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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日志

 
 
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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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马克思主义与生物学 (1)  

2013-03-30 09:50:06|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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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马克思主义与生物学 (1)

哈佛大学Ernst Mayr教授:

时间:2008-9-28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9/52365.html

 

1.1 主观性和偏见

 

一位著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有一次提到我的著作是“十足的辩证唯物主义”。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新定义,但是我确实承认我承受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过的某些反还原论观点;我也很欣赏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此外,我还相信一个反题只有在明确地叙述正题时才最容易引出。问题只有通过正题与反题不可调和的直接对立才最容易解决,最后的合题也才能最快地达到。在科学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上述这种见解支配我写这本书。一有可能我就企图将对立的观点(除非其中之一是明显错误的)加以综合。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况时,如果认为合适我就把对立的观点以明确的、有时几乎是片面偏袒的言辞进行阐述,以便激起答辩。因为我讨厌转弯抹角,所以有时被人视为武断。但是我认为这样看待我的态度是错误的。一个武断的人不顾相反的证据,坚持自己一贯正确,这从来不是我的态度。说真的,我倒还为我在不少场合改变主意而感到骄傲。总之,我的策略是进行彻底明确的叙述,这倒一点也不假。在科学思想自由交流中,这究竟算不算错误,可以争辩。我自己认为这样比采取谨小慎微的骑墙观望态度能使科学问题更快地彻底解决。我同意Passmore(1965)的意见:历史(书)就应当是论战性的。这样的历史将会激发矛盾并促使读者站出来反驳。通过辩证过程将会加速观点的综合。不应当把全体一致地接受某种观点和主观性混为一谈。

 

对历史学家的传统忠告始终要严格地保持客观性。著名历史学家Leopold vonRanke对这一理想目标表述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学家应当“指陈过去真正是怎样的”。就他看来,历史是将过去的一系列事态精确地重建再现。当人们试图回答何人、何事何时、何地这样一些问题时,这样的客观性是完全适当的,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在陈述事实时历史学家也具有主观性,因为他在决定取舍、挑选事实并阐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观念标准就都是有选择性的。

 

在历史书写作过程的每个阶段,主观性都可以出现。特别是当问到为什么并寻求解释时更是如此,而这正是疑问式历史所必需的。不运用自己本人的判断就不能得到解释,而自己本人的判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主观性的陈述往往比一本正经的客观性陈述更激动人心,因为它更具有启发性。

 

在多大程度上主观性是可以容许的,而在什么情况下主观又舍变成偏见呢?这可以用例子来说明,Radl(1907—08)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偏见,以致于对达尔文学说也不能恰当地予以阐述,这显然太过分。每当评价前代科学家时主观性很容易变成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偏向另一极端。他们或者采取严格的回顾方式,完全按现代的知识和理解去评价过去;或者完全不顾事后的认识只按当时的认识来阐述过去。就我看来这两种办法都不足取。

 

较好的办法是兼采两者之长。这首先要力求尽可能忠实地重现当时的知识文化背景,但是若严格地按当时所拥有的文化知识来处理过去的争论可也并不恰当。这样就会把这些争论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像当时发生争论时一样的混浊一团无从解决。另一种态度是,现代的知识如有利于认识过去的困境就应当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明确认识争论的原因和争论未能解决的关键。争论的产生是由语义不清(例如同一个字用来表述不同的意义)?概念不一致(如本质论与种群论思想)?还是由于公然的错误(例如混淆了终极原因和近期原因)?运用现代知识在分析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对研究过去历史上的争论是特别说明问题的。

 

