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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后现代理论医学博客

《后现代医学》、《正反馈医学》、《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日志

 
 
关于我

这是一个宣传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博客.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新医学.该理论认为,在生命组织中干细胞是决定机体功能状态最基本的因素.通过调节机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就可以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实现器官重构,使器质性病变得到治疗.现在,已经在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杨鸿智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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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论医学之“道”的不足与互补  

2012-12-27 06:20:56|  分类: 干细胞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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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论医学之“道”的不足与互补

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论医学之“道”的不足与互补

2006-6-14 10:01:00

http://yizhe.org/news_show.asp?id=919

 

概要

 

过对医学中的一些“形而上”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识到主流医学在这些方面有欠缺,生物学规律不完全就是物理学规律的翻版。适当保持生物学与医学的多元性并非蠢举,在人与自然、心与身以及其他一些医学问题的认识上,主流医学宽容而谦虚地兼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一些有益思想,也许是医学发展之幸事。

 

 

百余年来,有关中医的批判或中西医之争,观点似乎不断有更替,但在笔者看来,其实只是在几点上打圈。争论的焦点无非几个,而最深层次的命题始终没改。概而言之:从科学角度看,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医学方法的价值和可行性问题;从科学的形态而言,只能“惟一”,还是允许“多元”;就争鸣的表现形式而言,始终是在“两极中振荡”,即或极端排斥,或死抱着传统不放。在我们看来,今天的讨论,首先应告别以往的传统——过分情绪化、偏激,时不时带有政治化,或多或少地挟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应跳出狭隘的中西医之争的怪圈。

 

所有关乎中西医学之争或中医学讨论的话题,首先应该明确(或曰基本明确)一点:医学的主要问题究竟涉及哪些?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这常是争论的关键之所在。就我们看来,医学至少可归纳成三大块:“道”、“学”(理)与(技)“术”。何谓“道”,我们并不准备作学究式的考据,可大致定义为“形而上”问题。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医学所涉及的“道”,远较物理、化学来得复杂和多层次。据笔者所见,大致可分几大问题作出讨论:

 

1 规律的特殊性问题

 

占主流的观点认为:生命过程就是一个生物学过程,而生物学过程最终都可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因此,生物学只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已。借助物理、化学等“还原”研究方法,人们足以揭示生命、健康、疾病的所有奥秘,只要抓住“本质”(即某个不能被进一步“还原”的单体),一切将如物理世界一样,大白于天下。从魏尔啸的“细胞说”到20世纪初的核酸、蛋白质,到20世纪中叶的“DNA”双螺旋结构,直至今天的“基因”结构组学,都是这种信念的体现。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曾高度概括说:“最终人们希望生物学的整体可根据比它低的水平,进而正好从原子水平得到解释”。只要找到 “本质”,一切便迎刃而解。持这一观点者目前占着绝对主流,在生命科学哲学上他们被称作“分支论”者,他们大都是生物医学的乐观派,正在等待最后成功的到来。

 

笔者充分肯定还原研究对生物医学巨大科学意义,认为舍此无从谈及医学科学。然而,笔者并不健忘,50年前,人们曾为DNA的发现而欢欣鼓舞,并在最短时间内给两位科学界的“毛孩子”(当时只有2030岁)授于最高的诺贝尔奖;70年代~80年代,人们为分子生物学的“明天”也兴高采烈,并预言生命与疾病的所有奥秘将在20世纪之末最终被破译;世纪之交,人们对于基因研究,期盼也如出一辙,认为它将彻底解决许多医学难题。事实一再提醒人们:上述期盼只是人类自我狂妄的不断翻版而已,生物学领域的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套用诺贝尔奖获得者、杰出现代科学家普利高津的一段话:“物理学正处于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信念的阶段,人们应当在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了解整体,要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宏观的尺度上组成整体的小单元怎样表现出一致的运动”。而这些观念与“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为接近。”未来学家托夫勒关于生物医学 “拆零”(即还原)的批判,更是刺耳。相对而言,批判的声音似乎要比这弱得多,并表现出多维之异见。在此,笔者只想枚举其中生命科学哲学“自主论”的一些见解。20世纪中后期,除分子生物学外,群体遗传学、综合进化论、生态学、行为学、分类学等生物学分支也得到了空前发展。部分学者受启于这些学科的进展,则持与上述相反的立场。他们强调:生命不同于一般的物理运动,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生物学真正重要的目标以及获得这些目标的适当方法,与其他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是如此不同,以致于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与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保持持续的隔离”(罗森伯格)。目前物理科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生命科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借用,但它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应该成为一门自主的科学,故他们被称作“自主论”者。

