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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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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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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科学主义”与中国哲学重建  

2013-04-12 00:33:47|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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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科学主义”与中国哲学重建

作者:陈嘉明

2010-09-01  

http://www.syue.com/Paper/Philosophy/Technology/254827.html

 

任一社会都是有机的整体,其中的文化诸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当前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必然要求文化方面的相应进步。因此,这一社会发展的目的理念与文化进步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提供者,在中国转折的这一关键时期,责无旁贷地应当承担起自己的重负。中国哲学重建的必然性,正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形成一种呼声。

 

中国哲学重建涉及不少问题,诸如对传统哲学的评价,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重建所应遵循的途径,等等,它们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不过在当前探讨的起始阶段,笔者认为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与概念,诸如其性质与功能,即哲学自身角色的定位问题作一番澄清,是十分必要的。而在为哲学作出本体论上的根本定位时,需要清理一种有碍于这一定位与重建的倾向,即“主义”的倾向。这里所说的“科学主义”,指的是以科学的认知模式与判定标准移用于哲学思维,从而产生排斥、否定哲学特有的思考方式与人文精神,危及哲学的根本生存基础的思想取向。

 

哲学研究什么

 

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类科学的产生,主要发源于人类对生存环境(包括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的需要。此外,人还需要研究自己,即需要有关于人的学问,包括以人体、生理、心理诸方面进行研究。人的学科,解答的是“人是怎样”与“人是什么”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可以看出。后者关涉的是心灵、精神领域。人是这么一种存在,他除了形体之外,还有心灵;形体服从于心灵。形体是可见的世界,如同外部世界一样,关于它的研究属于事实性的;而心灵、精神则是不可见的世界,关于它的学问属于价值性的。

 

作出上述区分之后,不难界定出哲学的对象与性质。对于心灵、精神的研究,构成哲学的一个特有对象。哲学的领域固然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论等,但它对于心灵、精神的关注,无疑是最根本的,这是由心灵、精神对于人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因而这种研究对于哲学来说是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作为人这一理性存在者,他不可能没有希望,或没有理想,或没有信仰,哪怕这种希望很普通,理想很平凡,信仰很一般。另外,由于心灵、精神的不可见性,因而哲学的领域是一个超验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哲学对于心灵的研究是一种“思”,它有别于实证科学对于事实的“知”。任何对于心灵的思考,只要它是不自相矛盾的,就是有“意义”的(这里的“意义”,借用的是实证主义的用语)。“知”的根据是事实性,“思”的根据则在思想自身。哲学这种思的性质,又进一步决定了它的方法与判定标准是不同于经验科学的。

 

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对于心灵、精神的思考,除了哲学以外还有宗教。宗教与哲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在对象(心灵)及性质(超验性)上有相似性;但根本不同点在于,宗教以象征性的表象思维为方式,以神的存在为前提,设定一个来生的彼岸世界,以灵魂救赎为目的;哲学则以反思性的概念思维为方法,以理想人生为前提,设定一个现世的本体世界,以提升道德人格为目的。概言之,宗教是表征性的,哲学是反思性的。前者示人以信仰,后者给人以信念。信念是对于某种人生价值的认同,它们植根于精神本体。由于人不可能没有信念而存在,因而人不可能没有哲学,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信念的不可或缺性,构成了哲学的不可取代性。

 

哲学中科学主义之表现

 

论述了哲学之不同于科学认识的特定对象、性质与方法,可以确认这么一个判断,即不能移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与方法于哲学之上。反之,就是一种“科学主义”。不幸的是,哲学在的发展顽强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其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以科学的判定标准滥施于哲学之上。

 