语义问题特别恼人,因为它们常常没有被人发觉,例如希腊人当时只有很少的专业词汇,常常用一个词表述不同的事物或概念。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用eidos这个词(而且最低限度就亚里斯多德来说就用它来表示好几种不同的意思!),但是这词的主要意义在他们两人用法中却完全不同。柏拉图是一个本质论者,而亚里斯多德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本质论者。亚里斯多德有时偶尔用genos这个词作为集合名词(相当于分类学家所指的属),而经常却又用它来表示种。当中世纪后期亚里斯多德重新受到重视之后,他的著作也被译成拉丁文和西欧语言,他原来所用的词汇只能用中世纪辞典上载有的“相当”的词来翻译。这样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翻译对我们理解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产生了不利影响。有一些现代作者大胆地采用了现代词汇来揭示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我想如果亚里斯多德生活在今天,他也会乐于使用这些词汇的。我还想起德尔布吕克(Delbruck)曾采用“遗传程序”(geneticprogram)这个术语说明了亚里斯多德的想法,后者用eidos这字表示的是个体发育的意思。同样,当亚里斯多德讨论的是受eidos(程序)支配的目标定向时,就应当用程序目的性(teleonomy)这个词而不能用目的论(teleology)。这并不是要颠倒时代,而只是运用一套现代读者一致接纳的术语来弄清楚古代作家思想的一种方法。

 

但是用现代的事后认识来进行价值评价则是很不合适的。例如拉马克,若按他当时所知道的事实和当时的流行观念来判断,则他就绝不会像熟悉选择学说(selectionism)和孟德尔遗传学的饱学之士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他“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解释(whigintern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指的是某些英国宪法史家习惯于将宪法看作是人权的逐步扩充,其间“向前看”的自由党人和“向后看”的保守党人不断地进行斗争。后来Butterfield又用辉格式(whiggish)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科学史,即对每位科学家是按他对我们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贡献的大小来评价;而不是根据当时他所从事工作的知识背景来衡量。也就是说,他是被严格地按现代观念来评价。在这种辉格式科学史中,对早期科学家所赖以从事研究工作的全部概念和问题的前因后果全都弃置不顾。生物科学史中就有很多这样充满偏见的辉格党人式的解说。

 

一旦发生了科学论争,失败一方的观点后来几乎总是遭到胜利者的歪曲。例如林奈学派之对布丰,居维叶学派之对拉马克,达尔文学派之对林奈,孟德尔学派之对生物统计学者等等。生物学史家必须尽力作出公允的评论。有一些现已被否定的学说(例如拉马克所提出的获得性状遗传)在以前看来是和当时已知的事实如此相符,其创始人就不应当由于接受了这些当时广泛流行的学说而遭到责难,即使后来证明这些学说是错误的也应如此。坚信错误学说的人几乎总是有似乎正当的理由才这样。他们试图强调被对手忽略了的某些方面。例如先成论者企图强调后来以遗传程序为名被复苏了的某些东西。生物统计学者拥戴达尔文的渐进进化观点以对抗孟德尔学派的突变论。在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中,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纠缠交织在一起,错误的东西也被人们信以为真。就我来说,我倒倾向于特别注意在争论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包括学说和人),团为过去常常不公正地、或者至少是不恰当地对待他们。

 

科学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总是有彼此对立竞争的学说,而且在一个时期中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可能偏向一个与正题无关的问题,最后走到死胡同。像这样的一些事态发展有时比科学的直线发展倒更能显示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遗憾的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对这样的发展情况不可能充分予以论述。没有一部史书能就每件失败的事例和每一项偏差予以论述。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况。某些过去历史上的失败或失误能确切地反映当代思想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在没有过去的失败或失误的情况下就会被我们忽略掉。MacLeay及Swainson提出的五元论(Quinarianism)就是一个例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五元论立即黯然失色;然而它却代表了一种真诚的努力,意欲在自然界中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多样性和当时流行的那种自然界存在着某种“更高级”秩序的信念之间求得折衷。同时它还披露了当时古老神话的影响仍然很顽固,这种神话扬言世界上的一切秩序最终是用数字表示的。尽管五元论构思不周密,而且是短命的,然而它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却作出了贡献。这种情况对过去几乎所有的学说或学派都是同样适用的,即使它们现在已不复被认为是正确的。一位历史学家的兴趣必然会影响他决定哪些题目应当详细论述,哪些可以草草一带而过。我本人倾向于Schuster,他在《物理学进展》中曾说:“我偏好坦率的主观性,并事先提醒大家,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必然是零碎不完整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本人的观点出发的一些联想。”

 

历史学家与科学家

 

