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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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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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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当代哲学视野中的整体论  

2013-03-09 08:52:58|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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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当代哲学视野中的整体论

段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316bbe0100mii3.html

 

整体论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箴言,同时它也被视为东方自然观和思维方式的基本特质之一,但整体论(holism)一词直到1926年才由斯马茨(J.C.Smuts)在《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提出。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整体论一词有多种涵义。常识化论述中提及的整体论主要涉及两类,其一是作为自然哲学观的有机整体论或系统整体论,其二是将这种自然观拓展到人类社会,将社会及其建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或整体性的系统。前者多以对还原论的批评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以支持科学的生态化、东方科学复兴、整体论科学等观点;后者则主张将社会作为一种系统工程(如创新体系等)加以构建。在这些论述的背后,往往暗含黑格尔赋予辩证法的“真理即整体”的思想,其中不乏“整体”与“总体”、“整体论”与“总体论”的纠结和混淆。本文拟不直接评判整体论的常识化论述,亦无意对整体是否为事物本质或有无通向总体性的绝对真理之路加以赘述,而旨在对当代哲学中所涉及的整体论诸形态做一些粗浅的梳理,通过对其哲学内涵的分析反思整体论研究的基本维度。

 

一、形而上学整体论

为了厘清整体论的各种形态,有必要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斯马茨提出整体论思想。斯马茨的整体论是基于创造进化论的整体论,即主张宇宙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整体创造的趋势和原则,整体论(主义)是宇宙进化的真正的动因。[1]他指出,整体不仅仅是机械系统,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具有一些内在的结构、功能、关系和特征,正是这些内在要素使自然中出现了动态、有机、进化和创造的整体。不应该将整体视为在部分之上添加的内容,而应该看到,整体是部分寄寓其中的特定的结构安排,部分通过适当的相互作用和功能构成整体。他还强调,最为基本的整体概念是,部分通过独一无二的特定的结合方式、特定的内在关联和创造性的综合组合为整体,而且部分结合为整体意味着新结构、新属性和新功能的创造。他将宇宙中实在的形成描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整体创造过程,并将其描述为物质组合、生命体构成、无意识中枢神经协同、意识与人格形成、整体理念和绝对价值(真、善、美)的突现等六个阶段。整体性成为这些阶段中体现出的普遍的宇宙精神,宇宙因此而成为综合的、结构的、活动的、有活力的和创造性的,而不是像人工拼凑物那样只是一些相互外在的要素的偶然组合。由此,可以在具有整体特性的宇宙中发现一种伟大的、统一的创造趋势,这种趋势通过自然、生命和心灵的力量与活动得以运行和延续,使宇宙具有更多与众不同的整体特征。[2]

 

斯马茨的整体论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整体论(metaphysical holism)。一般而言,形而上学整体论可以细分为存在论、属性和律则等三个方面的宣称。存在论层面的形而上学整体论即存在论的整体论,是关于某个对象具有整体性以及如何具有整体性的宣称。类似地,属性整体论强调,某个对象具有某些不是由其部分所决定的整体性属性;律则整体论进一步主张,某个对象所遵循的整体性规律不取决于其组成部分所遵循的规律。在斯马茨创造进化论意味的整体论宣称中,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皆有所涉及,如“部分结合为整体意味着新结构、新属性和新功能的创造”、整体性和创造性成为普遍的宇宙精神(属性)、以及统一的创造趋势使宇宙具有更多新的整体特征(规律)等。

 

值得指出的是,斯马茨认为,建立在创造进化论之上的整体论是一种发端于19世纪的人类思想的新路向,它主张世界从一个处于极小状态的起点不断演进和创造出新的整体。这一观点完全有别于西方哲学与宗教传统中对于创造和演化的理解,因为后者要么强调宇宙在创世纪时一次性地得到创造,要么认为某种关于世界的演化逻辑和形而上学构架已在创世时给出或者抽象地具有逻辑或辩证法的必然性——宇宙的演化仅仅是这些既定形式的展开或一种趋向绝对真理的运动——恰如黑格尔的理念所昭示,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再具有任何新颖性、首创性和选择的自由。[3]