本世纪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取向的极点,是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的可证实原则”为标志的。它认为判定一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为经验所证实或否证。按照这一标准,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哲学命题划入没有意义的假命题之列。例如他们写道:“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在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①a]他们并且宣称,通过运用现代逻辑对语句意义加以澄清的结果,已经能够彻底清除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一证实原则,对于在科学哲学中促进有关科学划界标准的认识,以及在理论研究中排除一些伪科学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些社会科学学科中推动有关客观性的意识,是有益的。然而,它以经验上的可检验性作为有意义命题的判定标准,来对待原本是超验的哲学命题,从而把它视为无意义的,要用“奥卡姆剃刀”加以剪除,这就铸成大错。他们不懂得哲学之为哲学,恰恰在于它主要关涉的是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即超验的世界。他们片面地把人的意识活动仅仅归结为科学活动,将“理念”、“无限”、“本质”、“自我”等哲学范畴,斥之为无意义的东西。他们不仅没有看到科学也有其价值问题(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但其负面效应亦会遗患于人类,假如滥用科学技术不加以必要约束的话),而且也没有意识到有反省人生,认识自我的必要,把对于生命的本质、心灵的理念、自我的存在这类思考贬之为无意义的命题。欲彻底加以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这方面的思想在我国也产生了影响。有的哲学家循此判定标准,把哲学的“本质”认定为“属于科学范围内‘活动’的一种学问”,[②a]它的任务不过是对科学概念的意义作进一步分析而已,并且也不存在“世界观”的问题,因为“科学的‘世界图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这样,科学与哲学之间就被划上等号,“某个时代科学的发展,就是某个时代哲学的发展,某个时代的大科学家,就是某个时代的大哲学家。”[③a]这些说法的片面性是很显然的。首先,大科学家与大哲学家之间并非是等同关系,哲学家与科学家相分野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次,“世界观”不可被狭隘地理解为单纯有关物质世界的认识,而应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等等,因而它应是本体论的一部分。世界观与人生观不可分。况且,仅就科学的“世界图景”而言,各门具体学科提供的这种各别性的图景,其总体意义如何,也是有待哲学作出解释的。

 

第二,不恰当地限制了哲学的对象域。

 

我们说哲学是一种“思”,其对象是超验的领域,它要解答的是“人是什么”这一命题,这是就哲学的根本对象而言的。“思”所要把握的是一种“理”,它不同于经验科学所要把握的是“物”(自然对象)与“事”(社会对象)。哲学所要把握的“理”,如果具体说下去,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人生的,此为“本体论”,即对于生命本体、精神世界的反思;其次是关于认知活动的,此为理论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即对于有效认识模式、方法的把握;再次是关于道德行为的,此为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行为哲学),即对于道德的根据、规范法则的把握。这三者中,以本体论最为根本,因为它是精神的安身立命之地。假如精神惶惑、形上迷失的人,不但谈不上有正直的道德行为。而且也难以有突出的认识行为。

 

然而,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取向以不同的方式来限定哲学,取消本体论这一哲学之“本”。在这方面,分析哲学将哲学归结为对科学进行语言分析,使哲学沦为一种工具。而在国内则有这么一种看法,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这种观点在近几年的“主体性”讨论中,突出地表现为把主体性界定为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实践,而忽略了主体首先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道德行为的主体。认识论无疑是哲学的一个对象,但哲学并不仅限于认识论,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我们上面已经给出。在这方面,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已开始“纠偏”。“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反对科学的“专断性”,即反对将科学的认识模式作为其它知识陈述系统的判定标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反科学主义。

 

第三,混淆不同的真理形态。

 

把科学主义的判定方式运用于哲学,必然会要求哲学的真观念亦循从经验的形态,这就是说,沿用经验性真理的命题与事实相符,由事实来确证的样式。这样,一谈起真理,受科学主义影响的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事实相一致的符合论。然而实际上真理是依观念的不同而区分为三类形态的。

 

第一类是形式的、必然的真理,属于数字与逻辑。这类观念是推证性的,其特征是可以单纯通过一些规范性的规则,在观念之间进行演绎与运算。由于它们只是一些观念间的逻辑关系,因而是形式性的真理,其结论是必然的。这类观念系统是自足的,无需诉诸于感觉经验。

 

第二类是经验的(内容的)、非必然的真理,属于经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后者是一种“人文经验”)。这里的“必然性”,指的是一切可能世界皆真,其矛盾命题是不可能的,且具有不可修正性。这类观念从总体上说是说明性的(explanatory),其特征是依赖于对时空中的物与事这类感性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因果性构成这类事件的最基本关系。

 

第三类是超验性的、非必然的真理,属于哲学。这类观念是解释性的(interpretive),其特征是超越感性经验世界之上,对心灵、知识与道德作整体性的思考。它与数学、逻辑观念的不同,在于它不能仅仅依靠同一律、不矛盾律的逻辑关系进行推证性思考;它与经验性观念的不同,在于它摒弃了事实性因素,排除了感性的色彩。因此哲学的观念只是“思”,而不是“知”。认识探问的是“是什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为什么”。“是什么”追问的是物与事,“为什么”追问的则是一个“理”。物与事是有形的,理则是无形的、不可见的。由此有形下界与形上界之分,从而真理的形态也有不同。