具有完全不同观点和背景的两类学者——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声称科学史是他们自己的本行。由于兴趣和能力的差异,他们各自的贡献也有所不同。科学家愿意选择那些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不同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例如,近来许多进化论学者在研究讨论进化论时很少提到斯宾塞(H.Spencer)。这样怠慢斯宾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仅仅是由于斯宾塞的论述混乱,而且还由于他所信奉的一些思想概念都来自别人,更何况当这些思想概念被他所汲取时都已陈旧过时。斯宾塞所借来的某些思想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并且很有影响,就一般人来说,是无可怀疑的正确。问题倒是作为科学家的历史学家跨入社会学家的领域并不是他的任务。生物学家通常都缺少研究社会历史的本领。反之,要求一位社会历史学家对科学问题提出有见地的分析也是荒唐可笑的。科学史由科学和历史这两门学问中汲取知识、启示和方法论上的支助,反过来,它也以自己的研究发现贡献给科学和历史。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之对科学史感兴趣是有充分理由的。按我们现在对科学的定义看来,古希腊人是没有科学的,他们所拥有的不论是什么样的科学都由哲学家和医生操持。中世纪以后有一种将科学从哲学和一般的时代精神中解放出来的不停趋势。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中,科学信念强烈地受到科学家对待宗教和哲学的态度影响。笛卡尔学派,正统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Deist)对宇宙论、发生说以及关于生命、物质、起源等各种解释必然会具有不同观念。没有什么能比达尔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更加明确地标志了科学已从宗教和哲学中解放了出来。从那时起就再也不能由作者的科学著作看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除极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以外,即使是生物学者关于进化论的著述也是如此。

 

这股科学解放的潮流对科学史的编纂写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回溯过去,时间越早,当时的科学知识贮备就越少,影响也愈不明显。而一般的理智气氛(intellectualatmosphere)的影响却显得越发重要。就生物学而论,直到1740年左右科学问题才开始从一般的理智论争中分离出来。因此毫无疑问,历史学家最宜于讨论生物学史中较早时期的问题;而19、20世纪的生物学专门学科史则完全被科学家掌握,直到新近才职业化。这种情况可由新近出版的一些生物学专业领域的科学史很好地说明;例如Dunn,Stubbe,Sturtevant等人的遗传学史,Fruton,Edsall,Leicester等人的生物化学史,Needham及Oppenheimer著的胚胎学史,Baker及Hughes的细胞学史,Stresemann的鸟类学史等等。虽然这些不过仅仅是大量文献中的少数几个例子,却足以表明科学家是能够胜任历史研究的。

 

物理科学家的偏见

 

大多数的普通“科学”史是由物理学史家写的,他们没有完全克服那种不合物理学就不是科学的狭隘观点。物理科学家容易用这样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生物学家,那就是看每个生物学家运用“定律”、测量、实验以及科学研究的其它形式的程度。这些形式在物理科学中得到很高评价。其结果是某些物理学史家在有关文献中对生物学界的评价是如此滑稽,只能令人一笑置之。例如人们都知道达尔文主要是根据作为一个博物学家的实地观察形成了他的进化学说,而一位研究牛顿的著名历史学家竟然写出“博物学家确实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观察人员,但是他的观察和一个猎场看守人的观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他的唯一诀窍就是熟悉系统命名”这样的断言。真是令人感到惊奇。这一类具有偏见的物理学家完全不适于研究进化生物学,这在第二章 中还要谈到。研究进化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中学说的形成及其历史,需要采取一种根本不同的更类似于考古学历史家或现代世界史解说员采用的方式。

 

其它偏见

 

十分自然,不仅是物理学家,而是每一位专门家都认为他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最有兴趣,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常常有种令人反感的沙文主义在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甚至存在于某一研究领域(如生物学)内部。例如Hartmann(1947)在他写伪《普通生物学》这一巨著中,生理生物学部分占有98%的篇幅,而分给进化生物学的篇幅则只占2%。另如某些历史学家将综合进化论(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建立完全归功于遗传学的发现,根本忽略了系统学、古生物学以及进化生物学其它分支科学的贡献(Mayr and Provine 1980),这也是沙文主义在作祟。

