶,殷勤和蔼,毫无种族之见、阶级之分,则博士之言行,均含大同之精义,固非常人所能及也”。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记者向罗素询问战后欧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尤其是欧洲有没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罗素回答:“于美国资本主义未打破时,社会主义之立足地步,必不能稳固。”“美国将于20世纪执全世界之牛耳。”

 

罗素访问过的申报馆大楼,如今仍默默地挺立在汉口路山东路转角处,从外表看,它并无太大的变化,但大楼的底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餐厅,有几位客人正坐在那里就餐。或许,他们并不知道当年有一颗博大的心灵曾到访过此处,但在餐厅内,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也足以告慰罗素对当时苦难中国的期待了。

 

 “文化问题最为重要”

 

罗素怕应酬,不愿多演讲,一般人他也不想见,但人在中国,身不由己。不过,他极想与孙中山一晤,研讨中国问题,当时正逗留上海的孙中山也非常想与罗素讨论一番。可惜因他匆匆南下广州,还是没有缘分见上一面,两人都感到非常遗憾。

 

1924年,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文中还提到:“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好的眼光,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1013日,设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建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社团联合设宴,在大东旅社为罗素接风。罗素发现,中国人十分殷勤好客,主人们的即席演说也是那么饶有趣味。

 

罗素即席发表了“中国应保存固有之国粹”的演讲,认为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的物质文明。

 

随后,罗素在上海发表了两场正式演讲,一场是1015日在中国公学演讲《社会改造原理》;一场是16日在江苏省教育总会演讲《教育之效用》,均极受欢迎。

 

此次中国之行,罗素在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先后发表演讲十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量逻辑、社会结构学。可见罗素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强调“文化问题最为重要”。

 

在南市的一所私家园林——半淞园,罗素也呆了两个多小时。半淞园“剪去吴淞半江水”,景色清幽,有听潮阁、迎帆楼、鉴影亭等景,多为中国传统样式,但因原来的园主是天主教徒,所以就在那些亭阁之上装饰了十字架,中西合璧,又有许多游乐节目,颇得罗素的欣赏,连连赞赏:“随处有文学思想。”

 

大凡来华访问的外国名流,都会为东方传统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呼吁保存中国的“国粹”,而极少有人去游览外滩之类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因而流连半淞园这样的地方,倒是合情合理的。

 

罗素十分欣赏中国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在演讲中屡次加以赞扬,津津乐道。他说:“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惟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他希望中西文化能够接触、融合,并进而产生一种更高级的新文化。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八十多年前,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罗素的到访以及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自在意料之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西方名家之所以纷纷地来到中国,这是与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密不可分的。

 

由于闭关锁国和社会禁锢,加上列强的侵略和瓜分,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已经远远落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后,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寻求新知识、新思想的热情高涨,因而不断邀请世界科学文化名人来访。

 

同样,一些西方名人也对欧美工业文明深恶痛绝,他们期待能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找到世界未来的出路,因此中国也的确让来访者感到不虚此行。一般来说,他们总认为西方的成绩在科学,中国的优点在人生观。罗素就希望“这两种东西或许可以渐渐结合起来”。这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围城”现象:城里的人受到拘禁,拼命想逃出去,以求得自由;城外的人却感到新鲜,争相挤进来一睹风采。

 

可是,罗素很快发现中国人对他并不满意。他陷入了一个迷乱的漩涡。

 

罗素思想向来左倾,在访华期间,也一直遭受英国情报部门人员的跟踪。他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固然让人受益匪浅,但处于五四运动风头中的激进人物,又如何能够满足呢?他讲哲学,是“数学”的哲学,没有多少人听得懂;讲社会政治思想,也不一边倒,他赞同社会主义,却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总之,他主张不要墨守成规,但也不要全盘西化,更不要全盘俄化,因此“保守派”不满意,激进派更不满意。陈独秀就给罗素写了一封信,说他不讲社会主义,使“进步的中国人”非常失望。