 

哲学观念的真理形态是由形上学思考的性质决定的。形上学思考是一种先验的思考,其解释性在于,它对于理想的人生状态、道德人格加以解释,设定为一种“终极关怀”,一种价值目标。道德理想必定是要高于现实人生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因此这种理想是一种先验设定的目标,而不是出于经验归纳的。

 

因此,这里表现为这么一种关系。存在者与社会应当符合于他们的理想目标,而不是理想目标应当符合于他们。从而理想目标这一形上的观念,就无法运用经验知识的“客观性”标准来衡量它。这告诉我们必须采用另一种判定标准来确认形上的真观念。我认为,这一标准应当是“合理性”概念。一观念是合理的,必须满足这么两个条件。首先,就该观念本身而言,它必须在逻辑上是无矛盾的,在内容上是有效的解释;其次,就其可能的效果而言,它必须是有益于文明发展的。

 

形上观念的真,是一种内在的真。一形上观念经过解释与论证并被认为是合理的,我们就把它看成是真的。内在真观念的根据在于解释的合理性,而不在于这种解释是否与对象相一致,因为被解释的对象恰恰是需要在将来依据该观念来产生的。“止于至善”的终极关怀目标,其中的“至善”内涵是被设定的。哲学家并不是从现实中已经有过的行为来抽引出至善概念;相反,“至善”是一种理想中的“应然”状态,它产生于理性的超验设定。形上真观念的这种超验设定性,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前提。

 

追寻真理是的目标。区分出形上真理与经验真理的不同类型,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了解形上学反思的性质,为从哲学中排除主义提供重要的根据。

 

哲学的重建

 

本文之所以呼吁反对哲学中的唯科学主义取向,为的是返本归真,回到哲学之本。所谓哲学之“本”,我指的是哲学对于“人是什么”命题的阐发,对于存在的本体论的探讨,对于生命的关切以及对于精神价值、道德人格境界提升等。而这方面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阐扬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

 

哲学返本归真的迫切性,是由文明的进程决定的,特别是对于现时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尤其如此。这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由计划转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社会充满开拓、活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竞争的无情性,使个人主义高度膨胀,社会变得冰冷无情;科技作为文明发展的手段僭越为目的,价值理性发生危机。西方社会的这些弊病,在商品经济浪潮涌流的当今中国有些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在市场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道德问题更为突显。中国化过程要理性化,有赖于宏扬理性精神,使之与感性物欲之间形成张力,为精神文明奠定理性基础,这就需要重建一种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哲学本体论。

 

其次,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个社会学概念,确立的是物质性的标准。但从哲学上看,现代化则表现为理性化的过程。这种理性化首先是价值目标的理性化,其次是由此制约的行为的理性化,以及相应而来的社会理性化,即包括与经济的组织及运作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精神,即在意识中确立理性本位,因为不论目标设定或行为、社会的理性化,都是理性投射的结果。理性不同于感性,后者是天生的倾向,有其内在生理动力;理性则是自觉培植的结果。缺乏这种培植,理性可能被淹没,而它也确实淹没过,诸如在各种形态的法西斯主义者那里。

 

再次,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是个宗教社会,而中国则不是。宗教构成西方文化心理与精神依托的一个基本部分,中国则大体上由哲学担负起这方面的功能。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过去由哲学所陶铸,今后必也主要由哲学来塑就。

 

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陷入的精神惶惑、形上迷失的理性危机,曾促使一些不同哲学流派的哲学家们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危机作出深刻反省,并发出警告与呼吁。他们或及时地反击实证主义,指出它抹去了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并针锋相对地把哲学的根本任务确认为揭示“本体论上本原的东西”[①b],呼唤理性主义的复归与重建,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或要求哲学打破19世纪的科学的精神垄断,摆脱将重点转移到所谓认识论范围的偏差,重新恢复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践哲学”的传统,建立“与人的、社会的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大法有关”[②b]的解释学,如伽达默尔;或抛弃认识的至上性,排除意识与对象相对峙的二元论,以自决性作为意识存在的本质特征,重建揭示价值的起源和本性的本体论,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总之 ,西方哲学家寄希望于哲学的,是它的本体论,是关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定位,藉以在科学的时代重归哲学之本。这一潮流发展的结果,是使西方哲学走向一种“后现代主义”。它的基调是将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归之为“现代主义”的范畴,认为其主要特征是以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作为判定其它类型知识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理性主义”,造成一种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二元认识论模式,以及客观主义的真理判定标准。后现代主义因而由反科学的专断延伸到反对现代的“理性”、“主体性”、“人文主义”等基本观念,其根源在于前述的西方社会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引起的哲学批判的需要。

