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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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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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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哲学的科学基础  

2013-03-21 14:11:22|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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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哲学的科学基础

http://mkd.lyge.cn/a131/y2/025.htm

 

作为哲学家,费尔巴哈(1.A.Feue山ach,1804—1872)这样指出:“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马克思也指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当然也是哲学的基础。”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8页。)作为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的成果为基础。” (《爱因斯坦文集》第l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74页)。玻恩(M.Born,1882—1970也认为:“科学不仅是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是健康哲学的来源。”(玻恩:《我这一代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5页。)上述所说的哲学主要是指自然哲学。它之所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是因为它以自然界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对自然科学的具体成果进行概括和总结。离开了自然科学的具体材料,自然哲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论何时自然哲学都必须扎根于自然科学的土壤中,吸取各门自然科学的养料。具体来说,自然科学对自然哲学的基础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微观来看,自然科学的素养是。自然哲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宏观来看,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自然哲学形式更新的主要动力。

 

一、自然科学的素养与自然哲学的研究

 

美国自然哲学家何林武德(Colling Wood)指出:“对自然事实的具体研究常常称之为自然科学,或简称为科学。对原理的反思,不论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还是其他方面思想和行为的,一般称之为哲学。使用这些措词并在此将哲学限制在对自然科学的原理的反思之上,我刚才讲到的就可以表述成:先有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进而“一个从未体验过某种经验的人不可能对之进行反思;一个从未从事过自然科学研究和工作的哲学家,是不可能对之进行哲学思考的,除非他自己骗自己。”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页。)这一点千真万确,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例外。

 

在古代,泰勒斯(Thales,前624一前547)被认为是希腊自然哲学之父,同时他也是把几何学从埃及带回希腊的第一人。他精通数学,发现了有关直线、圆、三角形的一系列命题(定理),并用于测量金字塔的高度等。他精通天象和历法,并用以预测橄榄的收成及测定航海的方位。丰富的数学与天文知识奠定了他在希腊自然哲学史上的始祖地位。

 

同样,毕达哥拉斯(Phthagoras,前580一前500)被认为是对西方科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之一。他精通数学,善于从各种现象的背后寻找简单的数量关系:从音乐中的和弦(五度——3:2,八度——2:1)到美术中的“黄金分割”;从直角三角形边长关系的毕达哥拉斯定理(c2=a2十b2)到天体运行中的“宇宙和谐”……最后,得出一个影响深远的自然哲学命题:“万物皆数”。

 

在近代,法国的笛卡儿(R.Descartes,1596—1650)被认为是有开拓性的自然哲学家。他建立起一个与当时还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经院哲学大异其趣的机械论的自然观。他之所以能建立这种自然观,当然根之于他深厚的科学功底。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解析几何的发明者。其实他更是一个力学家,提出了以太的旋涡学说。他还是一个生物学家,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身心二元论。这种在当时有广泛基础的机械论自然观、在法国和英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之相应,德国的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一1716)也是一个开拓性的自然哲学家。他别开生面地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而略带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单子论”自然哲学,在德国有其深远的影响。同样,莱布尼兹的哲学研究有其深厚的科学功底。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二进制的发明者、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的先驱。其实他还是物理学家,提出了“动能”概念。他也是工程师,设计过矿井机械。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披着外交官外衣的科学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有关人员有着直接的联系,有着众多的信息来源。他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创办了柏林科学院。难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百科全书》总编辑狄德罗(D.Diderot,1713一1784)在莱布尼兹面前会感到无地自容。难怪普鲁士的菲特烈大王要说莱布尼兹本人就是一个图书馆、一所科学院,难怪马克思也对恩格斯说:“你知道,我是佩服莱布尼兹的”。 

 

在19世纪,德国的康德(I.Kant,1724一1804)被认为是开拓性的、同时也是极有魅力的哲学家。在其自然哲学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他首次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在主张一成不变的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开了“演化论”自然观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在区分无机物和有机物时,他提出了有机整体(“系统”)的三个特性:“整体在先性”、“内在目的性”和“自我建造性”,成为20世纪系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受到奥地利生物学家、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L.V.Bertalaffy,1901一1971)等人的好评。康德在自然哲学上的建树离不开其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在哥尼斯堡大学,他教过哲学、逻辑、数学、力学、物理、自然地理和人类学。广博的科学知识加上深刻的思想启迪,这正是康德自然哲学的魅力所在。

