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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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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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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哲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2)  

2013-03-17 10:14:31|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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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哲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2)

吴国盛

http://www.philosophy.org.cn/Subject_info.aspx?n=20100603111232577883

 

四、牛顿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phy)

 

把近代自然哲学的起点定在笛卡尔和培根是恰如其分的,正是他们分别从认识论和社会学上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自然成了人的外在的认识对象,也成了人借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支配的对象。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因为作为知识形态的现代科学本身就是操作的、预测的、有支配意向的,它先验的适合于向技术的转化并成为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现实力量。这也正是近代科学区别于古代科学的本质特点。

 

新的自然哲学由作为顺从自然的自然巫术,演变成了用概念的结构网罗自然从而达到支配目的的自然科学。培根的方法——通过细致地考察自然现象从而摸清自然的脾气的自然巫术式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够的,自然需要用数学来建构。新的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之数学结构的科学,它的最伟大的体系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说:“自然哲学的全部任务看来就在于从各种运动现象来研究各种自然之力,而后用这些力去论证其他的现象。”(《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版序) 他还说,“我不是从物理上而是从数学上来考虑这种力的。因此读者不要以为我使用这些字眼,是想为任何一种作用的种类或形式,及其原因或物理根源作什么定义”。力成了牛顿自然哲学的核心概念,这使得后人将他所开创的科学称为力学。牛顿关于力的补充说明,指明了新自然哲学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区别:力并不是物理的动因,而是某种数学原则,是这些原则在支配着自然界的运动。

 

现在,自然是一个有规则和有秩序的物质体系。自然哲学的任务已不再是寻求“本原”和“本性”,而是可以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数学规律,对于那些喜好“沉思”而不懂操作技巧和数学技术的哲学家,自然哲学已与他们无缘。“自然”已被纳入这样的概念框架,以致只有科学家才有权对之发表意见。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已丧失存在的根据。

 

各式各样的人也全被引入这个由牛顿力学之巨大影响带来的概念框架之中,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在其哲学著作《思维之助》中说:“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概念,是指这样的万物,对它们可以用空间和时间的形式来描述,并且,它们受因果关系所制约,从而其存在的原因总能从以前的某种事物中找到。”这段话读起来令人极为耳熟,它显然得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令人惊异的倒是,一位浪漫派诗人一样没有跳出牛顿的自然概念框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此外还可以提到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他在《物种起源》中郑重声明:“有人以为我所说的自然是指一种主动力或神力;……我所谓自然,是指许多自然定律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所谓定律,是指我们所能证实的各种因果关系。”19世纪一个生命科学家的自然概念亦深深地笼罩在牛顿的阴影之下。

 

自然是上帝的作品,而且是按照数学设计的作品。贝克莱对此做了严格的哲学论证,其结论是,自然完全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它完全依赖上帝,但贝克莱一样承认自然是一个遵守普遍且确定的法则的机器,他没有超出牛顿的自然概念。

 

康德的自然概念是很难一概而论的,在他身上存在着调和与折衷的气质。如果我们只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么下一个结论是可能的。十分明显,牛顿科学给康德以极深的印象,他的知识论是以牛顿力学为出发点的,力学知识何以具有普遍必然性、自然何以具有数学规则?这是康德知识论要解答的基本问题。与贝克莱不同,康德并没有简单地将之归于全能的上帝,而是将自然从上帝手中拯救出来,“数理世界不是上帝的杰作,而是根源于人心中的先验形式,人心制造了自然,但并未创造自然,人心中的先验感性形式造就了现象界,但物自体外在于人,不为人心所知。自然确实是一幅图象,但这幅图景不是上帝制造的,而是人心的先验图式。”(拙著《自然本体化之误》,第87页。)至少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自然看成是人心制造的图象,因为时空、因果性这些牛顿自然概念的本质要素,均出自人心中的先验形式。康德以严密地逻辑,将人与自然的对立铸就成一套伟大的知识论体系。

 

哲学的任务从此发生了改变,对自然的直接关注是科学的事情,哲学只能探究研究自然是否可能以及是如何可能的。自然哲学逐渐被自然科学所代替,新成长起来的哲学不再是自然哲学,而是科学哲学,一门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的学问。

 