 

有如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有形的自然界所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负面效应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一样,它们在无形的精神界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同样应引起我们的警觉。现代化不应当使人成为物质文明的奴隶,人应当始终是目的,是价值的主体,而不应当成为手段。这样一种意识应当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成为公众的行为习惯。在这方面,只有哲学的本体论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意识与行为的最终根据。

 

中华文化是一种悠久的文化,有其特殊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基调主要是由高扬生命价值与道德理性的儒家所陶铸的。然而由于儒家创始人的经验思维的特性,因而未能超越于现有世界之上,设定一种先验的理念体系作为现实社会的理想参照系,而是以经验性的“取象”类比的方式,在已有社会模式中寻求理想目标,从而导致一种“向后看”的思想方法,以周礼作为社会的范型,造就了以后的儒家缺乏批判意识、一应认同于已有社会体制的保守性格。此外,单纯着眼于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内圣”)及人伦关系方面建立“礼治”的基础,从而构建有序的社会,而不是同时着眼于法治以及对外部社会的批判与变革,也就是说,只着眼于道德方面的“自律”,而未能并重于法治的“他律”,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根本失误。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衰败,人们有探求其原因时,自然把批判的锋芒也指向作为以往文化与社会的思想基础的儒家学说。这种批判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社会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实现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当今及至往后,仍有继续批判儒家思想中落后因素的必要。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转型的逐步成功以及现代化过程的推进,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将成为必然。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发展从侧重于吸纳西方文化,逐渐转向融合西方文化,进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这一过程必将要求中国哲学提供民族文化的理念基础,成为民族文化的“领头羊”。而重建中国哲学的使命,必定要求我们摆脱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的影响,回归哲学之本,并且宏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要重建中国哲学。宏扬其人文精神,首先要面对的,一是这一人文精神如何定位,二是如何宏扬的问题。就前者而言,一般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与价值取向,包括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生命进取精神,道德的自我修行与道德人格的培育,天人与社会秩序的和谐观等等。就后者而言,笔者认为,“宏扬”意味着按照这种人文的精神取向来推进哲学的探讨,或者说以此来规引哲学思考的方向。

 

因此,宏扬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重要的是由之确认一种思考的大思路,一种精神探索的取向。认定哲学在现时代的使命,怀抱对生命与存在的关切,对社会理想与价值系统的关切。这里应当提及的是,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掘,以及将其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乃至力图融合西方哲学,实现中国哲学之重建的目标这方面的努力中,现代新儒家奉献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为中国哲学的重建提供了。

 

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出反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反对的是将科学的认知标准运用于哲学,从而导致的要求取消形上学、本体论的错误倾向,以使哲学返本归真,达到重建中国哲学的目标。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反对科学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否定在我们的哲学重建中,应当吸收西方的逻辑分析技术以加强哲学论证的科学性。对此不应当产生误解。

 

 

恩格斯理论遗产的当今意义

从经典自然辩证法到现代科技哲学———恩格斯理论遗产的当今意义

2008-04-27 00:39:00

作者:吴晓江

http://www.reviewing.cn/show.php?contentid=10824

 

编者按:

本文首先反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曲解和贬低。本文指出,恩格斯注重从实践关系中来谈论人认识自然、理解自然的过程,强调人支配和统治自然所发生的种种异化后果, 警告人类可能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指出以追求利润为惟一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注意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造成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这种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和协调的深层原因,依然是我们今天构建生态自然观所必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此外,本文还主要介绍去岁和今年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去岁是恩格斯逝世 110  周年 , 也是恩格斯的重要手稿《自然辩证法》以德文和俄文对照形式首次出版 80  周年。今年是包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开始写作 130 周年 , 恩格斯重要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 130  周年和首次发表 110  周年 , 恩格斯写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要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作和首次发表 120  周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28  年内 , 自然辩证法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发展成一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 , 其疆土已从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扩展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文化、科技价值论、科技伦理学、科技与社会等广阔领域。在自然辩证法学科版图愈来愈大 , 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愈来愈当代化的过程中 , 我们离该学科的源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原著愈来愈远 , 仿佛那源头风光已淡出于层峦叠嶂的现代科技哲学新兴学说的繁复景象之外。许多教科书简略带过或不提恩格斯原著内容了 , 甚至有的学者以轻蔑的态度视恩格斯理论为“过时”的学说。难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至今已成为事过境迁的历史遗存 , 与现代科技哲学的发展失去了活生生的脉络关系了吗 ?  否。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握恩格斯逝世后百余年来世界科技和哲学发展脉络 , 以时代精神重新解读恩格斯的理论遗产 , 可以发现经典自然辩证法依然是波澜壮阔的现代科技哲学潮流奔腾不息的活水源头。