 

在一个研究领域之内有时还有国家沙文主义,它夸大甚至不符事实地宣扬本国科学家的重要性,贬低或忽视别国的科学家。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滥用了爱国主义,往往是由于不懂别的国家的语言的结果;而有些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就是用他本国的文字发表的。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就深深感到由于我不懂斯拉夫和日本语言,因而很有可能发生偏见。

 

隐患和困难

 

在努力从事认定(identify)极其大量的生物学问题,并重新建立其概念结构发展过程的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需要研究浩瀚的资料。在原则上这包含生物学知识的全部贮备,包括生物学家所出版的图书及刊物资料,他们的函件和传记,他们所在单位的情况,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其它等等。即使是最勤奋尽责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涉猎哪怕是这些材料的千分之一。这种情况由于目前科学资料出版的速度呈指数增长而更加严重。在非常短的几年中所发表的文章(及文章的页数)比以前整个科学历史时期的都要多。甚至科学家也由于不再能跟得上本专业领域中研究报告雪崩式的增长而诉苦。奇怪的是,历史写作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同。目前美国的生物学史家的人数大致是二十五年前的五倍。

虽然我曾大胆地努力阅读了很多最重要的出版物,但我知道每位专家在我的这本书中会发现极多的遗漏,也许还有不少错误。这本书大部分原稿的初稿是在1970-1976年期间写的,比这更新的出版物虽也曾想尽可能增添进去,但并不一定都做到了。另外应提到的是,如果没有丰富而又优秀的现代间接文献(sceondary literature),要想完成我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较早的文献往往很肤浅,作者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抄袭同一神话或谬误,而这些只有在查阅原始资料时才能发现。本书中有二万条以上的独立条目,显然不可能去查阅原始文献逐条核对。由于我这本书不是辞书或历史,偶尔有个别事实性错误也无伤大雅。我的主要目的是综合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而前后一致连贯地着重对原因的分析和解释。

 

适时(Timehess)

 

对科学史家常常提出而又不无道理的批评是,他们太过份着重科学的“史前史”,也就是说只重视那些与现代科学不大相干的历史时期的事件。为了避免这种责难,对于非专门家我尽可能地把要讲的问题拉近,接近于现代。在有些情况下,例如过去5-10年中分子生物学领域内发现了多种类型DNA,其概念性后果(如对进化)还很不清楚,要谈未免为时过早。

 

我不同意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他曾谈到:“科学史的宗旨是研究和议论那些已经完结了的事态,而不是眼前的现实问题。”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大多数科学争论在时间上比一般认为的要悠久得多,甚至现今的论争通常也植根于很早以前。恰恰是历史铁地研究这些争论倒常大大有利于澄清概念,从而促使问题有可能最终解决。在世界史这一领域中,“近代史”被认为是合法的摘嗣领地,与此类似,科学史中也有自己的“近代史”。再也没有什么比将历史看作仅仅是和死去的问题打交道更能把人引入歧途了。反过来,也有人可能会把对几百年和上千年以前早已完结的问题的陈述看作是史前史。

 

简化

 

历史学家在写作时,当论及的问题牵涉面很广(有如本书),就势必只能作高度简化的论述。必须提醒读者,有许多事态发展看起来很简单而实际则很曲折复杂,这种表面上的简单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如果想要对充斥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许多对立思潮,虚假的优先地位、无结果的假说等等有一全面认识,就必须参考那些对某一特定的事态发展或较短时期的情况作详尽讨论的专著。事态发展实际上从来不像在简化了的回顾式陈述中那样有条不紊和富于逻辑。当面临新的发现或新概念时,如何有分寸地恰当强调业已根深蒂固的概念化的麻痹作用就特别困难。

 

给某些科学家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笺(如活力论者,先成论者,目的论者,突变论者或新达尔文主义者等等)也能产生差错,好像这些标签所指的会是均一类型。实际上这种分类所包含的个人中从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观念。像拉马克主义者和新拉马克主义者这样的称呼就尤其如此,他们除了都承认获得性可以遗传这一点以外,彼此就再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默认(Silent Assumptions)