 

一场期待中的风暴没有如期而至,不免令人失望,甚至讥评四起。

 

罗素回国时的心情,与在上海登陆时自是大相径庭。不过,罗素对中国的感情从来没有淡漠过,对中国的期待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他始终惦念着这个东方古国的未来。直到93岁那年,他还在《中国问题》的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摘自《老上海珍档秘闻》邢建榕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7月版28.00

 

源:文汇报

 

 

罗素:从上海开始的中国情缘 

2006062309:18

柳青

http://news.sohu.com/20060623/n243895731.shtml

 

当罗素在19201012日的晨光中看着逐渐清晰的外滩景象时,他大约没有想到自己将会在中国学界引发的震动,以及这震动持续时间之久远。时至今日,在一波一波对于“五四”的反思和讨论中,罗素仍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

 

罗素带着新交的女友勃拉克自法国马赛启程,经过一个半月的海上漂泊,他们所乘的“波多号”在1012日清晨驶进上海港。船比预计抵达时间早了三天,这让上海负责接待的人士和罗素本人都措手不及,直到9点过后最先得到消息的徐文耀才匆忙上船迎接。

 

而当罗素在甲板上打转时,万万不会想到,同船有英国人已经向英国驻华人员密报,指控他沿途“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为此英国驻华的外交官们也很是手忙脚乱了一阵,险些把尚未踏上中国土地的哲学家直接撵回英国。

 

那是一战方停的1920年,从巴黎和约到国际联盟,罗素在目睹了种种强权与不公后,对于自己身处的欧洲陷入重重失望,对“西方文明”业已灰心的他,正醉心于道家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境界。甫一抵沪,当欢迎会上中国学人希望他提供治国安邦大计时,他就在即兴演说中直言:“百年以来支配欧洲之思想,多有违反良知,倾向破坏,奖励贪得掠夺者,余不愿中国移植此种不纯正之欧洲思想。”

 

罗素日后回忆,初见的上海如任何一个西方大都会,和他习惯的伦敦并无分别。纵是如此,他仍尽其可能去感受这城市的另一面——西方表面下的东方,繁华转身后的破落。他在意的即是当日上海所谓之“老城厢”,据《申报》、《时事新报》等载,罗素于1014日游览上海四郊,“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往沪南闸北,途中所见事事物物一一询问,而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屡令停车,步行观察。”

 

同样的,比起外滩一溜的万国建筑,罗素更心仪于东方古典的半淞园,他在这个黄浦江畔的私家园林中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民国年间,有首《竹枝词》这样形容:沪上难寻山水胜,清幽且入半淞园。当年,这60亩水陆参半的园子里错落分布着听潮楼、留月台、鉴影亭、迎帆阁、又一村、水风亭等,曲折环水的长廊上还遍嵌玻璃板所印的《快雪堂书帖》,徜徉园中的罗素对亭台水榭上的对联、匾额以及书画题跋充满兴趣,连连赞叹“华人随处有文学思想”,直至回国后他在《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一文中仍用欣赏的口吻写下:“中国人有着一种镇静安闲的态度,这态度便是受过欧洲教育也还不至于消失罢。”罗素当年驻足的半淞园早在“八?一三”的隆隆炮火中化作了焦土一片,无处可寻,如今只余半淞园路,站在市井喧嚣的街头,仅能遥想昔日“剪取吴淞半江水”的风情。

 

怕应酬的罗素在上海几乎没有社交活动,除了14日和16日下午分别在中国公学和江苏教育会演讲“社会改造原理”和“教育的效用”,他只在15日上午于下榻的一品香旅舍接受《申报》专访,并于次日中午参观了申报馆。

 

《申报》记者笔下的罗素,“盎然有学者风,一手持烟斗,坐安乐椅上,与记者谈话”,“谈话时,博士并随时欤记者以烟茶,殷勤和蔼,毫无种族之见,阶级之分,则博士之言行,均含大同之精义,固非常人所能及也”,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烟斗中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静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