 

1 融入人类历史活动及其价值判断的辩证自然观

 

长期以来 , 国内自然辩证法界通常将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 主要理解为对于自然界不同层次物质运动的整体联系、演变、转化和发展图景的总概括。从国外看“ ,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 , 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 , 则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不同的 : 恩格斯把“自然的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世界”看作两个割裂的领域〔 1 ,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人的实践的要素” , 1 〕“他决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 , 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 1 〕。他们依据马克思关于“只要有人存在 ,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 2 〕“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 , 对人说来也是无”〔 3 〕等论述 , 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 ,  不依赖于社会运动的自然辩证法本来就不能予以考虑” , 4 〕而“在恩格斯那里 , 自然和人不是被首要意义的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的”〔 1 〕。他们指责恩格斯“超出了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的解释范围 , 就倒退成独断的形而上学”〔 1 〕。至今我们在国内哲学讲坛上还可听到这种声音。

 

其实 , 恩格斯 53  岁开始写《自然辩证法》 , 正是他一生思想最成熟时期。他并没有把人类出现后的自然看成是与人类历史活动无关的“纯粹自然” , 恰恰强调了自然界的变迁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互动的辩证关系 , 强调了今天的自然界已经渗透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他说 :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 ?? 是片面的 , 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 , 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 , 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 , 改变自然界 ,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5 〕他指出 : “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 , 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 , 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 , 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 5 〕。日耳曼民族移入以后的德意志“自然界”“ ,  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 , 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5 〕。他提出了“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的论断〔 5 〕。

 

恩格斯深刻发挥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的思想 , 强调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存关系和尊重态度。他在《从猿到人》中 , 从文化学、宗教学视野剖析了人们在支配和统治自然过程中 , 人与自然发生对立、对抗而导致自然界报复的基督教文化根源 : “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 ,  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5 〕恩格斯警示 :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 : 我们统治自然界 , 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 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  ———相反地 ,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 存在于自然界的。”〔 5

 

 20  世纪下半期 , 面临全球性环境问题 , 一些西方学者 ( 包括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 , 从文化哲学层面作了与恩格斯非常相似的深刻反思 : 目前地球环境的日益破坏 , 表面看是源于西方的科技力量的增长造成的 , 但从更深的文化根源上看 , 是深藏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对自然的态度在当代西方文化延续的结果。古代世界诸宗教的普遍特征是认为自然万物是有神灵和“精神”在内的 , 人们为了确保自己不受伤害 , 必须尊敬这些具有精神和灵魂的自然万物。但在圣经《创世纪》中 , 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 , 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 , 人是次于上帝的宇宙主人 ; 在所有地上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 , 人所保持的“精神”与自然相分离 , 并从外部统治它。〔 6 〕“通过消灭异教徒的泛灵论 , 基督徒便可以以一种不关心自然对象的心情去开发自然。”〔 6

 

这样 , 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开地行使对自然的统治权的思想 , 就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现代技术科学形成的岁月中 , 基督教依然强有力地统治着欧洲人的思想”“ ,  被设想为胜利地控制了自然的科学似乎只是在自然地完成圣经关于人应当是地球的主人的允诺。”〔 6 〕这些文化反思 , 不正是百年前恩格斯自然观的历史回响吗 ?