牛顿的“力”并不是自然界的“生长力”,而是对于自然事物的支配法则,这种支配权起初不言而喻地由上帝掌管,后来由康德还给了人——先验的、大写的人。这充分暴露了近代科学的真相,人支配自然的真相。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1781年)后10年,康德又出版了他的《判断力批判》,在这后一批判里,他提出“自然合目的性”概念,不再将自然视为一个只受因果性制约的机械体系,生命的合目的性原则重新出现在自然概念之中,这为即将到来的德国自然哲学开辟了道路。

 

五、德国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

 

与启蒙运动高举牛顿的旗帜、传播牛顿的自然观相反,浪漫诗人一直对自然的失落表现得忧心忡忡,他们本能地看护着这个生命之源。在蒙田的《散文集》中,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人工的贬低:“让自然来驾驭我们的行动比让我们自己来驾驭自己的行动更为安全。自负的臆测使得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本领归功于我们的力量,而不归功于自然慷慨的施舍。”席勒在《论朴素的诗和伤感的诗》更有一段对自然诚挚的赞美和留恋:

 

“当我们为自己的自由而陶醉时,我们就已经离开了它,而把自己抛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我们为这种平安的处境感到懊悔,当我们开始感受到了文明的辛酸时,我们马上就急切地渴望回到它那里去,而且,在我们被放逐于非自然的日常生活中时,我们都在怀着深厚地感情倾听我们母亲的声音。当我们仍然只是大自然的儿女时,我们既幸福又完美:现在我们自由了,但我们却失去了这两个优势。”

 

诗人的感伤并没有阻止世俗生活中自然的真正失落。但是,18世纪的后期,在德意志民族中成长起了一种与牛顿的自然哲学大异其趣、且一欲争雄的新的自然哲学,它构成了对近代主流自然观的一次重大冲击。

 

德国自然哲学作为一次哲学运动,当然有许多浪漫派诗人参与推波助澜,但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是继承了德意志民族自已独特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以帕拉塞尔苏斯为代表的有机论的、物活论的、泛灵论的、神秘主义的自然哲学传统,第二是以雅各?波墨为代表的辩证的泛神论哲学传统。

 

帕拉塞尔苏斯的自然巫术导致了作为主流的近代实验科学,但其神秘主义的、泛灵论的成分并没有被荡涤干净,依然在民间流传,且很有势力,在他的故乡德国尤其如此。这种传统将自然界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每一部分都充满了活力,意欲有所作为,人与自然的交流是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进行的,人进入自然的生命之中,把握到它内在的气息。

 

这种早期自然巫术的残余观念本来不敢与金璧辉煌、光芒四射的牛顿科学相抗衡,但它一旦与德国的富于辩证色彩的哲学传统相结合,情况就不一样了。波墨这位对我们已十分陌生的人物,被黑格尔称作第一个德国哲学家,“由于有了他,德国才出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哲学”。“他的根本思想,是努力使一切事物保持在一个绝对的统一体中,这就是绝对的神圣的统一,一切对立在神中的联合,……他的贯穿一切的唯一思想,就是在共相中把握神圣的三重性,在一切中把握神圣的三位一体,把万物看作神圣三位一体的显现和表露,这样,三位一体就是包罗一切、产生一切的原则。”(《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8页。ZW)〗这种原则蕴涵了后来被充分展现出来的联系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对立统一的原则等辩证法的精神。

 

机械自然观本来就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之上,克服这些二元对立成了近代哲学的一个根本任务,一元论者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解决方案均有明显缺陷,而辩证法自然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道路。

 

康德青年时代关于天体起源与演化问题的研究就已经显示了一种辩证的自然概念的可能性。机械自然观将自然看成上帝的一个造物,这便引入了上帝(创造者)与自然(被造物)的二分,而且逻辑上必然存在着世界的开端问题,牛顿没有办法提出了“第一推动”的观点。但如果将自然本身看成是演化和发展的,开端问题就不必在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框架之内解决。

 

机械论的世界图景是一幅均匀等质的画面,一切差别均归于量。然而,展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似乎处处是质上完全不同的两极的对立,德国思想家将之确立为“极性原理”,以与机械图景的齐一性相对立。诗人歌德关于颜色的著名研究就基于这个“极性原理”,他认为,颜色并不象牛顿所说的来自白光的分解,而是“光”与“暗”两极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

 

极性原理被谢林作为他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自然被看成一个不断创造的生命机体,其内部包含着一种原始的两极对立和统一的趋势,正是这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力量,展开了自然界无限多样的形态。