 

与之相应的是黑格尔,他被认为是集大成的,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自然哲学家。因为他构造了一个包罗万象,并且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庞大的思辨体系。这个体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立即遭到来自科学和哲学各方面的猛烈攻击。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他力图跨越康德的无机和有机的鸿沟,把一切事物看成是有机系统,并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界描写成一个过程,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可以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是一种“有机哲学”、“过程哲学”,而“有机哲学”和“过程哲学”在20世纪曾经是非常时髦的自然哲学,难怪柯林武德恰如其分地说:“黑格尔:向现代自然观转变”(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l页。)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黑格尔喜欢思辨,但他的思辨也不是完全脱离科学事实的。和康德一样,他也在大学教过数学、物理、人种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并且他也承认:“自然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经验物理学为前提和条件的。”(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页)。只不过他的思辨走过了头,导致了自然哲学的一场悲剧。

 

进入20世纪,德国科学家、哲学家石里克(M.Schlick,1882—1936)被认为是“重建”自然哲学的先驱。“重建”表现为否定了原来自然哲学“为获自然图景而综合,为科学基础而辩护”的使命,而把自然哲学的使命确定为“考察自然律的意义” (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从而体现了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一种结合。实际上石里克本人同时也是科学哲学中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领袖和创始人。他对20世纪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影g向是不可忽视的。而他在哲学上的建树、地位和名气又得益于他的科学素养。他是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1858一1948)的弟子,又是爱因斯坦和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nt,1862—1943)的好友。他在科学界、哲学界最初的名气正是来自于他对相对论等物理学前沿问题的哲学解释。实际上,他把自然哲学变成了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自然哲学中的“修正主义者”。

 

与之相比,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W.Rusell,1872一1970)的名气更大。他被称为“世纪的智者”,一生中完成了70多部著作,并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语是:“欲以褒扬他的哲学著作”。罗素并非专门的自然哲学家,但对自然哲学也颇有研究,著有《数理哲学导论》、《宿命论与物理学》、《宗教与科学》、《科学的概观》、《科学的未来》等著作。与此相关的是他对数学基础和物理学思想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数学基础方面,《几何学的基础》、《数学原理》、《数学原本》震动了当时的数学界,直接导致了数学史上的“第三次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进展。在物理思想方面,《原子初步》、《相对论入门》等通俗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对数学基础的深入分析相对物理科学的广泛猎取,他建立起一种注重“关系”(而不是“实体”)的“中立一无论”,并用以“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罗素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给人们树立了一个科学和哲学怎样相结合的样板。

 

二、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自然哲学的变革

 

上述分析表明,自然哲学的内容、形式是不断更新的。而之所以要更新,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科学这个基础是在不断变化的。用爱国斯坦的话来说:“科学的各个领域对那些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也发生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代的哲学思想。”(《爱因斯坦文集》第l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19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l21页)。确实,每一个时代的自然哲学思想都带有当时自然科学的印记。同样,每一次自然科学的革命都引起自然哲学的更新。这同样可以通过历史来说明。

 

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发展总的来说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自然科学仍处于萌芽阶段,尚未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因此在当时科学史和哲学史有很大程度的重叠,科学家也就是自然哲学家。比如,泰勒斯既是“数学之父”,又是“哲学之父”。又比如,早期希腊的科学研究都表现出类似哲学的“大手笔”,而且其著作都喜欢取名为《论自然》,计有: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前610一前546)、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前588一前525)、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前540一前480)、巴门尼德(Pamenides,前6世纪末一前5世纪中)、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前500一前428)、恩培多克勒(Empedok1es,前490一前430)、高尔吉亚(Gbrgias,前483一前357)等。

 

第二, 自然科学在哲学母体中难以分门别类,因此局限于对自然现象进行笼统的描述。在那种情况下自然哲学家都是全才,涉及之广为后人难以效仿。比如,亚里士多德便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科学方面的建树实际上涉及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地质、气象、生物、生理、医学等多个领域。除此之外还有哲学、逻辑、政治、伦理、文学和艺术。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当时的自然观必定是非常朴素的。其朴素性表现为:

 

(1)直观性。比如,泰勒斯“水是万物之本”就非常直观。希腊人深知海之宽广。相比之下陆地是渺小的,而且地下还有水,天上更有水,植物和动物都离不开水,更重要的是水的形态变化多端(固、液、气)。再通过类推,所有的万物都可以复归于水(液体),都由水(液体)而生。