 

由于恩格斯并非以朴素实在论方式看待“纯粹自然” , 而是注重从人类历史活动对自然的干预影响来谈论认识自然、理解自然规律 , 因而在他的自然观中 , 人支配和统治自然所发生的种种异化后果 , 人类如何提高对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后果的预见能力问题 , 成为关注的焦点。《从猿到人》中 , 他多次在分析人类改造自然的“预期结果”被出乎预料的影响取消掉 , 遭到自然界报复的事例时 , 提出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含义之一 , 就是“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5 〕。这里 , 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实质上渗入了人改造和支配自然的预测评价或价值判断 , 融入了人的价值观。同时 , 他从人的社会关系 , 从社会范畴 , 来考察人支配自然、索取自然的后果预测与评价问题 , 指出以追求利润为惟一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只注意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 造成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因而要调节现有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 , 就必须对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5 〕。

 

尽管我国自然辩证法界以前曾就“劳动在人类起源中是否起惟一的决定性的作用”、“是劳动创造了人 , 还是选择了人”的问题 , 对恩格斯《从猿到人》的一些内容提出质疑和开展争鸣 , 但是《从猿到人》最后部分关于人干预和改造自然的预测评价的精辟论述 , 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当前 , 技术发明和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估和预测 , 科技开发的生态安全的责任伦理研究 , 日益成为现代科技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 , 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和协调的深层原因 , 依然是我们今天构建生态自然观所必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晚年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 大大深化了青年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化自然”的思想 , 展示了人类所处的自然界含有社会历史的规定性 , 渗透了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当代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人化”程度及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 已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时代。近年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界自然观研究的重心转向“人工自然”、“生态伦理”问题的研究 , 这正是恩格斯包含人类活动影响的辩证自然观在当代的延续和光大。

 

2 凸显主体能动性和反对狭隘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认识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 不仅在于他以惊人的毅力、博学的才华、哲人的睿智 , 19  世纪自然科学积累的丰富的实证知识材料进行有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概括 , 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 而且在于他致力创立这一自然观 , 实现“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思维”的过程中 , 尖锐地批判了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 发掘和颂扬了德国辩证哲学中深邃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 , 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他的这些理论遗产 , 在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 , 依然显示出其久远的价值和现实的生命力。其突出地表现于以下三方面问题。

 

( 1)  如何看待经验与理论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内学者 , 常抓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中的一句话 , 断定恩格斯的自然观背离了马克思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反映论 , 是主张人站在自然之外 , 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认识自然的朴素实在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 , 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 5 〕其实 , 从这句话的上下文关系来看 , 恩格斯这里主要强调 19 世纪唯物主义自然观具备坚实的实证科学基础 , 克服了“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5 〕况且这句话是恩格斯正式发表《费尔巴哈论》时被删略的部分。从《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序言、概论的总体思想上看 , 恩格斯主要强调理论思维对于整理和概括当时积累的庞大数量的自然科学经验材料的指导作用 , 强调理论、假说对于经验、观察的能动作用 , 尖锐地批判了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英国式狭隘经验主义认识论。

 

培根的代表作《新工具》的中心话题之一 , 是要清除“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围困着人们的心灵”的四类“假象”。他认为 , 人认识自然不能“掺入”自己的理解成分 , 不能“心怀成见”。〔 7 〕洛克在反对笛卡儿“天赋观念”时提出经验主义的“白板说” , 即人的心灵在自然面应当象一块“白板” , 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

 

恩格斯反对这种肤浅的经验论 , 强调认识主体的理论素养和知识背景对于经验发现的决定意义。他赞同黑格尔的见解 : “是什么样的头脑从事研究现实 , 这对于经验具有巨大的意义。伟大的头脑作出伟大的经验 , 在五光十色的现象中看出有意义的东西。”〔 5 〕他指出 : 当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材料需要进行有系统的整理和概括时“ ,  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 , 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 , 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 , 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 ,  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5 〕显然 , 恩格斯这些见解与培根将古代和现在“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视为“剧场假象” , 都要“弃尽屏绝”的态度 , 与洛克以肤浅的“白板说”反对“天赋观念”的态度 , 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恩格斯这些思想 , 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哲学主导思潮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20  世纪主要在擅长深邃理论思维的德语国家或德语文化圈发展起来的以量子力学、相对论、基因论 ( 源于奥地利孟德尔反培根经验归纳法的遗传学实验 , 分子遗传学理论框架源于德奥科学家 )  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革命性探索活动 , 都远远超越了古典科学观察水平 , 科学探索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背景、概念框架、兴趣、想象力、“心灵的预期”、“先见” , 对于科学的观察发现的经验活动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由此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观察语言来源于感觉 , 是独立的、中性的、不受理论语言影响的神话。

 