 

谢林的自然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大批德国的青年科学家追随他,以一种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眼光,去研究自然,并且也产生了一些重大的成果,著名的物理学工作有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李特尔发明蓄电池(这基于对电学与化学的统一性的认识),西贝克发现温差电(这基于对电学与热学的统一性的认识),至于在生命科学方面,其积极影响要更大一些。

 

谢林的自然哲学不久就遭到了厌弃。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事业,正势如破竹的向前推进,没有人能不被这一历史洪流裹挟着,没有人能不被拖入这一伟大事业所设定的概念框架和思维定势之中。机械论已被证明对于支配自然是最有效的观念形式(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它涉及到科学知识的本质。),比巫术有效得多,而德国自然哲学试图以根源于自然巫术的有机论来加入这一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事业,并争得一席地位,结果肯定是徒劳的。谢林的自然哲学之兴隆一时,确有一些喜剧的色彩。

 

然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完全是个悲剧。他原以为自然哲学遭到厌弃只是因为谢林这样的生手弄得过于草率所致,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去钻研当时的自然科学,试图在此基础上将自然哲学建造得更精致一些,但他精致的自然哲学完完全全不合时宜,而且悲剧性十足。

 

黑格尔自然概念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外在性,它不仅对精神是他在,而且是自身的他在,自然中的每一事物均相互外在,所以黑格尔说,外在性构成了自然的规定。这个自然概念是对时代精神的极大让步,同时也是对生命原则的极大背离。在这样一个框架内,怎能容得下有机体自然的生长过程。生命的原则若要强行塞进去这个自然概念之中,必定是以扭曲的形式出现。

 

这种扭曲表现在,整体的原则、发展的原则被当做某种逻辑的必然的东西起着支配作用,自然虽然是一个整体,但这是一个逻辑结论,自然是发展的,但只是逻辑的过渡和推演。这就实际上否定了自然界的自律性、自组织性和真实的历史性,而历史性正是在那个时代逐渐突现出来的全新概念。

 

柯林武德非常替黑格尔惋惜,说他既不能抛弃当时的科学观念,又想自己创造点新的观念,结果两方面都没讨到好。还可以提到的是,“海德格尔嘲笑歌德去跟牛顿的物理学进行倒霉的讨论。在他看来,歌德还不能看出他自己的自然观念还是活动在对象性的范围内,活动在主客关系中,因而从根本上与物理学并无不同”,(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 8页。)德国自然哲学的悲剧性全在于此。

 

德国自然哲学由于是一门“哲学”,是依然固守对象性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所以无法摆脱对自然施行概念的网罗。相反,浪漫派诗人的许多作品却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能胜任对“自然”(生命之本原)的追寻,荷尔德林的诗作被后期海德格尔反复吟咏、唱和,用以表达对失乐园的忧思,就说明了这一点。

 

德国自然哲学是对牛顿自然哲学(即近代科学)的一次不成功的进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正如柯林武德所说,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科学思想不允许提前使用,它只尊重那些通过科学方法得出的结果;第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允许人们对于科技时代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作彻底的反思。这两个方面在今天均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自然哲学正在走向真正的复兴。

 

这次不成功的反动所留下的影响,到今天仍能感觉到。举例说来,关于“自然哲学的复兴”的讨论每每被拉向由如下问题组成的陷阱中:在探究自然的奥秘方面,自然哲学如何能比自然科学更有所作为?如果不能,它在探究科学知识的本性方面能比科学哲学做得更好吗?如果不能,它究竟能做什么、要做什么?这就是陷阱:它已将自然安排为对象,将自然科学安排为对此对象的研究,将科学哲学安排为对此对象研究的研究。如果陷入这个陷阱,自然哲学当然就没有存在的根据。然而,自然哲学的复兴首先要破除这个陷阱:自然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这不是说自然尚未成为自然科学的对象,而是说,它永远逃避于对象性思维方式之外,它永在科学的视野之外。自然哲学直接面向自然,无须任何中介。

 

六、自然概念的重建

 

牛顿的自然概念是机械论的,它与亚里士多德自然概念的对立集中反映在质还原为量,数学定律代替目的论趋向,实验和预测代替沉思和理解。正如前面已指出过的,这只是机械论与有机论之对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即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的对立,在当时并未成为主导的方面,因为历史在希腊思想中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而今,机械论与有机论对立的这一方面被