 

在经历了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运动之后的今天看来,尽管斯马茨的整体论依然具有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和宏大叙事色彩,但其所运用的科学的形而上学论述的基本策略依然为后来的各种形而上学整体论所采用。这种基本策略就是从科学中寻找新的形而上学承诺。鉴于既没有终极的形而上学也没有终极的科学理论,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形而上学不再是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另一方面受到科学的启示而产生的形而上学承诺与科学假设类似,具有可错性。实际上,就科学本身而言,科学的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一种事后说明者的角色:当科学做出了某种与经验暗含的形而上学不符的结果时,需要找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承诺使这种结果得到融贯性的说明。

 

在当代形而上学整体论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量子力学中的整体论问题。正统量子力学的代表玻尔和非正统量子力学的代表玻姆对此皆有所论述。量子力学建立后不久,玻尔就曾指出,量子客体与仪器构成了一个整体,对量子系统的位置和动量的描述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实验安排的情境中才是有意义的,并将这种安排下所发生的事件称为“量子现象”。玻姆从对量子力学的反思出发提出了整体生成论的思想:(1)不仅量子客体与仪器,任何量子客体的集合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undivided wholeness),那种分离、分割的破碎观(view of fragmentation)是一种幻觉;(2)部分是由整体生成的,整体从逻辑上在先于部分;(3)我们的理论应被看成是看待整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不应看成是“关于万物本身怎样的绝对真知识”——万物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许多理论常常使其破碎化了,也即是被分割、分解了。玻姆甚至认为,物质与精神、心和物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他被称为是一位更彻底的整体论者。[4]

 

近二十多年来,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使得量子力学等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整体论问题得到了形式化的分析。在有关量子纠缠和不可分离性等问题的讨论中,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整体论的内涵——整体的属性和关系不为或不能被部分的本质属性或关系所决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廓清。其中,整体性关系和部分的本质属性是讨论的重点之一。根据所谓休谟式的随附性论点,全局性的事物随附于局域性的事物,局域事实一旦确定了,只需要将它们在整个时空中加以分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整的宇宙。当代哲学家刘易斯(David Lewis)的可能世界理论则进一步提出了所谓“重组原则”:将不同的可能世界中的部分拼起来可以产生另一个可能世界。这两个观点都假定在世界的基本层次上,世界的性质完全由时空点、点粒子或点场源等具有本质属性的局域性存在的分布所决定。[5]但具有整体性的量子系统显然无法运用这种经典的世界图景加以描述,必须对其中所涉及的关系和属性加以重新思考。

 

通过对物理主义的反思,泰勒(Paul Teller)提出了关系整体论(relational holism)。他声称:“整体论往往不太融贯,因为它似乎主张两个分立的事物可以纠缠或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最终不再是分立的事物……客体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划分为若干具有内在关系的个体,而这种内在关系并不随附于那些分立个体的非关系属性。关系整体论避免了那些欠明晰的整体论所受到的不融贯的威胁。一个客体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具有某种非关系属性的分立的个体。还可以自洽地推想,即使两个这样的分立个体的每一个都有一个非关系属性,依然可以彼此保持某种内在关系”[6]他将这种关系整体论运用于量子力学,认为量子力学虽然描述的是可区分的个体,但这些可区分的个体也可能具有内在关系,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内在关系理解量子纠缠等有悖经典直觉的现象。结构实在论者弗伦奇(Steven French)和拉迪曼(James Ladyman)将结构视为真,并认为结构后面并不存在本质属性,因此提出了较关系整体论更为激进的关系的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科学理论所揭示的不是构成世界的客体和属性,而直接涉及结构和关系,因此他们不仅拒斥(1)事物必须是某种其自身的东西,即具有超越或凌驾于关系之上的本质属性,还否认(2)关系必有关系者,即那些处于关系之中的事物。埃斯菲德(Michael Esfeld)则主张为了跨越对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假定所带来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之间的落差,应该只拒斥(1)而保留(2),即承认关系乃关系者的关系但这些关系者并不一定具有任何本质属性。[7]莫德林(Tim Maudlin)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结合起来讨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激进的部分整体观:在通过特定联系而成为某个大的整体的部分之后,它才具有其特定的物理状态,而这种特定联系具有多重性和同等的可接受性。[8]