德语国家出身的波普尔主要是在概括爱因斯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 , 尖锐地批判了培根式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认识论 , 提出了猜想或“试探性理论”引导观察和发现的科学认识论。

 

库恩提出了以基本信念和理论框架为核心的“范式”对于科学经验性发现具有纲领性指导功能 , 揭示了科学家的社会环境、经历、教育、文化、心理因素对感觉、观察、经验的影响。

 

20  世纪后半期在美国崛起的科学哲学新兴人物提出的学说 , 诸如 N1  麦克斯威尔的“形而上学蓝图” ( 即“有目的的经验论” )  、格汀的“概念框架”、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霍尔顿的“基本主题”论 , 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 强调了本体论或宇宙观的基本信念、概念、假设和理论对于科学经验性发现的先导作用。〔 9

 

每每研读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些学说 , 我们能不感受到恩格斯反对狭隘经验论、强调理论思维的能动作用的思想脉搏仍然跳动于其中吗 ?

 

( 2)  如何看待归纳和演绎的关系 

 

确信科学始于观察的经验主义者 , 也是坚信科学理论只有通过归纳观察事实才能形成的归纳主义者。恩格斯在批判“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 , “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学派时 , 用较多篇幅尖锐批判了以培根、惠威尔、牛顿等人推崇归纳法的“英国经验主义”思维方式 , 以当时新发现的生物进化论等大量科学事实驳斥了“归纳万能论”〔 5 〕。他以热力学原理发现的例子说明了“归纳法如何没有权利要求成为科学发现的惟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5 〕。恩格斯嘲笑将归纳法视为惟一可靠的科学方法 ,  声称“我不作假说”的牛顿是“归纳法的驴子”〔 5 〕〔 10 〕。他赞同黑格尔关于“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的看法〔 5 , 也赞同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责难 , 认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 , 是决不能证明必然性的。”〔 5 〕另方面 , 他也反对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不可知论 , 认为人类的活动 ( 如工业技术 )  可以给自然界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 , “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 , 从而“对因果性作出验证”〔 5 〕。

 

恩格斯根据科学发展的时代特点 , 强调演绎法对于整理和概括经验材料作出科学理论发现 ( 诸如表明生物进化的物种分类 )  的重要意义〔 5 , 同时将富有能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假说方法 , 看作科学思维发展的基本形式和科学发现的有力工具 , 认为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界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过程中 , 不得不“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 , 这是科学发现的必要步骤〔 8 〕。 恩格斯剖析归纳法的局限性 , 强调演绎和假说方法重要性的思想 , 预示了 20  世纪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转折性发展的新趋势。

 

首先 , 逻辑实证主义将归纳法视为科学与伪科学分界标准的科学观 , 愈来愈遭遇严峻的挑战 , 否证主义科学观正是在力图破除多数科学家“对归纳的错误信仰” , 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分界标准和归纳主义的科学积累发展观的基础上 , 将含有演绎推理的“否证检验法”作为科学与伪科学分界的方法。历史主义学派也主张反归纳积累的科学进步观。

 

其次 ,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呈现的显著特点 , 诚如爱因斯坦所概括的 : “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 , 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 12 〕爱因斯坦关于物理学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 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的思想 , 12 〕他提出的具有思想跳跃和直觉领悟的“探索性演绎法”即假说演绎法 ,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汉森表述的以假说方法和演绎推理为主要特征的“溯因法” , 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的包含问题、假设、演绎推理和检验等环节的科学探索五步法 , 波普尔提出的以猜想和演绎推理为主要环节的排错式科学探索四步模式 , 都超越了科学幼年时代培根主张困缚想象翅膀翱翔的经验逐级归纳的方法 , 印证了恩格斯对科学成年时代方法论转折的预见。

 

(3)  如何看待实证科学与“形而上学”关系 

 

恩格斯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诞生和旧的自然哲学终结时说过 : “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 , 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 , 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 , 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 , 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 , 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8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 ,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排斥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对科学的积极意义 , 将哲学的含义狭隘化 , 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

 

事实上 ,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 , 主要是指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这些学说虽然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 , 但主要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 , 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看做“绝对精神”外化和逐步实现。〔 13

 

恩格斯对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关系的看法是富有辩证意味的。他一方面认为 , 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 , 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 , 并且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5 〕另方面 , 他用大量篇幅强调了辩证哲学 , 特别是两种历史形态的辩证哲学———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有关理解自然、宇宙的天才猜测 , 对于实证科学发展的启示作用。