                                                                                                                        

大大突出出来,成了新自然概念的生长点。自18世纪后期以来,在自然科学内部形成了一股新的思潮,即重新发现时间,这指的是生物学、地质学中进化论的确立,物理科学中热力学不可逆定律的确立;与此相应,在社会思想领域,则出现了“进步”、“发展”的观念,它们共同形成了19世纪思想史上的所谓“时间的发现”(可参见图尔敏的《时间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ime)。)。我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一思潮的重要性。

 

近代科学独占鳌头的是数理科学,牛顿科学即是数理科学的典范之作,而数理科学则成了一切科学的典范。人们常常说,一门科学只有充分数学化了才算是一门科学,还说,只有出现了该门科学中的牛顿,这门科学才算是成熟了。1969年诺贝尔委员会决定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由是,这门科学已经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方面发展,达到了一门科学所应具备的水平。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的观念将科学等同于数理科学,将数理科学等同于牛顿科学,而这两个等同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将科学等同于数理科学者大大忽略了近代科学的另一股源流,另一个传统,这就是与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相对立的博物学(自然史)传统,进化论正是这一传统的最高成就。与数理科学重视可控制的实验设计、重视普遍规律的数学表述不同,博物学重视搜集历史材料、重视亲缘关系和比较分类。在近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中,实验生理学传统和博物学传统齐头并进,共同谱写生物学的历史篇章。但由于受数理科学的影响,实验生理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博物学则被认为科学性不强,诺贝尔奖中只有一个医学与生理学奖,并无生物学奖,此奖与博物学家无缘。

 

其次,将数理科学等同于牛顿科学则忽略了热力学在数理科学中的独特位置。牛顿力学是动力学,它给出运动的改变与力的作用的相关关系即动力学方程,这个方程是普适的,对于任何一个力学体系,只要知道了它的初始条件,便可以由方程算出它全部的运动轨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动力学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是运动方程对时间可反演,将方程中的时间t代之以-t,则方程依然可以成立,这表明它所刻划的物理过程是可逆过程;第二是运动方程与初始条件的不相干性,也就是说,它们两者之间互不影响,运动方程是普遍适用的,是唯一的,而初始条件则有无穷的可能性。19世纪诞生的热力学所揭示的恰恰是不可逆的物理过程的物理规律,其最著名的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常常说的熵增定律,它表明,任何孤立的物理系统,其自然的演化结果是无序度越来越大,可用的能量越来越少,热量越来越均匀分布,温度越来越趋向平衡。热力学的不可逆性与动力学的可逆性是相互矛盾的,这对于那个牛顿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们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各门学科均在向牛顿力学还原、归化,以完成物理科学的统一,当时也有许多物理学家试图完成热力学向动力学的归约,最伟大的尝试是将概率引入热力学解释中,建立了统计力学。但是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概率论解

 

释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主义,这使得第二定律被认为只是我们的主观幻觉而已,并不真实。19世纪末的统计物理学家们致力于将不可逆热力学建立在牛顿动力学的基础之上,但均没有成功,最后,彭加勒证明了,一个动力学体系经过一个适当的时间均会回到其最初的状态,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动力学过程均是循环的,而不是不可逆的。热力学不能归约为牛顿动力学。

 

如果我们破除了将科学等同于数理科学、将数理科学等同于牛顿力学的不正确观念,那么,就不应该认为自然概念的重建是对整个近代科学的对抗,它也可能是近代科学获得新生的哲学前提。当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事实上并不是完整的统一的,相反,它处于一种非常明显的分裂状态。我们至少有四种世界图景现在正处于并列状态(可参见雷泽尔:《创世论——统

一现代物理?生命?思维科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按所描述的自然过程是否是时间性的可以分出两类,其中由量子物理学所表述的微观世界是无时间的,这是第一种图景;在有时间性的自然过程中按向低熵发展还是向高熵发展又可分出两类,其中由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表述的热力学过程是熵增(序减)的,这是第二种图景;在有时间性而且是熵减序增的过程中还可以按是否可预测分出两类:由现代宇宙学所表述的宇宙演化进程,属于有时间性的、熵减序增的且可以预测的自然过程,是为第三种图景,而由进化生物学所表述的生命世界的发展道路,属于有时间性的、熵减序增的且不可能预测的自然过程,是为第四种图景。存在科学和演化科学并立,共同孕育着新的自然概念。