 

二、方法论的整体论

方法论的整体论往往相对于方法论的还原论而言。方法论的整体论主张,对于某个复杂系统的最佳理解应该致力于寻求在整体层面决定系统行为的原则,而不应停留结构层面或只关注组成部分的行为。然而,作为其对手的方法论的还原论是十分强大的。众所周知,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在机械论和分析还原方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对还原论产生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实践层面的巨大惯性使还原论者对既有的还原论的研究路径充满信心,而不加反思地认为,整个世界在存在论层面是一个等级化的有序世界,可以用分析还原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认识,进而构建起日益完善的金字塔式的知识体系。粒子物理、宇宙学和基因组学在20世纪的发展使得很多科学家对强微观还原论深信不疑,这种思想主张,事物的整体及其任何方面,完全能够归因于其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整体没有超越其构成部分的任何自己的特性,即便面对理解整体性和复杂性的巨大挑战,这种知识体系及其所提供的世界图景依然是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不二法门。

 

在科学哲学中,还原一词主要涉及理论、理论词和规律之间的关系。内格尔认为:“还原是以一个(通常但不总是)对某个其他领域表述的理论来说明在一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确立起来的一个理论或一组实验定律。为了简洁起见,我们把被还原到另一个理论的那组理论或实验定律称为‘从属科学’,把实验或建议还原的那个理论称为‘基本科学’”。[9]奥本海默和普特南等人的还原论主张科学学科应该符合层级模型,微观物理学处于最低层次,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处于较高层次,组织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层次更高。这种构想实际上是希望建立一种基于“万有理论”的还原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最终以此从最基本的层次出发解决包括整体在内的所有问题。这样一来,一旦掌握了低层次的事物属性,较高层次的事物属性就被充分且必要地决定了——也就实现了逻辑实证主义及其科学统一运动的初衷。

 

然而,不论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宣称还是方法论策略,这种还原论的整体及其律则还原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对此,新经验主义者卡特赖特强调应该反对这种将世界图景完全建立在基础的物理学定律之上的基础论。她指出必须反对这种基础有一种倾向,即认为所有事实必定属于一个宏大图式,而且在这一图式中,第一个范畴的事实具有特殊和特权地位,它们是自然应该运作的方式的范例,其他的必须弄得符合它们。[10][1]对于基础的物理定律,她指出,很多看起来具有普遍性的物理规律实际上仅仅是受控实验环境的产物,只是对极少的特定经验的归纳,在实验室之外实际上没有认定它们为真的归纳理由,因此,实在很可能只是定律的拼凑——通过定律拼凑,自然界在不同领域中由不同的定律系统(不必以系统的或齐一的方式彼此联系)支配。[11]

 

同样地,极端突现论的整体以及绝对的整体论方法——对某一特定层次的事物属性进行描述时,较低层次的事物属性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两者毫无关系)——也缺乏必然的合理性。真正的方法论的整体论所面对的整体介于这两端之间,如低层次事物的属性充分而不必要或必要而不充分地影响到高层次事物的属性,前者是随附性的情况,后者属于情境突现的情况。实际的情形可能比这种简单的四分更为复杂,事物的整体性应该具有不同的程度。在科学实践中,方法论的整体论必须克服“全或无”的二难选择。所谓“全或无”的二难选择即要么完全采用整体论方法以把握整体,要么采用非整体论方法而对整体一无所知。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企图获得关于整体的全部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是一种具有活动性的实在,是依赖于情境的对象,我们对它的认知活动也包括在其中,不同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活动揭示了它的不同面向,但整体并不能通过某一理论或某些理论的组合获得绝对充分的描述。尽管我们无法获得关于整体的全部真理,但依然可以找到特定的角度,通过特定的环境安排,寻求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知识。

 