 

自主论者进一步认为:物理科学的解释框架是因果论的或机械论的,而生物学的解释框架则是功能论的或目的论的,后者无法还原为前者。生物学探讨的很多现象是功能学意义上的,它有着某种明确的目的性,如生物长期的演化过程,生物体中的许多解剖构造,以及各种生理调节环节和过程等都具有某种明确的目的性。而在一般物理世界里这是不存在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物理学若持“目的论”,必将导致“上帝创造说”)。故自主论者认定:从物理科学中抽取的图景无法揭示生物学的真正特点。又如,物理科学已形成了公理化体系,建立了公理化方法,而这在生命科学领域是奢望,它的许多理论只能作定性的描述,无法建立起严密的公理化体系。再者,物理科学讲究规律与定律,生命科学中并不存在规律,或只有独特意义上的规律。比如说,很难用数学精确表达,只能求助于P值(概率)。所有这些都表明:生物学有其特殊的规律。

 

著名生物学家、生命科学哲学家迈尔(Mayr.E)更强调:应改变科学统一的传统信念,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他认为,由于近代物理学的进步,“彷佛世界上并没有活生生的有机世界。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摆脱物理主义的影响”。他指出生物学中还原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因为,生物阶层系统的不同层次都有新的突生属性出现。“尽管阶层系统的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都有原子、分子组成,但高层次的过程常常不依赖于低层次的过程。”“在生物阶层的不同水平上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就要提出不同的理论。这样,在从大分子系列一直到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及其他,每一层次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要充分解释生命现象,就必须研究每一层次”。波普尔曾认为对生物进化的描述就不是定律,而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陈述。迈尔也主张:“人们平常所说的生物学定律,都不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大多都有例外”。他说:“生物学中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的概括都有例外”。生物学描述的事件是历史的、特异的,故其概括都具有或然性。

 

物理科学认为现象世界只不过是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外在反映,本质才是最重要、最真实的。迈尔却认为生物学领域重要的不是本质而是个体。他以许多生命现象为例,特别是种群现象是以高度的变化为特征的,彼此的差别常可巨大到35个数量级。故物理世界的实体具有本质不变的特性,生物领域的实体却以可变性、个体性为最重要特征。这使我们联想起人们常抨击中医的“个案”分析,认为毫无意义,其实,就是把生命现象简化为一般物理现象的体现。

 

迈尔还认为:(1)生物事态具有随机性,突变、重组、配子选择、配偶选择、合子的早期存活率等都是不确定的;(2)生物实体具有独特性,对独特现象的描述不可能有什么普遍定律;(3)生物实体具有极端复杂性,这种极端的复杂性导致完全的描述是不可能的;(4)在生物阶层系统不同层次突现了与其它层次不同的新性质,这些性质不可能从低层系统中推导出来等等。因此,生物学中的所有预测几乎都是统计性的。基于上述观点,迈尔特别强调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传统的观察、比较等方法与还原、实验是有着同等重要性的科学方法。

 