 

 

历史学家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很少能说明白(如果他们确曾想过)自己坚定地接受哪些真理或概念,彻底反对的又是哪一些。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通过重新组建那个时期的全部理念背景的办法才能将这思想体系串通起来。然而为了回答以前令人困扰的问题,对这些默认的了解就可能是必要的。在科学领域中,人们常常论及优先权和价值体系。这两者对下列情况具有决定作用:当前面的一段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后,它们决定新研究的方向;研究人员最关心证实或否定哪些学说由它们决定;它们还决定研究者是否认为研究范围已经枯竭。但是迄今为止对决定这一类优先权或价值体系的因素的研究却极不被重视。历史学家必须尽力发现当科学家对一系列熟知事实作出新解释时他是怎样想的。科学史中真正的关键事件总是发生在科学家的头脑中这一说法可能是合理的。可以这样说,当试图去分析研究一位科学家时,必须努力像科学家在进行工作时想的那样去想。

 

许多科学家倾向于在他攸物著作中只注意新的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发现),特别是那些凡是能引起轰动的事态。与此同时他们一般却又不去记述概念或着重点的随时变化。他们甚至还觉察不到这种变化,即使意识到也认为无关紧要。当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企图重现过去几个世纪的这类变化时,他只得把目前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尺度投射进历史。这样做的危险只有当历史学家充分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时才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1.2 为什么要研究生物学史

 

我自己是由于读了那夫乔(A.O.Lovejoy)写的《自然界的伟大链索》(The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才对科学史发生兴趣。他在书中试图——事实上是很出色地完成了——追踪从古代直到18世纪末的某种思想(或某些思想的凝聚复合体)的生命史(可以这样借喻)。我从这一本书学到的东西比我所读过的几乎所有其它的书都要多。另外,Ernst Cassirer和Alexander Koyre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为科学史料编纂共同提出了全新的标准。

 

就科学史来说,聚焦点是问题而不是思想,然而科学史家的治学方法和像那夫乔这样的思想史家的方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和那夫乔相仿,科学史家努力于追溯问题的起源,并从开端起跟踪其演变、分化,直到问题解决,或者是延续至今。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在生物学的各个部门、各个时期中去发现: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提出了哪些设想去解决它们;占支配地位概念的实质,它们的演变,这些概念被修正以及新概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当时流行的概念或新产生的概念对延滞或加速当时未决问题的解决有哪些影响。这种处理方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将能刻划出生物学中每个问题的全部生命史。

 

专心致志于这类科学的概念史有时被人贬低为退休科学家的廦好。这种看法忽视了这门学问所作出的多种贡献。正如经常提到的那样,科学史作为科学导论的启蒙最合适。它有助于填补“普遍信念”与科学的实际结论之间的鸿沟,因为它指出了科学为什么和以什么方式超越了世俗信念而向前发展。可以拿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遗传学史中就可以表明是通过什么发展和论据才使一度被广泛持有的错误信念被否定。例如获得性遗传;亲本遗传物质“融合”;雌性只要受精一次其“血液”即被沾污便再也不能产生“纯种”后代;一个卵子同时被几个雄性的精子授精;怀孕的母体遭到意外可引起可以遗传的性状等等。来自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文书,或早期哲学的类似错误思想本来就存在于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中。历史地阐明这些前科学的或早期科学的信条逐渐被有充分根据的科学学说和科学概念取代,对阐明现代生物学学说体系是很有利的。

 

门外汉常常以科学太技术化、太数学化作藉口来为自己对科学无知辩护。我要告诉本书的未来读者,这书中几乎没有数学,专业技术性程度也不致使门外汉难于理解。生物学思想史的主要长处是,缺乏对动植物种的名称或分类学基础知识的人也能学习。但是学习思想史的人必须对生物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例如遗传、程序、种群、变异、突现、有机体等等。本书第二章 的目的就是介绍一些主要的生物学概念。这些概念(连同有关的术语)有许多已渗入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学习掌握它们只是个教育问题。所有这些概念是了解人(类)及其所处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解释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本性所作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以透彻了解生物学概念和学说为基础。最后,熟悉少量的专业术语。如配子、合子、种、基因、染色体等等也是有好处的(这些术语可查阅任何生物学辞典)。这些术语的全部生词量远远少于任一人文学科(不论是音乐、艺术或现代史)的学生在自己的专业中所必须学习的。