虽然方法论的整体论的真正形成最终要依靠相应的具体实验方法和手段的提升,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从还原论走向整体论的方法论原则:(1)互补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主张,不是简单地否定既有的还原论科学的成就,而是从认识整体性的需要出发,强化整体认识的维度,以此避免孤立地从部分属性理解整体现象单一的认识路径。对此,帕斯卡早就提出过如何处理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原则: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2)跨越层次与领域的原则。这一原则一方面承认还原论科学的既有成就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不将其所揭示的认识层次和领域绝对化。一旦我们只是将还原论科学所揭示的层次仅仅作为科学探究的脚手架,就不会再拘泥于对所谓“最基础的层次”、“最基本的原因”及自下而上的因果链的寻求,而会通过对各种层级内、层级间以及从整体到部分等自上而下的关系的研究突破还原论的局限性。对此,建构实在论的学科际整合及外推策略有一定的启发性。建构实在论假定,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科学、不同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接近实在本身,建构了诸多微世界,将它们加起来可以得到建构的实在,不同的微世界通过语言性的外推和社会性的外推实现学科际的整合与互动。[12](3)重视关系与过程的原则。鉴于还原论重实体轻关系和过程的弊端,整体论方法应该强调对关系与过程的研究,即主张关系优于关系者,过程优于属性。从关系与过程的角度来看,还原论科学所关注的实体不过是对关系与过程某种局域化和静态化的处理,提倡整体论首先要恢复被实体化所遮盖了的关系和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将实体复原为异质性的关系与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应该将实体视为导致整体性的关系与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将关系与过程视为实体的属性的外推,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对整体的认识。

 

三、认识与认知的整体论

在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中,有一些与认识或认知有关的整体论思想,其中得到广泛讨论的包括确证整体论、语义整体论、属性整体论等。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值得关注的是基于诠释学循环的知识解释的整体主义方案的讨论。

 

确证整体论又称杜恒—蒯因论点。杜恒在《物理学的目标和结构》中曾经指出,物理理论不能被视为孤立的,不应被单独地检验。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沿着与此类似的理路指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 [13]这篇文章首先反驳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其一是对只以意义为根据的分析陈述与以事实为根据的综合陈述的区分,其二是还原论。其中,还原论意指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即关于世界的陈述可以翻译为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而根据证实说,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在经验上确证它和否证它的方法,因此每个陈述可以孤立地接受确证或否证。

 

在反驳了这两个教条之后,蒯因强调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乃是整个科学,并进而提出了确证整体论:“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或者换一个比喻说,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 [14]这种确证整体论试图表明,经验对某个科学假说的确证或否证只能在与一系列的背景假说乃至整个科学相关联时才能进行,面对新的经验我们可以采取很多选择来调整我们的知识系统,理性的做法是选择对整个知识系统做较少的总体改变。

 

戴维森将蒯因关于知识和信念的确证整体论运用到了心灵哲学中。他指出心灵或心理过程与物理过程不同,人们可以用物理规律解释一个物理变化与其他物理变化与条件间的关系,但要确定精神状态必须诉诸个人的理性、信念和意向,而不可能仅仅根据单个言语行为、选择等局部信号确定一个人的信念,因为我们只能在特定的信念与其他所有信念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把握其意味。与确证整体论类似,戴维森的信念整体论认为,人们不能仅仅依据某个人的单一行为确定其精神状态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同时,即使我们看到了一位朋友不同寻常的举动,依然可能通过某些剧烈的调整保持对他的一贯信念。[15]戴维森与蒯因整体论共同表明,不存在可以对单一陈述或假说加以确证的观察。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论点。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不确定性论点可以同时包括构成整体论和方法论整体论两层内涵,前者指表述、行为和态度的复合整体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后者主张对于表述、行为和态度的复合整体有不只一种可接受的解释方式。

 