我们并不想评判上述观点的对错或高下,因为思考者都存在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负荷”。我们只是强调:作为主流的现代医学的“本质”说和“还原”之道,有着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和优势,正因为凭借“简单性信念”和还原方法,现代医学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理性和宽容也让我们看到 “自主论”有它的合理性。至少,生命现象绝非简单的一般物理现象。我们何必只知其一端而排斥其余呢?再说,谁也没法否定生物学(包括医学与疾病问题上)中普遍存在着“蝴蝶效应”,这些,绝非原子论的简单性信念所能解释,更不用说争议甚多却客观存在的“循经感传”现象。而科学必须回答客观事实和现象。其实,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的诞生并颇受欢迎已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我们只是认为:确定主体方向的同时,不妨兼容一些其他合理观念和方法,作出某些必要的调整,这也许是现代医学更健康发展的唯一选项。

 

2 人与自然的关系

 

医学之“道”的第二个大问题,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因此延伸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常说的“天人”关系等。

 

物理化学虽也存在着与外界联系的复杂问题,但却相对单纯得多,因为无机体缺乏主动的适应与调整过程,充其量只是通过物理范畴的“场”、“力”等发生关联。而生命体,尤其是人及其健康和疾病诸多问题,却相对复杂得多。关于天人关系,历史上形成了三类观念:第一类存在于形形色色宗教之中的人屈膝于“神”(人格化的天)。这显然无助于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故对西方中世纪的医学和科学人们只能称作“神学的婢女”。

 

第二类存在于中医学及其他部分非主流文化中。中医学的观念可作以下概括:人既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生老病死等无疑受制于天地自然,故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必须积极主动地顺应或通过调整自我以适应自然。《素问》开卷前几篇的《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四气调神大论》等,以及后世归纳的防治学中因时、因地制宜治等都是这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典型体现。第三类即西方主流文化、包括主流医学所持的观点,它是在与中世纪神学抗争中产生的,强烈反对以神为中心的旧教义的同时,祭起了“人类中心论”的大旗,鼓吹天底下“一切要以人为中心”,“人和自然都是独立的”。它不再把人单纯地看作是有机自然的构成部分,或附庸,而强调人是自然界的对立物,是认识、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力量。笛卡尔就曾强调:“人应成为自然之主宰和统治者”。这些观念不仅强调了研究时须主客体分离,给了近代科学以大胆“解剖”自然(包括人体)的勇气,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作出了清晰的提示—应把人从自然中,把局部从整体中,把要考察的客体从它背后的整体性联系中剥离出来,分门别类,就事论事地探究,如此才能深入了解各个细节。这一观念又和上述的原子论、物理世界的“简单性信念”等相“耦合”,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错,在人类认知自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上述这些的确是关键性的。因此,有人评价说:“正因为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把自然作为人类的对立面,才能创造出发达的自然科学,使人对自然的改造呈飞跃性的发展,并使人的思维日益提高”。然而,从科学进步的角度而言,如此,真的能完全揭示生物体的奥秘吗?真的是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最佳信念吗?暂且不说生态学研究的进展,突变论、蝴蝶效应等现象的存在,以及“绿色和平”的全球性反思和崛起,仅举自身的体验而言,笔者临床主攻肿瘤,但也有不少杂病患者。20世纪90年代中的一案,给我猛的一震:某新四军老干部,女,离休,严重心疾多年,又患乳腺癌,偶然间我发现她的每次心律失常加剧均在大的“节气”的同一天,遂让她做记录,但不给任何提示。结果,或是劳累,或喜怒会发,但逢节气必发,中药调整2年~3年后,一般节气很少发,但“两分”、“两至”仍必发,且时间咬得非常准。随着中医治疗4年~5年后(因肿瘤病人中医治疗均很认真,且能坚持长期),现已几乎不发。当然,她现在也知道了自己心疾与节气的关系了。此后,本人有意识地观察所有有严重心律失常的病人近30例,多表现为频发早搏(其中,约一半因化疗后的毒副反应所致),他们中间有一半左右明显地表现出类似的与节气的关系,而且有两位本人就是资深的医师。科学须解释事实、分析现象。这一现象令我思考颇多,它不仅促使我临床调治时多了一个考虑参数,也让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更多了些沉思。的确,中医学的“天人合一”观有它不少负面的倾向,包括夸大事物统一性、一般性等(对此,笔者已在新版《中医学方法论》中作出了批判)。然而, 天人对立,人与自然分离,主客体分离,尽管是现代科学赖以进步的关键,但作为主体的人,是生活在错综万变的环境之中的,它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而漫长的进化过程对生命体所造成的影响,就像前述的心律失常与节气的未知联系,又绝非剥离了的、割裂了的研究所能揭示。抱这种信念者,甚至连这类现象都视而不见。再加上人有着主观能动性,在正确观念指导下,完全可以主动调适,以更好地与自然保持和谐。如此,至少可以少犯些愚蠢的错误,少受自然界的惩罚。而且,对于人体的奥秘而言,还有助于许多研究的不断深化。