 

罗素造访过的申报馆仍在,五层高的砖石建筑立在汉口路山东路交界的十字路口,一个距离外滩一步之遥的不起眼街角。这里早就成了茶餐厅,欧式的旋梯和浮顶、甚至房间的格局都没有变化,但罗素曾经的到访以及更多惊心动魄的往事,已尽消融在了喧嚣人声中。一个终其一生独立、自省的学者与一张以独立立言的报纸,彼此间曾互相作出的注脚,就这样默默藏于砖石之间。

 

这个城市有他熟悉的湿润气候,有让他心醉的东方园林,有人为他的“中国宜讲教育、开发实业”之言论鼓掌,上海对于罗素而言,就如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又新鲜又亲切。孰料乘兴而来却没有尽兴而归。几个月后在中国北方,罗素发现自己身处或保守或激进、或亲英美或亲俄的各思潮派系的夹击中,终于,失落的罗素病中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到:“患病之前我已讨厌中国北方,这里很干燥。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

 

当罗素自北京启程回国时,心境与在上海登岸时自是大相径庭了,但他终是心仪着东方,对温馨和美的古中国怀了眷恋与亲近之心,这是旅行自始至终、甚至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都未有变化的——直到93岁那年,他还在《中国问题》的再版序言中深情写下:“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沪七团体欢迎会上罗素即席演说》等见第八版)

 

 

罗素:上海和他习惯的伦敦没区别

2007-10-24 17:07 

http://fashion.enorth.com.cn/system/2007/10/24/002204883.shtml

 

初次相遇世界文化巨匠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城市。有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初次与这个城市相遇,迸发出绚丽的火花,形成了这个城市很有趣的一道风景。这不光是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值得诠释的内涵。邢建榕的《老上海档秘闻》(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学术的眼光、生动的文字和鲜为人知的史料相结合,从一个个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其间的故事,耐人寻味。

 

罗素:为上海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1920年,他曾经来华访问,给刚刚兴起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从上海开始的。

 

19201012日,罗素与他的学生多拉小姐乘坐“波多”号轮船抵达上海。一上岸,他们发现码头上没有欢迎的人群,不禁大吃一惊,罗素甚至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幽默,让他白跑一趟。这当然是虚惊一场,原来他们乘坐的轮船提前到达了。

 

罗素日后回忆,初见的上海如任何一个西方大都市,和他习惯的伦敦并无多少区别。但是,距租界不远,便是破败的贫民区,这使他感觉到了上海的畸形。对于白人社会的派对、外滩的高楼大厦,他没有兴趣,他关心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因为他是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而来的。

 

据《申报》、《时事信报》等载,罗素于1014日游览上海华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往沪南闸北,途中所见事事物物一一询问,而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屡令停车,步行观察”。作为一个形而上的大学者,却能形而下地观察社会,同情贫民百姓,或许是他能够在哲学和社会政治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要原因。

 

对于外国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热情,尤其是对待罗素这样的外国名人,那就更不用说了。为了欢迎他,有人组织了“罗素研究会”,有人甚至创办了《罗素月刊》。梁启超等人则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专司接待工作。《申报》、《时事信报》等上海各报纸,对罗素的中国之行广为宣传。在宴会上,中国主人频频奉承罗素,要他做“孔子第二”,为中国人指点迷津,提供安邦治国之大计。罗素只是笑笑,不轻易发表演讲。

 

1015日,罗素在他居住的一品香旅馆接受了《申报》记者的采访,并于次日下午参观了《申报》。《申报》系上海第一大报,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开创了中国报业的新时代。记者对罗素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罗素“盎然有学者风,一手持烟斗,坐安乐椅上,与记者谈话”,“烟斗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静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谈话时,博士还随时与记者以烟茶,殷勤和蔼,毫无种族之见、阶级之分,则博士之言行,均含大同之精义,固非常人所能及也”。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记者向罗素询问战后欧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尤其是欧洲有没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罗素回答说:“于美国资本主义未打破时,社会主义之立足地步,必不能稳固。”“美国将于20世纪执全世界之牛耳。”