 

不仅仅单是门外汉的视野将会由于学习生物学思想史而大大拓展。近来生物学的很多学科的进展是如此迅速,专家们在其本专业以外也难于跟上这种发展。这本书对生物学及其主要概念的广泛综合评述将有助于填补某些空白。我的这些评述还是针对近年来从外界,即从化学、物理、数学或其它邻近领域进入生物学领域的人。这些“新生物学家”的专业技术熟练性很少能被相应的概念熟练性匹配起来,令人不无遗憾。的确,对自然界的有机体以及进化途径都有所了解的人却往往对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文章所作的某些概括的质朴简洁感到惊讶。不可否认,没有捷径可以补偿这种缺欠。我和Conant一样,认为学习一门学科的历史是理解其概念的最佳途径。只有仔细研究这些概念产生的艰难历怪——即研究清楚早期的、必须逐个加以否定的一切错误假定,也就是说弄清楚过去的一切失误——才能有希望真正彻底而又正确的理解这些概念,在科学领域中,人们不仅要从自己的失误中学习,而且也要向别人失误的历史学习。

 

什么是科学?生物学在科学中占有什么地位?什么是生物学的概念结构?人们必须首先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才能设法去理解生物学历史中的任何一个特殊概念或问题的发展演变。对所有的这三个问题有些人曾作出全然令人误解的回答,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和非生物学者。这就严重妨碍了对生物学思想发展史的了解。我在本章中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力图正确地回答这些基本问题。这将为研究特殊概念的历史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2.1 科学的本质

 

自从远古以来人们就提出关于世界的起源、意义和目的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试探性回答可以在表征每种文化,甚至最原始文化的神话中找到。自此以后就沿着十分不同的两个方向前进。一个方向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定形于宗教之中,表现为通常以(上)天启(示)为基础的—套教条。例如西方世界在中世纪末叶就完全被对圣经教旨的坚定信仰所支配,在西方世界以外是由对超自然力量的普遍信奉所把持。

 

哲学,随后是科学,则是人们对待世界的奥秘的另一方式,虽然科学在其早期的历史上和宗教并不能严格地划分。科学用疑问、怀疑、好奇和寻求解释的努力来对待这些奥秘,因此它所采取的态度和宗教返然不同。苏格拉底以前(爱奥尼亚时代)的哲学家们按可观察到的自然力(如火、水、空气)对这些奥秘寻求“自然”的解释,从而为这一不同的方式开拓了途径(参阅第三章 )。这种力求了解自然现象的原因的努力就是科学的发端。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几个世纪,这种传统实际上已被淡忘,在中世纪后期的科学革命时才重新复苏。神的真理不仅显示在圣经中而且也表现干上帝的创造之中的这一信念也得到了发展。

 

伽利略对这种见解的说明是众所周知的:“我认为在讨论自然界的现象时不应当从圣经的权威地位出发,而应当从明智有理性的实验和必要的演示开始。因为无论是圣经还是自然界都同样地是出自神旨。”他接着还说,“在自然界的行动中和在圣经的神圣词藻中,上帝同样值得赞美地将自己启示给我们。”伽利略认为,借助于永恒法则治理凡世的神灵最低限度和始终干预事态进展的神灵能一样地启发信念和信仰。正是这种思想促成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的诞生。对伽利略来说,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两不相容的,而是宗教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17世纪到19世纪的一些著名哲学家——例如康德——都把上帝引进到他们的哲学解说格式中。所谓的自然神学,不管它的名称如何,实际是科学与神学参半的混合体。科学和神学发生冲突是后来的事,是在科学运用“自然规律(法则)”解释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时才发生的,在此之前这些现象和过程只有经由造物主或神授的特殊法则的干预才能得到解释。

 