 

无论自然科学将如何为自己开辟道路,它都必须对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和批判。这个工作不仅对科学是重要的,而且对哲学同样重要,因为近代科学的世界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支配了现代心灵的悲喜忧欢。我想,可以把由笛卡尔和培根肇始的近代自然概念概括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是自然的图象化,第二是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这两个方面均是在重建自然概念之时必须加以仔细分析、考察的。

 

1,图象化自然概念及其限度

 

牛顿自然哲学将自然看成一个由力的数学定律支配着的物质体系,自然界丰富多样的质被归结为单一的量,而人则被看成是这个“巨大数学体系的微不足道的旁观者”,自然的数学化与人—自然的二元关系是牛顿自然概念的两大主要特征。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我用“自然的图象化”来概括这两大特征(参见第一章第二节之二以及第二章第二节之三。)。我认为,用“图象”一词来表征近代的自然概念非常恰当,因为“图象化”既意味着“对象化”又意味着“空间化”(几何化、数学化) :一幅图象首先作为一个既存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是我们的对象,外在于我们,同时,

 

它又是被创造出来的,图象、观者与画师正好对应于自然、认识者与上帝(或人类理性);其次,图象是静止的、空间化的,本身没有变化的动力,正好对应于牛顿的轨道化的、可逆的、非时间性的自然界。不仅如此,“图象”一词还揭示了“对象化”与“空间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为“自然本体化之误”的昭示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直观帮助。“空间化”也就是“外在化”,因为空间性根本就是外在性,处于空间中的事物相互外在,相互成为对象,空间性事物的基本关系就是外在关系,是对象关系,各自将自己摆在对方的面前,也将对方摆在自己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象化也就是空间化,“图象”的真正象征是“空间性”象征。所谓时间的空间化不仅指时间成为空间的第四维,而主要是指时间被赋与外在性,时间中的事物象空间中的事物一样被认为相互外在,相互成为对象。在牛顿力学中,并非没有时间的概念,但它的概念是空间化的,是相互外在的事物的并存序列,在自然图象中,它是第四维空间,相对论只是在形式上确认了这一点。

 

空间性的自然图象将人类置于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互外在,但是,它并不与世界整体相互外在,它是世界整体中的一部分,它属于世界,它本身是被图象化的。这就是进化的人类科学所得出的结论。然而,另一方面,自然的图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承认了自然图象对于人类认识者的外在性(图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在它之外的画师创作)。于是,我们便有了两种外在性:认识主体对于自然图象的外在性,与自然图象中的人类对于图象中其他部分的外在性,而且后一种外在性依赖于前一种。我们马上可以发现,这种两种外在性是不相容的。可以得出两种可能的推论:

 

第一,如果我们确认自然图象的本体论地位,则认识主体自然应置于自然图象为人类所安排的位置之中,也就是将认识主体嵌入图象之中,这样,认识主体与自然图象之间的外在性就被打破了,认识主体不再外在于自然图象,而成为图象的一部分。而我们知道,这个外在性一旦打破,则全部自然图象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自然(自然图象)本体化之误正在于此。

 

第二,如果我们确认认识主体与自然图象之外在性的优先地位,从而不把认识主体置于自然图象之中,而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绝对的对象性之中,则自然图象为人类所安置的位置变得毫无意义。自然图象关于人的论断是不真实的。在巨大的时空背景下,人只是宇宙之中沧海一粟的结论便不足挂齿。因为相反,由于人与自然绝对的外在,我们完全可以逻辑地推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人并非宇宙之中一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与宇宙共存;并非自然创造了人,倒是相反,是人构造了自然。

 

这就是图象化自然概念必然推出的两个可能结论:或者将自然图象本体化(赋与最高的实在性),则人不再可能作为认识主体,而自然图象也不再可能;或者将人与自然绝对的二分,则自然图象关于人的位置的断言全为虚妄。我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否定了前者,暗含地肯定了后者,现在看来,否定前者固然不错,但肯定后者则大有问题。从逻辑上讲,肯定后者乃是坚持图象化自然概念且否定自然图象本体化的必然结果(其逻辑形式是((p→(q∨r))∧(q))→r。),因此人与自然绝对二分的问题是由图象化自然概念带来的,我们对人与自然二分的质疑必定指向图象化自然概念的局限所在。