 

(2)猜测性。比如,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表达了对万物都处于生灭变化之中的猜测。

 

(3)神秘性。比如,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以抽象的、非实体的数量关系作为具体万物的本原。

 

(4)思辨性。比如,巴门尼德“变化只是假相,不变才是本真”的“存在”说(存在就是变中之不变)。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弟子芝诺(Zenon,前490一前436)针对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提出了“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龟”等著名悖论。其思辨技巧的高超令人赞不绝口。

 

(5)整体性。比如,亚里士多德集上述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流派之大成,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认为本体有四个方面:“质料”(对应于“水”等基质)、“动力”(对应于“火”等变化)、“形式”(对应于“数”等比例关系)、“目的”(对应于变中之不变的存在),模糊地表达了应从“元素”、“相互作用”、“结构”、“功能”四个方面去把握整体的“系统思想”。这一点得到了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的肯定。当然这种原始的“系统思想”在当时除了对生命科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之外,总的来说并不能推进科学向深处发展。因此,这个“最高峰”逐渐也就成了一种束缚,特别是被神学化以后。

 

近代欧洲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这个母体中分化出来,并从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之后,分门别类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也有两个总的特点。

 

第一,力学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主导学科。这有其内外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力学以机械运动为研究对象,而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它的描述只涉及三个最基本的量:质量、长度、时间)。只有弄清楚最简单的机械运动,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他的热、电、磁、光、化学、生命等运动。所以,逻辑上最简单的力学,在历史上也先行发展,这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机械运动也是人们最常见的宏观运动。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密切,尤其在利用自然力、操作简单机械为主的时代,大量工程技术的问题都是力学问题,这也加促了力学的先行发展。近代科学是从天文学开始突破的,然后引出了一个力学主导的时代,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

 

第二,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方法。其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古希腊的自然观“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过程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19页。)一句话,没有分析就没有近代科学的独立、深化和发展。

 

从近代自然科学的上述两个特点,可以导出近代自然观的下列特征:

 

 (1)机械论。其中又分成两种形式:浅薄的机械论以法国科学家、哲学家笛卡儿、拉美特利(La Mettrie,1709一1751)等人为代表,他们把万物都看成机器,甚至于包括动物和人。拉美特利这样说,“如果哲学的领域里没有笛卡儿,那就和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牛顿一样,也许还是一片荒原。的确……他第一个完美地证明了动物是纯粹的机器。”进而拉美特利又以生理学家的身份说到:“让我们勇敢地作出结论: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6、73、65页)更深层的机械论则以牛顿为代表。他坚信一切现象都可以用力来解释。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他指出:“哲学的全部重任在于由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力,再由这些力去推演其他现象……我希望其他的自然现象也同样能由力学原理推导出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

 

 (2)决定论。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已经表达了“对于自然界中同一类结果,必须尽可能归之于同一原因”(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的思想,也就是说因果是一一对应的。比如,只要我们知道了物体运动的初始状态和边界条件,利用牛顿定律及其方程,便可以单值地确定物体任何时刻的运动状态。这个思想被法国数学家、哲学家拉普拉斯(P.S. Laplace,1749—1827)加以发挥,他在《关于概率的哲学》一书中指出:“智慧,如果能在某一瞬间知道鼓动着自然的一切力量,知道大自然所有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再者,如果它是如此浩瀚,足以分析这些材料,并能把上至庞大天体,下至微小的原子的所有运动,统一包括在一个公式中,那么对于它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不可靠的了。在它的面前,无论是过去或是将来,一切都将会昭然若揭。”(参见赵红洲:《大科学观》,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这就是说,如果人们一旦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方程,而且也知道宇宙的一切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那么就能一劳永逸地推出宇宙的一切变化。在这个决定论的框架中,自然界只有必然性,没有偶然性,偶然只不过是因为对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缺乏认识。因此决定论也是一种“宿命论”(一切命中注定,或一切早已被决定)。

 

(3)还原论。牛顿指出:“在自然科里,应该像在数学里一样,在研究困难的事物时,总是应当先用分析方法,然后才用综合方法……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从复合物论证到它们的成分;从运动到产生运动的力,一般地说从结果到原因,从特殊原因到普遍原因,一直论证到最普遍的原因为止。”(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2页。)因为“整体的运动是所有部分运动的总和。”(《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比如“全体的广延、硬度、不可入性、可运动性和惯性,都是由部分的广延、硬度、不可入性、可运动性和惯性所造成的;因而我们推断所有物体的最小粒子也都具有广延、硬度、不可入性、可运动性和惯性。这是一切哲学的基础。”(《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页。)