宗教和科学的根本区别是,宗教一般都有一套教条(多半是“天启”教条),对这些教条没有任何其它可供选择或通融解释的余地。反之,科学则实际鼓励有可供选择的其它解释并乐于用一个学说来取代另一个学说。发现一个可供选择的解释方案往往是兴高采烈洋洋得意的根源。科学思想(观念)之是否完善只在很少程度上由科学以外的标准来评价,因为它在总体上完全是由对问题或现象作出解释(有时还有预测)的效能来鉴定。

 

奇怪的是,科学家们对科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总是有点说不清楚。在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盛行的时代,科学的目的最经常地被描述为搜集新知识。与此相反,当人们阅读科学哲学家的著作时得到的印象是,就这些哲学家来说,科学是方法学。虽然从没有人会怀疑方法的重要性,然而某些科学哲学家几乎完全专注于方法则使注意力偏离了科学的更基本目的,那就是增进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本身的了解。

 

科学有很多目的。Ayala(1968)是这样表述的:(l)科学企图把知识组织成为系统的知识,力求发现现象和过程之间的关系格式(patterns of relationship).(2)科学力图为事态的出现提供说明。(3)科学提出的解释性假说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也就是说这些假说是可以被抛弃的。更概括地说,科学试图将自然界极其多样的现象和过程包罗在数量很少的解释性原则之中去。

 

发现新事实还是发展新概念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发现就是科学的标志。新事实的发现一般是容易报导的,因而新闻媒介也以新发现为依据来看待科学。诺贝尔当年提出诺贝尔奖条件时,他想到的完全是按照新发现,特别是有益于人类的新发现。然而把科学仅仅看作是搜集事实则是很大的误解。在生物科学中,绝大多数的重要进展是由引入新概念或改善现存的概念而取得的;这一点可能对进化生物学校之对功能生物学来说更为真切。通过概念的改善比经由新事实的发现能更有效地推进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虽然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让我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1:3这个比率在孟德尔之前被植物育种人员发现过许多次,甚至达尔文在他的植物育种试验中也曾很多次发现这一比率。然而所有这些都毫无价值。直到孟德尔引进了适当的概念并等到魏斯曼引入了补充概念之后才使得孟德尔的分离现象具有更大意义。与此相仿,现在已由自然选择学说所解释的现象早在达尔文以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并不被人了解,直到引进种群含有独特个体的概念后自然选择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种群思想和地理变异的概念联同隔离概念依次成为地理性物种形成学说发展的先决条件。对生殖隔离是物种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认识直到隔离机制这一概念得到澄清后才完成。只要把地理障碍仍然包含在隔离机制之中(Dobzhansky)仍然如此,(1937),隔离机制的真正作用就没有被理解。

 

无论是在进化生物学还是系统学中几乎都可以任意列出一些进展的例子并证明它们主要是依靠引进了改进过的概念的结果而不是依赖于新发现。科学史家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在非生物学家中很少人了解这种情况。的确,发现是科学进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且生物学中当前的一些薄弱环节也主要是由于缺乏某些基本事实所造成的。例如生命起源问题,中枢神经系统时组织结构问题。但是,由新概念或者经过或多或少彻底改变了的旧概念所作的贡献也和新事实及其发现的贡献同等重要,有时还更重要。在进化生物学中,像进化、共同起源、地理性物种形成、隔离机制或自然选择等概念已经使生物学中以前乱成一团的领域发生了激剧的转向,促进了新学说的形成和数不尽的研究工作的出现。那些坚持认为科学的进展主要在于科学概念的进步的人们并没有错。

 

当然,概念的运用并不限于科学,因为在艺术、历史(以及人文科学的其它领域)、哲学和人类的任何思想活动中都有其本身的概念。那么,除了运用概念而外,用什么标准来划分科学和上述人类的其它成就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想像的那样简单,就正像常被引用的问题: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可以试试看地提出以下几方面来说明科学的特点,即方法论上的严密性;检验或反证其结论的可能性,建立不相矛盾的学说体系(Paradigms)的可能性。方法虽然并不是科学的全部,却是它的重要方面,特别是由于在科学的不同学科中,方法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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