语义整体论主张一个概念或语句的内涵与意义取决于它们所在的语义网络,如理论整体、整个学科乃至我们的知识和文化的整体。对于一个日常词语(如老鼠)来说,其内涵与意义同时取决于它的对应物以及这个词与其他与其相关的词和句子。语义整体论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不可区分的论点密切相关。语义整体论至少适用于理论概念,即一个给定理论的理论词的内涵取决于这个理论中包含这个理论词的所有的语句的全体集合。这表明,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的改变会带来有关概念的内涵和意义的变迁。例如,在牛顿力学中的引力是与超距作用相关的有心力,而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却与时空弯曲相关。由于理论上的不可通约性,如果爱因斯坦与牛顿相遇有可能无法就质量、力等概念展开交流。属性整体论(attribute holism)关注的是整体性的属性。在一个整体中,如果一个事物具有某种属性,其他事物都具有这种属性,这种属性就是整体性的属性。整体性的属性的反面是原子(atomic)属性和类原子属性(anatomic),前者指一个事物具有而其他事物都不再具有的属性,后者指一个事物具有而至少有一个其他事物也具有这种属性。[16]

 

这三种整体论如果走向极端就可能成为激进的整体论,从而遭遇到“全或无”的二难选择,并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如果过度强调整体性,可能会排除任何新的经验或者任意改变某些不相关的陈述,也可能会因为没有掌握全部语义网络而不愿确定理论词的内涵,还可能因不可通约性而导致沟通困难。因此,达米特提出在原子论和激进整体论之间引入分子论(molecularism)。分子论主张,对于每个句子来说,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知识片段,它足以使得这个句子可以获得完全的理解;单个句子所拥有的内涵与它和其他句子的组合方式及组合相关,而与其他未加入这种组合的句子无关;一个句子表征的内涵仅仅取决于它的内在结构和它嵌入其中的相关语言。[17]借助分子论,牛顿与爱因斯坦在交流对“质量”的看法时,不再需要完全了解对方的理论整体,而只需要了解与“质量”相关的那部分理论架构就可以了。

 

再来看社会科学哲学中基于诠释学解释的知识解释的整体主义方案。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每个理解或解释都有其预设的前提为背景,都有其视角,没有一个理解或解释是最终的和全面的。换言之,解释的循环性和视角性必然会导致解释的非决定性。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涉及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解释,即对每一个部分的解释有赖于对整体的解释,反之亦然;两者相互倚重意味着解释总是部分的而不是完整的。

 

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博曼(J. Bohman)讨论了关于知识解释的强整体主义方案和弱整体主义方案。其中强整体主义方案包括四个先验性论点:(1)诠释学循环论题,即解释是循环的、不确定的以及视角性的;(2)背景论题,即解释仅仅发生在一个“背景”之下,这一背景是由一些不具体的信念和实践组成的网络;(3)先验限制论题,即背景是解释可能性的一个条件,这一条件要限制其在认识论上的正确性和可能性;(4)解释的怀疑主义论题,即有的认知活动均在一个背景下发生,且它们均是解释性的,因此是循环的、不确定的以及视角性的,于是解释的条件即是,没有什么“真实的”或“正确的”解释是可能的。博曼认为,这个方案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将背景这样的实践层面的使能性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误置为先验意味的限制性条件(limiting conditions),而这种先验性的改造背后是对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过度强调。[18]

 

如果不再将使能性条件与限制性条件加以混淆,同时降低正确性和真实性的标准,解释的循环性和非决定性至多会导致可误论而非还原论。由此,博曼提出了关于知识解释的一个非怀疑主义的弱整体主义方案,其先验性论点是:(1)诠释学循环论题,即解释是循环的、不确定的以及视角性的;(2)其循环性受制于“背景”的必须性以及一整套共享的、可以获得的可能性条件(即把背景看成是一个反思性的—先验性的概念);(3)作为可能性的条件,背景起着使能性条件而非限制性条件的功能(此观点在区分使能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下成立);(4)对于知识宣称的证据而言,解释的条件是中性的,这些知识宣称也包括各种解释(对解释普遍性的否定),因此解释能够产生基于证据的可修订的、公共的知识。由于知识解释的弱整体主义方案排除了唯一正确解释的可能性,同时又通过共享理解等反思性实践使解释性宣称得到公共的检视和判决,因此,这种方案带来的解释活动成为一种潜在的评价性和批判性的行为。[19]

 