 

以上三点归结起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的信念。用牛顿的话来说就是:“自然界喜欢简单性。”(《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页。)确实,机器是简单的,线性 的因果关系是简单的,从整体到部分、高层到低层的还原更是简单的。与这种简单性相应,恩格斯指出:“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l0页。)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自然界万物一经构成便不会自行演变,恒星不变,地球不变,物种不变,宇宙不变。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总体上来看又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

 

第一,从分门别类地收集材料进入相互联系地整理材料。于是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首先,德国化学家维勒(F.wohler,1800一1882)于1824年成功地用无机物合成了尿素,打开了有机合成的大门。恩格斯评价说:“由于用无机物的方式制造出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有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这就证明了对无机物适用的化学定律对有机物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有机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l4页。)其次,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M.J.schleiden,1804—1881)和施旺(T.schwann,18l0一1882)于1838—1839年提出了细胞说,揭示了整个生物界(动物和植物)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评价说:“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的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再次,德国物理学家迈尔(J.R.Mayer,1814一1878)英国物理学家焦耳(J.P.Joule,1818一1889)、德国物理学家姆霍兹(V.Helmholtz,1821一1894)等十几个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于1840年左右,在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恩格斯评价说:“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进而,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 1834一1901)、 德国化学家迈耶尔(J.L.Meytr,1830一1895)于1869年左右各自独立地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把原来以为彼此孤立、各不相干的各种元素看成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恩格斯认为他们“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51页)。最后,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183l—1879)于1873年建立起电磁场理论。它不仅确立了电场和磁场间的普遍联系;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揭示了光、电、磁的本质上的统一,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可引出相对论,向牛顿的机械论自然观提出了挑战。这一点,恩格斯并没有意识到,后来被爱因斯坦提了出来。

 

第二,从研究空间并存的事物进入探索时间相继的过程。同样,获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首先,康德于1755年提出了第一个天体演化的星云说。恩格斯评价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的进步。让以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动摇了。”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4页。)“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因为“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形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页。)其次,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Lyell,1797—1875)于1830年提出了“地质渐变论”。恩格斯评价说:“只有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发革命。”(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页。)进而,在此基础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和华莱士(A. R.Wallace,1823—1913)分别于1859年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恩格斯评价说:“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0页。)最后,与达尔文同时,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J.E.C1ausius,1822—1888)先是在1850年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而又在1865年提出熵概念,第一次把“时间箭头”引进了物理学,实际上拉开了“演化物理学”的序幕。只不过在当时这一“时间箭头”与进化论发生了冲突,所以受到了恩格斯等人的批判。

 

上述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就,在旧自然观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并为新自然观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恩格斯指出:“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也能指出各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7页)。“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熔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6页)。概而言之,新的自然观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在联系;二是演化发展。显然它体现了19世纪科学发展的时代精神。

 

进入20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又有两个特点。

 

第一,科学纵向深入发展,揭示了小至微观,大至宇观的层次结构。它们开阔了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视野,更新了人们的自然观念。首先在物理科学方面,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揭示了人类前所未知的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从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其次在生命科学方面,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揭示了小到生命的遗传密码,大到整个生物圈的全新领域,并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刻反思。

 

第二,科学横向拓展,出现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按中国学者徐纪敏的统计,到80年代世界上的基础学科分支已多达4000门以上,其中交叉学科(包括“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超过1000门(参见徐纪敏:《科学的边缘》,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高度分化的结果必然是频繁交叉,交叉的结果反过来加强了联系,填补了空白,又促进了综合。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突变论、混沌学、分形学等一组“横断性”综合学科的崛起,则是科学整体化趋势最明显的标志。它们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也改变着人类的自然图景。

 

如果说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只是在宏观领域打开了机械自然观的一个又一个缺口的话,那么20世纪的自然科学则进一步从微观和宇观领域向机械自然观发起了猛攻。从而引出了“突现进化论”、“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系统哲学”、“一般进化论”等全新的自然哲学。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表明了,自然哲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促使自然哲学相应地改变形式。只要自然科学在继续发展,人类的自然观就不会凝固;只要自然科学还会进一步发展,自然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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