 

罗素想见孙中山

 

罗素怕应酬,一般人他不想见,不过,他极想见孙中山,研讨中国问题,当时正逗留上海的孙中山也非常想与罗素讨论一番。可惜因他匆匆南下广州,还是没有见到。两人都感到遗憾。1924年,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文中还提到:“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好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可是,罗素很快发现中国人对他并不满意。罗素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固然精辟,但处于“五四”运动风头中的激进人物,又如何能满足?讲哲学,是“数学”哲学,没有多少人听得懂,讲社会政治思想,也不一边倒,他赞同社会主义,却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因此,“保守派”不满意,激进派更不满意。陈独秀就给罗素写了一封信,说他不讲社会主义,使“进步的中国人”非常失望。

 

一场期待中的风暴没有如期而至,不免令人失望,甚至讥评四起。

 

罗素的“爱妾”

 

陪罗素一同访问中国的是多拉小姐,后来成为罗素的第二任妻子。多拉毕业于剑桥大学,是罗素的学生,非常能干,富有才情,她在中国期间大力协助罗素,自己也接连发表了好几场演讲。当罗素接到梁启超等人热情邀请的时候,他与夫人的婚姻面临触礁,所差的只是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因此,要多拉陪他一起访华,要不然,他也不来。当时他们两人也只是情人关系,热情的多拉只好陪他一同来华,当时罗素48岁,多拉只有28岁。访华期间,两人同居同宿,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上海因此有了一场“罗素婚姻”的讨论。起因,只是一场误会;后果,却相当严重。

 

1014日,不知情的报纸在报道罗素访华消息时,称多拉小姐为“罗素夫人”。第二天,报纸知道误会了,连忙更正,说多拉小姐只是罗素的“女弟子”,对昨天的报道表示歉意,又专门去向罗素道歉。罗素回函,说误会“无足轻重”,也“决不会引为芥蒂”,引起误会的责任在他。这件事,使新闻媒体有了文章可做,不以为然的人干脆称多拉为罗素的“爱妾”,令人发噱。张申府调侃说,报纸的确说错了,但这个错,罗素或许心里窃喜,求之不得,何必道歉?

 

在演讲中,凡提及婚姻问题,罗素总要对英国的婚姻制度大骂一通,称其“腐旧不适用,常劝世之友智识者废弃之”。多拉的态度也差不多,“罗素式婚姻”的提法就是她的发明,意思是以简单的仪式完成婚姻大事。试想,正在为自由恋爱奋斗的一班激进青年男女,听到罗素的鼓动,看到人家虽无名分,却因有爱情,即可以“与夫妇无异”(罗素语),哪能无动于衷?自然更加积极投身于婚姻解放,上海《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都推出了“离婚问题号”、“罗素婚姻研究号”,借着罗素、多拉的婚姻观,小题大做,鼓吹罗素、多拉式的“自由恋爱精神”。

 

罗素的翻译赵元任28岁,美国留学生。当时的赵元任正和杨步伟谈恋爱,受罗素和多拉的言传身教,他们的结婚仪式也极其新潮,只请了同学胡适和一位女朋友在家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两人在一份文件上签个字,一场婚礼就算完成了。后来,赵还得意洋洋地问罗素,他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连罗素也感到吃惊,答道:“足够激进。”

 

在华期间,罗素与多拉小姐的比翼双飞,是比任何言辞都更加直接的教材。思想解放、婚姻自由的观念,或许就通过他们的身影,植入到一心渴望恋爱自由的年轻人的心田里。他们的行动和说法,放在今天来看,并不新潮,于法律上更无依据,可80多年前,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的到访以及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是在意料之中。说他实际上参加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为过。(◎原著/邢建榕◎整理/晓同)

 

稿源: 《申江服务导报》 编辑: 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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