 

他严厉反对“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 5 ( 培根认为 , “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 ,  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 ) 7 〕恩格斯肯定了古希腊人“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包含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胚胎、萌芽”“ ,  预示着后来研究成果的巨大成就” , 肯定了希腊人关于“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 5 〕信念 , 肯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表明自然界的理性或宇宙的规则性 , 体现于“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思想的积极意义。〔 5 〕他还列举了古希腊原子论和笛卡儿关于宇宙运动量守恒的思想 , 对于现代原子论和能量守恒原理的先导关系。在论述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 , 恩格斯着重批判了警告“物理学 , 当心形而上学呵”的牛顿等人的狭隘经验主义〔 5 , 认为自然科学只有“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 , 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 , 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8 〕可见 , 认为恩格斯排斥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对实证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 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的看法 , 是一种曲解。 恩格斯这些思想在现代科学哲学发展行程中愈加显示出时代的生命力。

 

逻辑实证主义力图在科学领域清除思辨哲学即“形而上学”的观点 , 遭到了爱因斯坦、薛定谔等大科学家作出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成果的猛烈冲击。

 

在爱因斯坦看来 , 莱布尼兹关于宇宙是按照“先定的和谐”设计的信念、斯宾诺莎泛神论意义上的“对神的理智的爱” , 都可成为他科学探索的强烈动机 , 成为科学家渴望洞见自然界显示出崇高庄严和令人敬畏的和谐秩序的无穷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薛定谔认为对于实在及其本质的哲学思辨 , 或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的“形而上学” , 是科学大军在探索知识道路上挺进的先锋队 , 是建造知识大厦不可或缺的脚手架。他认为“ ,  形而上学”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转变为“物理学”即自然科学 ; 如果完全把“形而上学”从研究领域排除出去 , 就会使科学失去灵魂 ,  变成毫无发展前途的枯骨〔 14 〕。

 

波普尔的学说深入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渴望摧毁“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肤浅看法 , 认为大多数科学理论都起源于神话 , 其中包括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直觉和猜想 , 如地动说受到过新柏拉图主义崇拜太阳的鼓舞 , 开普勒的“宇宙和谐的体系”包含了“毕达哥拉斯式的美梦”〔 11 〕。

 

在库恩学说中 , 作为“范式”核心部分 , 首先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

 

20  世纪后半期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 ,  形而上学”对科学发现的积极意义得到了更多肯定。诸如 , 麦克斯威尔的“形而上学蓝图”论表明 , 科学探索活动是在先定的“总蓝图”即对世界最根本的看法的指引下进行的。“形而上学总蓝图”的基本点 , 就是假定“宇宙是智慧的” , 即深信宇宙万物有非常精巧的结构和规律 , 这些结构和规律具有简单性、统一性、协调性、对称性、完美性〔 15 〕。

 

3   社会文化开阔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

 

今天 , 当时间之舟将我们带入 21  世纪时 , 承载着我们对伟人景仰情感的心灵之舟依然要返本溯源 , 回到恩格斯原著中重新领略自然辩证法的源头风光 , 领略他以社会文化的开阔视野、高屋建瓴的境界、气势磅礴的手笔、壮美流畅的文字所描绘的作为两千五百年来哲学、科学和文化发展成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诞生的历史长卷 , 以大跨度的时空感描绘的自然界演化流变、辩证发展的总画面。恩格斯———被列宁誉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 , 在他的自然辩证法著作中 , 以广博的自然史、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文化史、宗教史、经济史、社会史知识 , 论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环球探险、地理大发现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 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文化变革的推动作用。他赞颂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不受狭隘分工限制、“在思想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 ,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5 〕的精神 , 他以社会文化的开阔视野考察科学技术问题的治学精神和方法 , 依然是今天我们从事科技哲学事业 , 构建融合社会文化因素的现代科技观所必须继承的可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 , 科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 , 包括科技与道德、价值、宗教关系的研究 , 已逐步成为我国科技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 ,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社会文化视野中的科技哲学研究 , 也必然会推动科学技术本质与含义、科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从传统的狭隘领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登高壮观天地间 , 大江茫茫去不还。”我们坚信 , 21  世纪的时代精神 , 把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遗产的活的灵魂 , 以历史伟人的胸襟、气派和视野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 , 中国现代科技哲学必将象百川汇流、滔滔东去的大江 , 奔向更为壮阔的人类智慧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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