 

图象化自然概念的局限性始于人的因素的引入,在人的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前,图象化作为一种控制实在的手段是十分有效的,因为空间性是那种将自己和盘托出、接受整体把握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有效性和力量证实了图象概念的价值。全部的麻烦来源于我们试图以图象化方式来解决人的问题,自然本体论之误在于将人置于自然图象之中。

 

因此,要揭示图象概念的限度也必得从人的问题开始。人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有生有死;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有始有终。人是一种生命,这大概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终极事实,无法究诘。正因为此,我们无法相信由人与自然的绝对二分推出的惊人结论:人与宇宙共存和永生。我们必须承认不是人构造了自然,而是自然孕育了人类。

 

单纯的图象概念使人与自然陷于一种纯粹的空间性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绝对的外在,同时各自使自己成为静止和无生命的僵持着的东西。事实上,图象只是呈现于表面的东西,它依赖于“创造者”,创造者是它的本质,因此图象本身已经存在着一种至少是单向的流动性。《自然本体化之误》正是强调了这种单向流动性,而将主体的创造性置于本体的地位。这里可以看出自然图象概念的支配性:它不仅可以导致自然本体论,同样可以导致实践本体论。《自然本体化之误》因为认定只有一种自然概念即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概念,又认定自然科学只可能有一种自然概念即图象化的自然概念,因而批评了自然本体论,但欲以实践本体论代之。

 

这两种认定当然值得深究。自然科学是否能摆脱图象化的自然概念?这个问题在本节的开头就有过一个暗示。古典数理科学显然是图象化的,新兴的数理科学比如研究复杂性、探索不可逆性的科学能摆脱传统为它预设的追求控制和预测自然现象的功能目标吗?我暂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如果新科学还是数学化的、预测性的、普适性的,那么,新旧科学的区别就只是不同图景之间的区别,而并没有摆脱图象化概念本身。至于明显被《自然本体化之误》忽视了的进化科学(我想,这大概是学数理科学出身的科学哲学家的共同弊病。),则有可能是摆脱图象化概念的一个途径,因为它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因为它将人的认识活动汇入自然的进化之流中,而不是将认识活动独立于认识对象之外。

 

不仅自然科学尚有可能建立起非图象化的自然概念,而且也存在科学之外的自然概念。创造活动的本质不在于将自然高悬于我们生活世界之上(或之外),而在于使创造者融入自然之中,由空间性关系进入时间性关系,由纯粹的外在关系转变成内在关系。因此,问题不在否定这种理性的创造活动,而在应将创造活动看成人与自然由空间性关系向时间性关系过渡的中介。自然不再是我们所面对的东西,自然就在我们融入自然的同时进入了我们。自然即是生活世界的流动和生长。

 

自然不是单纯外在性的王国,这意味着它的确有时显现出外在性,而有时显现出内在性。星空宇宙难道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天国吗?唯其如此,它才那样完美的遵循着数的规律,永恒的奏着天体的音乐。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偶然性与必然性、随机性与决定性、有序的与混沌的、生长的与衰败的、进化的与退化的诸多事物与过程,交织在一起,纷然杂陈,汇成一股时间之流,我们根本无法一义地将它们图象化。这可能就是图象化概念的限度所在:它只对天国有效,而在人间则过于理想。

 

2,人类支配自然概念的限度

 

图象化自然概念的真正限度应该从人类支配自然概念的限度中找到。图象与支配具有某种同构性:它们均基于一个二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或者人与自然的二分,在这个二分的基础上,主体向客体加于图象,人向自然加于支配。同样,它们的限度也具有某种相似性:

 

当图象被加于主体时,当支配加于人自身时,这些概念的极限出现了。当图象用于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身时,图象失去效力;同样,当支配到达某一个程度时,支配者反成了被支配者,支配不再有效。不仅如此,人类“支配”自然的先验基础是自然的图象化。真正的“支配”对象只能是缺乏自主性、唯有被动性的东西,当自然界被认为充满了神性和灵气的时候,真正的支配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自然被物化、被沦为被创造之物、丧失了独立性之后,它才可能在效用的意义上被充分支配。自然的物化抹掉了一切神性和诗意的光辉,被齐一化了,与此同时,理论科学的自然图象概念被建立起来。

 