四、从建构论到纠缠模型

杜恒—蒯因的确证整体论所表达的不确定性论点以及库恩基于历史主义的范式间不可通约性的观点不仅瓦解了正统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合法性,还使得社会因素得以纳入到对科学认知的考察之中,由此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及其后的科学与技术研究使得建构论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SSK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等主张将更多的情境因素纳入其中,试图更好地解释“为什么A实际上会以这种方式出现”。这种方法的整体论意味主要体现在层层递进的三个方面:(1)它通过引进更多的要素(如相关社会群体)使A(科学知识、技术等)在一个要素网络整体中获得更大的解释的灵活性;(2)这些要素具有异质性,A被置于社会、政治、心理、经济、技能、职责、偏见等与其不同质的要素网络之中,这使得A不再按照自身的惯性、动力和轨迹运行,不再仅仅陷入自我解释的循环,而获得了改变形态和方向的可能性;(3)与A相关的异质性要素整体中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得到了动态考察,这使得A的形态成为一个过程量,偶然性由此进入其中。

 

这种建构论的解释往往因为对不充分决定的强调而带有较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如技术建构论者比克(W. E. Bijker)和劳(J. Law)曾宣称,“它们有可能是别的样子:我们对技术的兴趣和关心的关键即在于此”。[20] 建构论的后续发展形态即所谓后SSK,如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凸显科学实践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相对主义。这些理论汲取了新实用主义、实验哲学、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技术现象学等相关研究的成果,将理论与实验、对象与工具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与技术也因此被称为具有整体性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显然,技术化科学这个词的内涵不仅仅意味着庸常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化或技术科学化,而是一种代号(token)——对其所在的整体的标识。在ANT看来,技术化科学的活动是构造更大的网络——一种由人和非人的行动者构成的异质性网络。

 

为了摆脱相对主义的困扰,后SSK的整体论策略从对不充分决定性的强调转向对现实稳定机制的关注。实验室研究将杜恒—蒯因论点涉及的确证整体的范围拓展到实验仪器,使理论与实验通过调整而获得彼此匹配和相互辩护,稳定的实验室科学由此得到解释。与这种凸显实践的唯物主义类似,ANT倡导一种关系的唯物主义,以展示技术化科学如何对物质力量进行形式转换,如何构造人与非人的相互作用。尤为突出的是,行动者网络建构的产物不仅仅包括技术化科学,还涵盖包括社会群体在内的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涉及的人和非人要素都以平权的关系术语加以对待。由于网络作为一个整体互相并置,要理解网络的成败,必须研究整个网络,这使得对技术化科学的“生态学”思考成为可能——技术人工物或科学事实的“生态位”是多维产物。[21]

 

在ANT的基础上,拉图尔认为,一旦放弃主客二分对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分配,人—非人就不再是一种力量的较量,而是一方的主动性越多,另一方的主动性也越多。[22][2]其结果是,在行动者网络中,越建构越真实。同时,拉图尔指出世界并未出现过现代性的主客二分,世界文明演进所遵循的并非进步史观而应是他主张的纠缠(entanglement)模型:随着文明的推移,是越来越多的纠缠而不是与日俱增的自由,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从较少的纠缠发展到更大规模且更深入的纠缠,我们走向的世界是一个纳入了越来越多事物,并因而日渐增加多样性的集体。[23]显然,这是一种具有超对称性的整体论的历史理论。

 

异质性网络和纠缠模型所反映的共同旨趣是希望打破既有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意味的范畴划分的不满。在日常和理论话语中,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等范畴往往被赋予一个不变的本质,并被条分缕析地分割安置,结果这些范畴本身反而成了理解事实的障碍。异质性网络和纠缠模型的应对策略是,先搁置既有范畴的内涵,将它们作为一种代号放到一个整体中探讨其相互作用,使我们对它们的内涵获得整体建构性和整体生成性的理解。哈拉韦(D. Haraway)等后人类主义者所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整体论策略,即通过打破界限使人与机器、人与动物相互混杂(hybrid)而实现奇异的新整合(如cyborg)。

 

纵观后实证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及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放宽研究视域,引入与科技相关的各种异质性要素,并考察它们之间的互动、整合和纠缠的过程。社会利益、相关群体、政治、价值、风险、创新乃至科技战略和公共政策都被纳入到研究日程之中。这种广义的整体论策略使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往没有看到的整体性内涵:与社会相关的技术、与金融共生的创新、科学所追求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真理、后学院科学与公共参与的转向等等。

 

五、余论:何谓整体论?哪种整体论?