 

国内著名学者冯之浚曾指出:“在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世界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我们赞同这一判断。“崇拜”是图腾与宗教的核心,“征服”是现代主流科学与医学的宗旨。而中国传统医学与文化则是介乎“崇拜”与“协调”之间的顺应。其实,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传统中医已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认识、经验与方法。我们认为,在现时代,在借助“征服”取得了一个个成就后,汲取“顺应”观念中的合理成分,更容易促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协调”。

 

3 心与身的关系

 

医“道”还进一步涉及“心”与“身”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即从古至

 

今贯穿于整个人类思想的“灵”、“肉”问题。这不仅是神学、哲学、科学所关心的,亦是医学必须回答的难题。因为,人是有着心身两重性的,不仅仅“心理因素可以致病和治病”(阿维森纳的名言),在我们看来:心身相关性也是关乎生命寿夭、健康与疾病的一大关键环节。

 

基此,我们仍可归纳出三类观念,这三类观念尽管本质上都属于心身二元论(详见拙作《中国传统精神病理学》),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旨趣,导致了完全相背的结果。第一种观念是精神肉体对立,突出重视“灵”,重视“精神”;蔑视“肉”,轻视“躯体”,这集中体现在宗教思想中。这无须多作展开,它只能引导人们拜倒在上帝之类“神灵”脚下,不可能发展出关于心身的科学认识,更无益于人类的心身健康以及众多疾病的防治。第二种观念是对上述的反叛,可以说笛卡尔是这方面的先驱,他对文艺复兴后的心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无法否定心可影响身这一事实,却过分强调身对心的作用更强,且“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严格的心身二元论上”。心理学史权威舒尔茨认为,正是笛卡尔的思路,“迟早要把人的心只归结为一架机器”。正是这种在文艺复兴后占主导地位的、符合当时物理学的常识,大举渗透进入了生物医学,以致长期以来在主流医学界人们对心理问题不屑一顾,或者仅视为躯体的附庸。它也是没有给心理等因素留下任何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会演变成主流医学教条化的“至上命令”,操控着一代代业医者的深层次根源。

 

第三类认识则是中国传统的(其实,在古希腊和古阿拉伯医学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心身相关,并无绝对主与次之分之观念。它强调心身合一(尽管它本质上亦是心身二元的),认为心身之间:“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形体)生气(功能),气(功能)生神(心理);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精神心理不仅可作为背景性因素(如个性、认知等),也可作为直接病因,影响人的生老病死。故中医学的传统是“上工守神”(注重精神心理)。我们体会,中医临床切脉、问诊等医患交流过程中,也都浸透关注对方精神心理的宗旨。

 