人类大规模的支配自然是从工业化开始的,工业化的实质是将自然作为一个巨大的能量库和物质资源库,以供人类支配和利用。瓦特的蒸汽机作为一种万用动力机械,实现了将自然作为一个齐一的能量库的目标理想。从此,不再是顺从自然天然的能量转换,风车有风则转、水车无水不动的局面不再存在,自然开始在人类的支配下连续不断地供给能源。

 

热力学在工业革命中诞生,简直是一个神谕般的事件。热力学第一定律宣布了能量转化的普遍可能性,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牛顿动力学提供的自然图象。然而,几乎同时出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却宣布了能量转化并非普遍可能,而且断言,一切物质系统,一切作为孤立个体的物质系统,全都处在耗损、衰退的过程中。这意味着,如果自然被彻底物化,在理论上被视为物,从而在实践上当作物来处理,则自然将处于整体的衰败之中。

 

机械理论上无历史,但无历史的东西不可能是现实的,因为一切现实的均是有历史的。因此,牛顿动力学所描述的机械,只是一种理想图象,并非现实。任何现实的机械均有历史,只不过是退化的历史。任何物的东西,均有一个由新转旧的过程,任何机械都在磨损,最后无法使用而被废弃。因此,牛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实在的)世界,而是一个理想世界。

在现实的世界中存在着进化的生命流向,也存在着退化的物质流向,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如果将现实世界齐一化(空间化)为牛顿的图象世界,则只能认为完成了一个抽象过程,而未参透、进入真正的现实世界。

 

当世界观上的图象化被转化为人类支配自然的实践活动时,则一种大规模的机械行为指向了自然界,指向了现实的生命过程。时间之流被截断,成为横断的空间截面;生命经受机械的磨炼,退化成为物质。于是,生命之流改道加入了退化的历史的行列,自然的生长过程被破坏,而人,作为生命之流的一支,同样不知不觉的改道进入了退化的物质之流。这就是支配自然的后果:本来融汇于生命之流的人类,在“支配”的过程中脱离了生命之流,被非人化、被异化(在这个词的生物学意义上,异化即是被排除于生命体之外)、被“支配”。人类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人类被支配:不仅一部分人被物化而成为另一部分人支配的对象(这大概不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且人类整体上被逐去生命之流,在物质世界中随波逐流。

 

在这里,我不必具体地描述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已经有无数的文献可供阅读。这两大危机可能是诸多危机中最为严重的两个,其他的或从属于它们,或较为次要。能源危机关乎“发展”问题,生态危机关乎“生存”问题。当代世界有什么问题比“发展”和“生存”更为重要的呢?但我们确实应该看到,这两大危机均内在的根源于近代欧洲建立起来的图象化的世界观和人类支配、统治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能源危机的实质是人类机械行为对有机自然的损耗,而生态危机则表明人类整体上有被逐去生命之流的危险。

 

图象化自然概念的限度和人类支配自然观念的限度的确立,是我们重建自然概念的起点。限度同时意味着两件事情:在一定限度内的有效性与在此限度之外的无效性。近代科学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这是它有效性的一面,但我们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已经和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从而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种二难。人类是一种活的存在物(生命),因而从属于自然,同时,人类又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因而总是将实在对象化,总是将对象纳入支配和控制的范围,这是人类面临的普遍的二难。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根本的二难?

 

我们或者二中择一,或者宽容地同时接受二者。前者虽然彻底,但总是失于独断和偏激;后者中庸,但总是流于空洞。空间性思维方式为二难问题设置的先验答案是,或者二中择一,将一种颜色布满画面,而将另一种颜色暗淡下来;或者二者绝对外在、色调分明的并存着。也许,我们需要彻底破除空间性思维方式。我们需要将科学还原回到生活世界中,来考察它的有效性;我们需要将理性和意志作为一种生命形式来理解。

 

果真破除了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哲学就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就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原的沉思者的事业。我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哲学。

 

本文不再系统阐述19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批判旧的自然概念重建新的自然概念的有关论述,尽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哲学作为一门哲学的分支学科并不引人注目,但是重建自然概念的科学努力和哲学努力从未停止,特别在欧洲大陆的哲学界,重建自然概念的努力始终体现在对工业社会和技术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之中。这也说明,新的自然哲学可能不再以一个知识门类出现,而是一种广泛地思想运动。

 

(原载《自然哲学》(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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