何谓整体论?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上述介绍,尽管有很多关于各种各样的整体论的形式化表述及论证,这一问题实际上没有标准答案。例如,根据埃斯菲德(Michael Esfeld)对整体性系统的形式刻画,一个系统要成其为整体,当且仅当构成整体系统的每个要素都共同具有某些家族性的整体属性,换言之,这些整体属性使整体成其为整体。而且,这些整体属性是关系属性。但整体本身是一种隐喻,不论聚焦于结构、过程、属性或关系进行一一分析,还是对其加以统一刻画,都有可能失之抽象。实际上,与其寻求整体论的本质的定义,不如从语用的角度对其加以考察和辨析。我们可以谈论各种整体论,并且对各种整体论进行形式化的分析和谈论,也可以将其视为家族相似的概念和理论,使其在隐喻层面相互启发。也就是说,论及何谓整体论,直接涉及所谈论者究竟是哪种整体论。于是,我们必然同时面对三个问题:其一,某种整体论为何或在哪种意义上可称其为整体论?其二,它与基本立场是什么?其三,它与其他整体论在思想脉络上有何关联?要回答这些具体的问题,必须从当代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将进一步考察整体论的内涵及其流变。显然,在这些讨论中,必然涉及到作为整体论的对手的还原论。相应的,我们也应该对具体科学和哲学语境中的还原论等有所区分。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曾经指出:经验主义是指用部分解释整体的习惯,而理性主义是指用整体解释部分的习惯。其中,理性主义倾向于一元论,关注世界的关联性和同一性,强调整体必然先于部分;而经验主义倾向于多元论,认为世界的众多细节之间具有不连贯性和偶然性,最初是没有内在秩序的不连贯的整体,人们为了满足理智上的趣味,通过选择对象和探寻关系,而添加和创造出来了秩序。 [24] 实际上,詹姆斯所言的理性主义指的是从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现象学、后结构主义乃至近年来的新实用主义所力图加以克服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由一元论的、先验的普遍形式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总体主义的“整体”思想。而詹姆斯所说的经验主义一方面具有还原论意味,另一方面则已经经过了实用主义的改造。尽管詹姆斯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感觉经验既有概念又有非概念部分,两者无法区分,基于感觉经验的未概念化的所予(the given)依然一度被视为理论证实的前提,直到蒯因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批判这一神话才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先验的普遍形式和未概念化的经验所予)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纠结的,而其结合点就是基础主义和一元论——对世界的理论表征和对经验的层次化还原共同勾画了一幅基于大写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世界图景。

 

从某种角度来说,二十世纪的哲学对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超越所运用的元方法论就是整体论的,这反过来使得当代整体论走出总体主义,而带有浓厚的多元主义色彩。在欧陆哲学中,不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工具意味的周遭世界还是梅洛-庞蒂由“自我—他者—事物”构成的现象世界、巴什拉的现象技术,都在将更多的环境因素和交互性赋予理性的主体,都在通过情境和实践的引入消除理性或所谓客观性的神秘性和先验性。在这些探索中,非基础主义思想与整体论方法论形成了新的思想联盟。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指出:“合理性完全是根据能显现合理性的体验来决定的。合理性是有的,也就是说:看法能相互印证、知觉能相互证实,意义能显现……现象学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我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意义,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现象学的世界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阐明,而是存在的基础,哲学不是一种预先真理的反映,但作为艺术,哲学是一种真理的实现。”[25]在英美哲学中,杜威的知行一体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杜恒-蒯因论点以及戴维森对经验论第三个教条(概念框架及其经验内容可分离)的批判、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卡特赖特对基本定律的拒斥等也都具有鲜明的非基础主义色彩。

 