有哲人曾针对生物医学的现状,不无调侃地说:“19世纪,上帝死了(指科学战胜了宗教);20世纪,人死了(指医学中,只剩下人的躯体,而精神、意识、思维、情感等被人为地抽去了)”。笔者素对心身医学感兴趣,就临床体会而言,从事肿瘤临床与研究近20年,可统计的资料3万多例。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今天的肿瘤,较之西方,仍有着极高的死亡率,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主流医学工作者大多漠视对象的精神、心理问题。换句话说,很大比重的癌症患者主要是死于心理问题的(详见拙作《现代中医肿瘤学》)。笔者所领导的研究和治疗机构,在这方面作出了针对性的努力,在上述观念启迪下,继承中医药关于心身互动关系的传统,并揉合了一些心身医学的做法,尤其在诸如胰腺癌、肝癌、肉瘤、脑瘤及老年肿瘤等难治性的癌症治疗方面,疗效明显要好得多。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西方生物医学同样骨子里不重视这些问题,何以他们的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中国的一般水平。笔者分析认为:这是事实,但不能忽视一个重要因素,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教(宗教既给人精神归属感和情感支持,又有意无意地帮助人们从容面对死亡),在这问题上起着重要的补偿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临床心理咨询和肿瘤患者社会支持系统,也起着积极、正性作用。而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其他又都处于极幼稚状态。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在《心身医学概论》中就提出:心身医学有可能是中西医学交融的重要领域之一。今天,笔者仍持这一见解,主张在这些问题上双方都应低下头,聆听一些不同的声音,兼容并蓄。尤其关于心身相关性的见解上,主流医学更应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

 

4 总结与其他

 

很多关乎医学本身问题的也涉及“道”。如医学的目标、医学的目的、医学的模式、医学的宗旨,解决健康与疾病的主导思想,以及医患关系等。在这些很庞杂的问题上,人们仍存在重大分歧,或曰方向迷失。对此,本着探索性的精神,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延续了两千余年的,有着自身体系和丰富经验的中国传统医学,对这方面的部分见解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关于医学模式问题,传统模式中有些思想值得参见。关于医学目的,主流医学过分倚重于治疗,认定人类能攻克一个个疾病,这是人类主宰自然意识的自动流露。为此,人类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能否适作调整,讲究养生,重在防范,且从自身行为纠治做起,包括借助一些心身修炼方法,目标是共跻寿域。又如医学的防治手段,主流医学注重的是线性方程的“补充”与“对抗”,而传统中医偏重的是“调整”与“适应”;就治疗措施而言,尽管希波克拉底早有告诫,“以不创伤为原则”,但主流医学更倚重于创伤性“根治”,包括不太在意毒副作用与否(这在肿瘤治疗中体现得最为典型);而传统中医的主体思想是“王道”,以尽可能减少伤害为指向,无毒或零毒治疗,且以“食养尽之”;就具体手段而言,西方主流倚重于合成药物和手术等,中国传统偏重于天然之物和食物等(尽管中药中有关木通等的事件,但这并不能就此否定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医患关系而言,传统医学很大程度依赖于医患之间的人际交往,它强调“医患相得”,因此,不少人诟病中医治疗,认为带有浓厚的心理暗示成分,笔者对此并不以为然,正性暗示有何不当?相对于主流医学过分仰仗昂贵的现代仪器,且人机对话中依附于“机”,医患对话中只知“指标”,而不识作为“人”的患者,忽略了对象心身的综合需求,以致医患冲突骤增,到了要“呼唤人性医学”之境地,这些,难道双方不可以取长补短,谦虚地相互借鉴吗?

 

总之,就医道的层面而言,医学总体的欠缺还是很多的, 一个进步的医学体系,应该是开放的,愿意兼容其他学科优势的。不仅要对各种非主流的合理思想善于汲取,而且还应积极兼容其他学科的有益思想。比如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罗杰斯学派,强调心理咨询对象与心理师的关系是“咨客中心论”,而针对今天的医患关系紧张,一贯高傲、自负、自认为所不能的医师们,是否也应该学一学罗杰斯的做法,强调“患者中心论”,也许,这将大大有益于临床诊疗和水平的提升。更何况与它的近邻——传统中医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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