思想并不是脱离历史而存在的,20世纪哲学对基础主义的反动与对建立在基础主义之上的纳粹思想等总体主义的深刻反省不无关系,而这种反省进一步表现为后结构主义对差异性的重视和当代新实用主义对多元主义的倡导,当代整体论与这些思想颇多互动之处,进而带有“偶然性”和情境性等实践色彩。后结构主义对既有结构的解构实际上是对既有整体的中已有的同一性规定的破坏,也就是对所谓总体的解构。其基本策略是:先将那些由未得到反思的先验的同一性所规定的范畴、类别和概念重新视为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异质性的东西,使得差异得到认识、承认乃至尊重,然后引入一种基于丰富的差异性的多重实现机制,从而使世界可以通过多元主义的方式得以型构和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要素的差异性和能动性的参与显然是使整体得以构建的关键。在这种策略下,很多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理路中无法克服的矛盾自然得到了化解。例如,社会究竟是要还原为集体还是个人的争论就转换为个体如何参与共同体的互动实践这一实践和情境中的问题了。在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医学和生态学等领域,还原论和有机论之争也转换为如何找到新的“可操作部分”(working parts)或实践层次,探讨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增进对可探究整体的认识。

 

回头再来看看本文对整体论的介绍,整体论可以大致分为形而上学整体论和非形而上学整体论两类,从表面来看这两类整体论之间内在地蕴含着一条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鸿沟:前者告诉人们整体或全部是怎么样子的并且往往以独断论的形式出现,后者则强调对全部与整体的认识具有固有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从哲学史看,前者可追溯至柏拉图模式或所谓鸟的视角:关于世界的抽象的模式结构才是真实的;后者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模式或所谓青蛙的视角:主观感觉到的世界更加真实。但如果我们只关注对世界的表征式的认识,依然无法跨越这一鸿沟。

 

如何跨越这一鸿沟呢?在抛弃了经验论的二个教条之后,蒯因曾经指出二个后果,其一是模糊了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本体论问题与自然科学问题是等同的,其二是转向实用主义。[26]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形而上学整体论不过是可错的猜测、假说或承诺,应该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思考整体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整体论不再寻求那些所谓事物必须永远必然地和普遍地如何存在或者我们因此必须永远必然地和普遍地如何认识,而应该看到所谓整体性不过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而其抽象性并不意味着它具有什么先验性——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不具有先验的可以明确界定的整体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并不必然要以揭示这种整体性为目的。在他新近出版的《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中,普特南将实用主义视为即古希腊哲学、近代启蒙思想之后的第三次启蒙。在他看来,杜威沿着詹姆斯的思想路线早就指出,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创造新的观察—概念来“定制”(institute)新的材料;因此,无论是可能的解释形式还是可能的材料形式都不能被预先地、一劳永逸地确定。[27]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整体论?一个较为简单的答案似乎是实践整体论:能动者在具体情境中为解决某一问题或采取某种行动时所运用的形而上学假定和认识与行动的方法。基于上述讨论,实践整体论应该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非基础主义的、可错论的但又是反怀疑论的。所谓非基础主义就是说我们主张的整体论并不预设一个世界如何是整体论的世界的先验前提,也不再以这种存在论假定去框定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这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具有必然的可错性和不完全自洽性,但又因为我们只是在实践情境中运用这种整体论实现有限的目标,所以具有一种由实践约束带来的稳定性。其次,它是重视差异性的和非总体主义的。由于整体论不过是众多看世界的方式中的一种,整体属性、关系属性等等不过是对要素的特征的不完全归纳而获得的经验结果,不可以将其上升为整体要素必须遵循的规则,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无差异的总体论或总体主义。其三,它是多元主义的。鉴于我们的知识的使能性条件是既有的知识、物质条件和行动手段,我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去追逐所谓某种纯粹的整体论科学。这样一来,现实的整体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集合体、联合体、聚合体或有机体,面对其实用主义的策略是弄清既有知识对这些现实整体的结构、功能等方面的描述,再搁置它们,寻求新的分类和组合路径,即通过多元主义的方法带来的新的视角和视域。这一多元主义策略既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思维的误区,又使我们找到可行的新路向。

 

(本文经编辑后载《中国哲学年鉴》2009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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